“信息流行病”不是意在說服人們相信一件錯誤的事情，而是要發佈許多不實信息，給人們造成無法瞭解真相的感覺，從而開闢出一種權力真空，這樣做會促進某些人的利益
疫情“拐點”到來，信息須無障礙流動
新冠病毒在全球的蔓延遠遠超過人們的想象。
2月15日，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譚德塞告訴參加德國慕尼黑安全會議的外交政策和安全專家，令世衛組織感到鼓舞的是，目前在中國境外還沒有出現新型冠狀病毒的大規模社區傳播。他呼籲國際社會在反擊流行病的時候同時要反擊“信息流行病”，各國政府、公司和新聞機構應與世衛組織合作，發出適當程度的警報，但不要煽動歇斯底里的情緒。[1]
然而，僅僅過了不到兩週，新冠肺炎疫情已經蔓延到全世界：全球已有超過8萬人感染，蔓延範圍達40多國，死亡近2800例。感染者雖然仍大部分集中在中國，但韓國、日本、意大利和伊朗的疫情都已經發展到較為嚴重的局面。[2]
2月26日，疫情出現了很多人意料之外的“拐點”——在中國境外確認感染病例數字首度超過中國國內。世界衛生組織敦促世界各國做好迎接疫情的準備；美國則直接警告說，疫情全球大爆發已“難以避免”，只是遲早問題；南極洲為惟一淨土。[3]
3月11日，世界衛生組織宣佈，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定性為“全球大流行”（pandemic）。疾病流行和大流行的區別在於範圍，前者疫情擴散範圍較小，後者通常是指傳染病在多個國家乃至全世界流行。WHO宣佈這個定性前，全球確診感染病例激增，躍至兩週前的13倍，中國以外各國疫情繼續惡化。歐美股市聞訊驚惶悸動，大盤全面下滑。[4]
1918–20年的“西班牙流感”大流行在全世界範圍內造成了巨大的死亡率。
從疾病流行到大流行的“拐點”顯示，病毒和我們跑的是馬拉松，不是短距離衝刺。各方都要做好“抗疫”的長期準備，在此一過程中，信息的無障礙流動顯得尤為重要。
法新社報道，新冠肺炎全球死亡人數已逾5,000人。病毒和我們跑的是馬拉松，不是短距離衝刺。
若干學術研究從不同層面佐證了重大疾病流行期間保持正常信息流通的重要性。在東英吉利大學（UEA, East Anglia University）2月14日發佈的一項研究中，專家們認為，假新聞會令疾病的爆發更加迅猛。[5]專家說，這項研究和此前的另外一項研究[6]是針對流感、猴痘和諾如病毒進行的，但也適用於COVID 19。
這裡所說的“假新聞”包括錯誤信息和在社交媒體上的不正確建議。東英吉利大學的科學家在分析錯誤信息的傳播如何影響疾病擴散時說，任何阻止人們分享假新聞的成功努力都可以挽救生命。
研究者之一、UEA醫學教授保羅·亨特（Paul Hunter）表示：“錯誤信息意味著錯誤的建議會很快傳播出去，並且可能改變人類的行為，讓他們冒更大的風險。”一個新冠肺炎中可以佐證的例子是，2月15日，鄭州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通報，一女子疑因出門購買號稱可以治療肺炎的雙黃連，反而因此患上新冠肺炎。[7]
亨特教授等人的模型考慮了人們的真實行為，不同疾病的傳播路徑、潛伏期和康復時間，以及在社交媒體上的信息發佈和實時共享的速度和頻率等。由於假新聞往往是建立在陰謀論之上的，他們還考慮了對權威的較低信任與人們相信陰謀的傾向之間的相關度，以及人們如何在網上“信息氣泡”（information bubble）中互動。亨特指出，“令人擔憂的是，人們更可能在社交媒體上分享不良建議而不是來自可靠信息源的良好建議”。
美國威斯康星醫學院一項針對Facebook上關於寨卡病毒的帖子的研究表明，最受歡迎的健康內容是那些最不準確的帖子。換言之，在社交媒體上，傳播陰謀論或錯誤信息的帖子最流行。
