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遼的國土面積很小，就連宋朝的王安石認為遼算不上是一個獨立的國家，

高梁河之戰和雍熙北伐的慘敗

在宋遼高梁河之戰 、 宋太宗雍熙北伐這兩次戰爭中，宋太宗的不合宜的戰略決策是戰敗的關鍵：前者的失誤之處是過於草率、倉促,後者輸在不瞭解情況之下做出的決定。在兩項錯誤的策略之下，戰略方針和戰法錯誤也出現了錯誤。宋太宗時期的北伐詔書這麼寫到“推鋒直進,振旅長驅”。這八個字恰好把宋太宗兩次北伐的戰略方針和戰法運用暴露無遺，原來他採用的戰略方針和戰法是“長驅直入”。

反觀遼的做法，與宋相比倒顯得更加高明一些。面對宋的“長驅直入”， 遼國統帥以“誘敵深入”並伺機殲滅的計謀與之抗衡。通過這種因地制宜，合理得當的戰略決策，遼成功兩次將宋的大軍擊敗，取得戰爭的最後勝利。

遼軍把幽州堅城作為戰略根據地，並且在幽州外圍得勝口、沙河、清河一線安排了許多伏兵來達到引誘宋軍進入埋伏的目的。宋軍一旦進入埋伏區，援軍一到之時便是宋軍大敗之時。靠著這種根據地形制定出來的明智計策，遼軍大敗宋軍，在兩國的交戰中取得了巨大勝利。

在雍熙北伐一役中，宋軍主帥曹彬依然採取先前長驅直入的策略，兵分三路直擊遼軍。而遼軍統帥耶律休哥則把幽州作為重點防禦之地, 以逸待勞，把宋軍主力引誘到涿州一線，切斷了宋軍的運糧之道，打響了重傷宋軍主力的第一槍。緊接著，耶律斜軫西線計劃也取得節節勝利，將宋軍佔領的雁北地區成功收回。

從兵力上來看，宋軍佔絕對優勢。僅高梁河一戰中宋軍的兵力就達到了十五萬人之多。在雍熙北伐中，宋軍兵分三路就達到了約二十萬人 ,僅曹彬的主力就達到了十餘萬人。而遼的軍隊人數遠遠不及宋軍的數量多。從雙方軍隊的質量看，遼軍多擅騎射，騎兵數量較多，比宋軍的靈活性要大。幽州一帶地形利於遼軍騎射作戰，而宋軍多是漢族中原人，騎射技術遠不及遼的軍隊。在兵力上，宋佔絕對優勢；在質量上，遼佔絕對優勢。

由此觀之，雙方各有長短之處，但是表現在戰場上，遼的地形優勢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將遼置於有利位置，從而促成了遼攻宋的成功。在高梁河一戰，起初宋軍大約有六七萬人，在遼的援軍未到之際尚有優勢可言，但在敵國的援軍到來之後，遼的軍對人數就在數量上超過了宋軍，宋軍連唯一的優勢也消失了。面對此情此景，宋軍如何能不敗呢？

“一切用於某一戰略目的的現有兵力應該同時使用,而且越是把一切兵力集中於用於一次行動和一個時刻就越好。”這是克勞塞維茨說的，他的說法也驗證了遼的勝利。毛主席總結中國革命失敗的教訓時多次強調過集中兵力的重要性。

毛主席針對宋遼戰爭發表了自己的看法，他很是欣賞遼軍兩次“誘敵深入”的計策，認為“宋人不知兵”。 毛主席的評價可謂是一語中的。“宋人不知兵”的說法太正確了，在敵人佔據有利地形的時候，一味長驅直入，不懂變通的做法，哪裡有“知兵”的樣子？宋太宗沒有用兵經驗，只做過掌管幾千人的中上級軍官,怎麼能作為一軍統帥，做出正確的決策攻擊敵方呢？從戰略決策和戰場指揮的角度出發，宋太宗蹩腳的軍事才能終究是把宋軍帶向了失敗境地，他無疑是把宋軍推入失敗的深淵的罪魁禍首。

宋軍戰爭失敗後陷入被動局面

雍熙北伐一戰失利後，遼宋兩國之間的政治局勢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遼軍從之前的防禦戰術轉變為進攻的戰術，由之前的內線作戰轉為外線作戰；相反地，宋軍從進攻之術轉變為防禦之術,戰線也由原來的外線作戰被迫轉變成內線作戰。從此以後，宋軍便由主動局面陷入了被動局面

第一，分兵把口削弱了主要力量，給敵對方留下明顯缺口。張泊就這一問題分析得很是深入通透：

“燕薊以南,平壤千里,無名山大川之阻,蕃漢共之⋯⋯ 〔 契丹 〕莞然自得,出入燕趙,若踐無人之境。及其因利乘便,攻取城壁,國家嘗以一邑之眾,當戎人一國之師,既眾寡不體,亦敗亡相繼,其故無他,蓋分兵之故也。”

第二，“將從中御”, 用陣圖限制諸將權力。這一做法甚是荒謬，“兵以奇勝,而節制以陣圖事惟變適,而指縱以宣命。勇敢無所奮,知謀無所施,是以動而奔北也。”宋太宗傳給宋真宗的這一法寶，捆住了將帥們的手腳，他們很多時候無權發號施令。例如“出陣圖示〔 王 〕超等,令識其部分”，“出陣圖示宰相”，這種近乎荒謬的做法，是宋軍失敗的另一個重要原因。

第三，“宋人不知兵”，瞎指揮。宋太宗既沒有實戰帶兵經驗，又不懂軍術，這是宋軍失利的一個重要原因。而且更讓人驚訝的是，宋太宗的例如傅潛、王超等將帥十分平庸，毫無戰術可言，這同樣給這場戰爭帶來了很多不良後果。

王安石就這次戰事發表過看法：

“臣讀史書,見當時論說終無堅決,上下極為滅裂,如此何由勝敵又太宗為傅潛奏防秋在近,亦未知兵將所之,詔付兩卷文字,雲兵數盡在其中,候賊如此即開某卷,如彼即開某卷。若御將如此,即惟王超傅潛乃肯為將,稍有材略,必不肯於此時為將,坐待敗翅也。但任將一事如此,即便無以勝敵。”

可見將帥的才能對軍隊戰爭成敗有多麼重要，將帥沒有帶兵能力，不能互相配合戰鬥，全軍覆沒的結局便不可避免。

第四，歸根結底，最根本的原因是宋沒有發揮人民群眾的力量，沒有團結沿線群眾作戰，群眾基礎薄弱。從唐中葉開始，沿線群眾在戰爭的磨練下，練就了保家衛國的一身本事，完全可以擔當起保家衛國的責任。

王禹傋在描寫抗擊契丹的老摳傳記《唐河店老摳傳》時是這樣講述的：

唐河店離南邊的常山郡有七里遠，以河名為店名。平時遼國的兵士到店裡吃飯休息，人們不以為意。自從戰爭爆發以來，這裡的人才開始有防範敵兵的意識，但是並不因此害怕遼兵。端拱年中，有個老婦人留在店裡。正趕上有一個遼兵來了，他把馬系在門前，拿著弓箭坐著大聲叫老婦人幫他打水。老婦人拿著井繩和水罐去井邊，剛把井繩放下去又停住了。因為遼話稱虜為“王”，她就對遼兵說：“井繩短打不到水，我年紀大了力氣又不夠，請王自己打水吧。”遼兵就拿著井繩系在弓尾上，俯下身子到井邊打水。老婦人從後面把遼兵推入井中，騎上遼兵的馬跑到郡城報告官府。馬的身上披著鎧甲，馬鞍後面還懸著一個豬頭。常山郡的官吏百姓都稱讚她勇敢。

由此可以看出，邊民在戰火之下，不僅有安國保國之心，而且勇敢異常。

有謀略之士便建議政府召募沿邊居民，充實國防，調動他們保衛家國的積極性，這樣以來也能確保國防的安全。

朱臺符的奏疏這樣說：

“緣邊之民,便於弓馬,勇於戰鬥,蓋天性也。妙選有文武材略之士為長吏以統之,仍以厚利招募,願為正軍者,隨郡大小差厥數以備城守,於趙魏之間少屯王師,以策其後,亦是減戍之大半矣！”

不僅朱臺符看到了沿線居民的善戰品質，寇準也曾《論擅淵事宜》札子中提到過這一點，

“邊民為招收軍”。

邊境居民抗擊敵人的過程中，發揮過重要作用。宋政府不僅沒有合理運用好這股力量，反而在邊將分割當中破壞了這股力量，換句話說這就斷絕了邊民參與保家衛國的途徑。宋真宗不知兵，自然也不知邊民參戰抗遼的重要性，自然也做不到倚靠人民力量。所以到最後，宋只能簽訂不平等的城下之盟了，一心想要維護的中原王朝尊嚴也在這一刻蕩然無存了。

結語

宋政府在作戰中一味抱殘守缺，不懂變通的做法，導致了與遼戰爭的失敗。客觀來說，澶淵之盟雖然屈辱，但是卻使得兩國維持了一個較為長期的和平局面，增強了兩國之間的各種聯繫。在這個長時期的和平安定環境下，宋的經濟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是如果按照宋之前的逃跑主義路線發展，宋王朝絕對不會出現此刻的繁榮景象。之所以會有這種局面產生，完全都是因為廣大人民在此次戰爭中付出了慘烈代價，這種局面正是這種代價換來的。

宋真宗為了維護自身的統治地位, 棄廣大軍民的利益於不顧，利用保家衛國的堅定抗戰決心簽署了這一不平等條約。這場戰事的失敗，這個不平等條約的簽定，他必須要負主要責任。澶淵之盟後，宋真宗不利於這個得來不易的機會發展自身，還為了掩蓋這一不平等條約而妄想粉飾太平。這種做法進一步加深了宋的保守、腐敗，邊防自此更加虛弱，到宋仁宗時候連西夏小國都無力招架。宋的政治格局發生這種翻天覆地的變化，宋真宗責無旁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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