2020年2月19日《柳葉刀》官網刊登《支持中國抗擊2019年新型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疫情中的科研、公共衛生、醫務工作者的聲明》，八國科學家聯合發文，強烈譴責近來謠傳的新型冠狀病毒是“人造”、非自然起源的陰謀論。科學家們在信中表示，陰謀論除了製造恐慌、謠言、偏見，損害全球共同對抗疾病的工作外，別無他用。
在社交媒體構成許多美國人重要新聞來源的今天，威斯康星州醫學院的研究人員發現，2016年5-6月關於由蚊子傳播的寨卡病毒感染的不準確信息，在受歡迎程度上，令有關該疾病的更權威的信息相形見絀。
由此可以看出，重大疾病暴發往往成為更多有害信息傳播的溫床。研究員瑪加·莎瑪（Megha Sharma）博士說：“最令人困擾的是那些提供錯誤信息或張揚陰謀論的網站或視頻，試圖把焦點完全從真正的問題上移開。” [8]
研究人員在《美國感染控制雜誌》上報告說，Facebook上200個最受歡迎的帖子和視頻中，有81％包含有關寨卡病毒的有用或可信信息。大多數有用的帖子來自新聞機構，而22個有用的視頻歸功於疾控中心。雖然如此，研究人員發現，那些傳播陰謀論或錯誤信息的人最受歡迎。例如，共享最多的可信和有用的帖子是世界衛生組織新聞發佈會的視頻，被觀看了4.3萬次，並被964個Facebook帳戶共享。然而，最受歡迎的傳播錯誤信息、聲稱寨卡病毒是一種“欺詐性醫療騙局”的帖子，被瀏覽了53萬次，被1.9萬多人分享。[9]
與社交媒體相比，新聞機構的作用體現在哪裡？
新聞機構必須在報道冠狀病毒方面小心行事。他們需要傳達事情的嚴肅性，而又不至引起恐慌；大量報道已知的事實，哪怕在很多內情依然撲朔成謎的情況下。同時，他們還必須提醒人們保持安全，自己的員工也要保證健康。
2019年2月，美國麻省劍橋一家實驗室三位研究人員的一項研究認定，媒體報道增多對疫情防控有正面作用。[10]研究者相信，瞭解媒體對疾病傳播的影響，可以幫助改善流行病的預測並發現預防措施，以減緩疾病的傳播。研究根據新聞中有關疾病（如SARS, Ebola or H1N1）報道的真實數據進行建模。這是一種基於網絡的模型，其中疾病通過個體之間的局部相互作用而傳播，傳播的可能性受媒體報道的影響。研究假設媒體的關注會增強自我保護能力（例如洗手和遵守隔離習慣），從而降低疾病發作。用該疾病傳播模型對美國華盛頓特區一個典型的流感季進行模擬的結果顯示，若媒體的報道量每週增加十倍，疾病的感染數減少33.5％。
紓解大規模信息恐慌需數管齊下
這些研究說明，紓解大規模信息恐慌，需要數管齊下。
▌重視互聯網平臺的把關人作用
假新聞快速進犯的威脅說明了在健康恐慌期間，用於快速組織和創建社區的強大社交網絡工具，很容易成為有問題的回聲室。無論是出於惡意、恐懼還是誤解，用戶都可以輕易地實時共享和強化錯誤信息，這使得在公共衛生危機中，醫療人員和政府官員的工作變得更形複雜。
完全不受約束的內容會帶來巨大的風險，尤其是在健康和醫學領域，人們共享的帖子、照片和視頻會影響患者的思維方式，以及他們尋求和獲得急需的護理的決定。
互聯網平臺責無旁貸，需要讓針對陰謀內容的事實檢查和算法降級在此發揮作用，切實充當好把關人。這是因為，任何人都可以在互聯網上共享事物的能力，已經消除了過去在廣泛傳播之前對信息予以甄別和把關的做法，這使得沒有專門知識的人可以用陰謀論或其他虛假信息來填補空白。
一度，社交網絡和搜索引擎都不承認自己是媒介公司，用Facebook首席執行官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的話來說，這些科技巨頭堅決反對充當所謂“真理的仲裁者”，[11]從而決定用戶可以在網上說些什麼。它們認為自己只是技術平臺——沒有傳統新聞責任的中立平臺。
科技巨頭認為自己只是技術平臺——沒有傳統新聞責任的中立平臺。
然而，在假新聞和宣傳的反覆傳播中，有關這些平臺作為出版商的道德和法律責任問題已經不斷升級。它們無法再將自己視為一張任何人都可以隨意表達的白板。當傳統上充當把關人角色的新聞媒介面臨著不確定的經濟未來，互聯網平臺——通過吞噬媒介市場而極大地造就了這一不確定性——對人們獲取怎樣的內容負有特殊責任。
▌保障新聞媒體的正常信息供應
當正常的社會傳播系統功能被削弱，非常態的傳播機制就會活躍起來。有關突發危機的傳聞多是通過口口相傳、社交媒體、即時通訊等傳播的，而且流傳時間比報紙、電視、電臺等傳統媒體正式發佈的時間早得多。
如果正式的媒體掌握著最強大的資源去調查真相，但它們卻反其道而行之，那麼，在信息製造、傳播鏈上居於劣勢的弱勢群體，如果完全拒絕傳聞類信息，他們又該從何處獲知他們的處境、瞭解他們的利益所在，用什麼方式宣洩他們的情緒、宣示他們的訴求呢？此時，人們一定會選擇，與其相信報紙、電視等大眾媒體的正式新聞報道，更傾向於相信來路不明的謠言，導致“新聞像謠言，謠言像新聞”的怪象出現。
在依法治國已經成為國策的情況下，呼籲出臺新聞法，禁止行政部門對媒體實施控制和干預，在法律上賦予媒體以基本的監督權利。
新冠肺炎危機凸顯了嚴肅媒體的價值，應該藉此契機，呼籲放鬆對媒體的控制，支持更有力的調查報道，推廣有關新聞專業主義的嚴格規範，對各級地方政府加以約束，採取措施防止那些被媒體負面報道激怒的地方官員和其他機構以報復、恐嚇、打壓等手段對付記者和檢舉人。在依法治國已經成為國策的情況下，呼籲出臺新聞法，禁止行政部門對媒體實施控制和干預，在法律上賦予媒體以基本的監督權利。
▌在社交媒體上，用優質信息淹沒虛假信息
東英吉利大學研究人員也研究了打擊假新聞的策略，例如用正確的信息來淹沒不實信息，並通過更好的教育使人們對不實信息“免疫”。
“我們發現，只需將傳播中的有害建議的數量減少10%，從50%降至40%，即可減輕不良建議對疾病爆發結果的影響。”
“若讓20%的人群不再分享或相信有害的建議，或使他們對虛假新聞‘免疫’，也會有相同的積極效果。”
而威斯康星醫學院的研究人員發現，不準確信息的流行，“很大程度上與信息的呈現方式有關”。她補充說，帶有錯誤信息的帖子通常比疾控中心和世界衛生組織的帖子更“肆無忌憚”。
社交媒體平臺需要找到一種顯示更準確的相關健康信息的方法，但這並不容易。這是因為，在說“這很複雜，我們還不知道答案”的一方與說“我們知道事情就是這樣的”的另一方之間的任何競賽中，後者總是會得到更多的關注——即使我們知道他們是不對的，因為後者簡單而且吸引人，很容易據其說法採取行動。
除了表現方式，時間也是關鍵。可信且專業的記者仍在檢查他們的事實之時，虛假信息已經氾濫成災：比起核實事實，虛構事實所花的時間要少得多。如此導致的後果是：如果讓錯誤信息佔先，則正確信息很難趕上並超過；虛假極易產生，但卻很難清除。
使用三種方法可以增加與虛假信息對抗的有效性：
（1）受眾初次暴露於虛假信息時，要及時警告；
（2）不斷重複對虛假信息的駁斥，因為虛假信息是依靠重複而假扮為真理的；
（3）提供具備替代意義的更正，幫助填補理解上的空白，以消除錯誤的所謂“事實”。
具體實踐中，預警可能是第一有效的。如果潛在受眾已經掌握了正確的信息，那麼虛假信息相對於已知信息而言就處於不利地位。
第二，不斷揭露虛假信息試圖操縱受眾的事實，而不是與特定的帶有操縱性的信息作鬥爭，可能會更有成效。也即，專注於抵制虛假信息的影響，而不是虛假信息本身。
第三，不要將信息流直接引向虛假信息。相反，將信息流指向虛假信息試圖攻擊的目標，並嘗試將受眾推往更具建設性的方向。
第四，增加具有說服力的信息流，與虛假信息流直接對抗。
▌提高公眾的網絡素養
有關社交媒體虛假信息的一個重要特點是，人們受騙、轉而利用自己的社交資本去傳播它。某些人可能不相信來自某個機構媒體的說法，但如果大學室友或是姐姐分享一則故事，他們十分可能會上當。
此外，很多人不懂得去真正檢查信息的可信度，而是在讀到聳人聽聞的消息以後立即分享。為了引誘你的點擊，許多發佈在社交媒體上的文章都慣常採用誤導性的或聳人聽聞的標題。
為了引誘你的點擊，許多發佈在社交媒體上的文章都慣常採用誤導性的或聳人聽聞的標題。
所以，提高網絡素養很關鍵的步驟有兩條：一是教育人們如何分辨可靠信源；二是幫助人們摸清虛假信息的“套路”。
信源種類很多，準確區分至關重要。
其一，信源是誰？他/她是怎麼知道他們所告訴我們的這些事的？
其二，有無相互獨立的多重信源？比爾·科瓦奇（Bill Kovach）和湯姆·羅森斯蒂爾（Tom Rosenstiel）在《真相》[12]一書中說：“假如無法獲得多重信源，而且證據量不大，那麼我們就不能完全相信信源的敘述——或許具有暗示作用，但無法證實。”信源數量被視為判斷報道權威性的一個標誌。
比爾·科瓦奇（Bill Kovach）和湯姆·羅森斯蒂爾（Tom Rosenstiel）在《真相》一書中說：“假如無法獲得多重信源，而且證據量不大，那麼我們就不能完全相信信源的敘述——或許具有暗示作用，但無法證實。”
其三，信源是不是報道中所敘事件的直接參與者？他們是不是利益相關者？
其四，是否使用匿名信源？使用匿名信源的時候是否給出援引匿名信源的理由？
除了信源以外，也需要練就識別今天社交媒體上的虛假信息的其他欺騙手段。比如虛假信息常常採取“消防水帶”（fire hose）策略：通過大量的渠道散發大量的信息；快速、持續和重複；要麼真假混雜誘人上當、要麼徹頭徹尾地虛構；從不在乎前後一致。這些策略意在令受眾感到震驚、迷惑和不知所措。
如此策略的有效性，可以通過實驗心理學文獻來證明。比如，在所有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從更多來源收到的更多消息將更具說服力。實驗心理學文獻也告訴我們，第一印象是非常有彈性的：一個人更有可能接受在某個主題上獲知的第一信息，然後在面對矛盾的信息時偏向於此信息。此外，重複會導致熟悉，而熟悉會導致接受。如此等等。
提高網絡素養，就是要掌握虛假信息以上的常用手段，這樣才能夠精確識別並反擊。
多方關注的做法雖非萬無一失，但卻有助於打破“信息繭房”（information cocoon）或是“過濾氣泡”（filter bubble）。
還有很重要的一點是，個人可以通過關注多種多樣的人和觀點，來保護自己免受虛假信息的侵害。依靠少數見解相同的新聞來源，限制了人們可獲得的材料範圍，並增加了成為騙局或虛假信息受害者的可能性。多方關注的做法雖非萬無一失，但卻有助於打破“信息繭房”（information cocoon）或是“過濾氣泡”（filter bubble）。
結語
不論是Sars、埃博拉還是冠狀病毒，都令我們認識到溝通是關鍵。流行病是醫學現象，但同時也是社會和政治問題，正是這些問題催生了“信息流行病”。
“信息流行病”不是意在說服人們相信一件錯誤的事情，而是要發佈許多不實信息，給人們造成無法瞭解真相的感覺，從而開闢出一種權力真空，這樣做會促進某些人的利益。
為這樣的利益而生的“信息流行病”不會像病毒那樣致人危險，而是通過用虛假或有害的思想感染公共話語，令公民更加難以確定真相併追究責任。正是因此，每一位合格的數字公民都有責任使自己免受“信息流行病”的侵襲，提高公共話語的質量，並改變造成假新聞和虛假信息傳播的環境。這些在今天變得如此重要，因為沒有信息的自由流動，就無法管理風險社會。
參考文獻：
[1] https://www.who.int/dg/speeches/detail/munich-security-conference.
[2] BBC中文網：《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全球40多國 死亡近2800例》，2020年2月27日，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world-51657441。
[3] BBC中文網：《肺炎疫情：美國警告全球爆發“難以避免” 南極洲為唯一淨土》，2020年2月26日，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world-51647826。
[4] BBC中文網：《肺炎疫情：世衛組織為新冠定性—全球大流行》，2020年3月11日，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chinese-news-51843068.
[5] Brainard, J., Hunt, P.R. & Hall, I.R. (Feb 14, 2020). “An agent-based model about the effects of fake news on a norovirus outbreak.” Revue d'Épidémiologie et de Santé Publique.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abs/pii/S0398762020301474.
[6] Brainard, Julii & Hunter, Paul R. (Nov 12, 2019). “Misinformation making a disease outbreak worse: Outcomes compared for influenza, monkeypox, and norovirus.” Simulation. https://journals.sagepub.com/doi/10.1177/0037549719885021.
[7] 澎湃新聞：《鄭州一女子疑因步行外出買雙黃連感染新冠肺炎》，環球網，2020年2月15日，https://3w.huanqiu.com/a/0c789f/3x2ttVDaAK8?agt=8.
[8] Seaman, Andrew M. (Nov 2, 2016). “Accurate Facebook posts about Zika virus were plentiful, not popular.” Reuters,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health-zika-facebook/accurate-facebook-posts-about-zika-virus-were-plentiful-not-popular-idUSKBN12X2JH.
[9] Sharma, M., Yadav, K., Yadav, N.& Ferdinand, Keith C. (Nov 1, 2016). “Zika virus pandemic—analysis of Facebook as a social media health information platform.” American Journal of Infection Control.
[10] Kim, L., Fast, S. & Markuzon, N. (Feb 4, 2019). “Incorporating media data into a model of infectious disease transmission.” PloS One. 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30716139.
[11] Zuckerberg, Mark (Nov 12, 2016). https://www.facebook.com/zuck/posts/i-want-to-share-some-thoughts-on-facebook-and-the-electionour-goal-is-to-give-ev/10103253901916271/.
[12] 比爾•科瓦奇、湯姆•羅森斯蒂爾：《真相：信息超載時代如何知道該相信什麼》，陸佳怡等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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