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一篇读罢头飞雪，重读马克思》

北京大学韩毓海教授的《五百年来谁著史：150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读完后，印象深刻，宏大的叙述方式，全新的视野，信手拈来的引证，激情四射，才华横溢。

如今案头的这本《一篇读罢头飞雪，重读马克思》，摆脱了枯燥的说理，摆脱了复杂的讲述方式，摆脱了冗繁的计算公式，追溯过去，结合当下，指引未来。资本、债务、信用制度、生产关系……曾今无数次出现的词汇，在这里不再让人厌烦，不再让人避之不及。

社会的发展无法回避这些，个人的发展依然无法回避这些。活在当下的人们，如果不懂点经济，真是枉活一生。

金融资本服务实体经济，虚拟经济服务实体经济，金融部门服务生产部门，这是方向，但现实却扭曲地存在着。时至今日，大量的资本融入医疗行业，跨界打劫的剧情，日日上演，然而其中有多少医生，能真正将道德责任和信用转化为了资本，真正让资本引领行业的发展，而不是让资本践踏行业底线。

因而，今日的医生的生存环境已远非往日的医生，只是埋首书卷，只是一心科研，只是一心门诊，只是一心手术，已无法适应当下的社会。新的环境已经对我们提出了挑战。鉴于此，将书中精彩部分摘录于下，供大家参考。

资本逃避动乱和纷争，它的本性是胆怯的。这是真的，但还不是全部真理。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走私和贩卖奴隶就是证明。

虎门销烟使英国损失的不是鸦片的生产价格和贸易价格，而是鸦片的金融价格，英国损失的不是鸦片在商品市场上的真实价值，而是鸦片在金融市场上的泡沫价值和虚拟价值——后者是前者的数百倍。戏剧性的是，林则徐无形中帮助英国捅破了金融泡沫，而伦敦交易所在鸦片投资上的损失却需要由中国的赔款来支付。

经济学家们只知道鸦片作为商品，他们只知道商品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他们却不知道究竟什么才是鸦片的“价值”。鸦片的价值就是指它的金融价值，这种价值是全然虚拟的，但正是为了维护鸦片的金融价值，英国才不惜与中国诉诸一战。

我们知道，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以研究饥荒而著名，在《贫困与饥荒：论权利与剥夺》一书中，他比较了中国和印度。新中国和印度在建国之前都曾不断出现饥荒，中国在1958年发生了大饥荒，这是有信息不畅造成的，而一旦消除了信息不畅，中国就永久杜绝了饥荒，但是印度至今仍然没有杜绝饥荒，这是因为印度的饥荒并非由缺粮造成，而是粮食的垄断者刻意操纵粮价，使大家买不起粮食造成的。在印度，大米的价格依旧依赖金融市场，从这个意义上说，大米没有使用价值，也没有交换价值，因为大米的价格是由金融市场决定的。粮食的金融化就是印度饥荒的根源。而使得饥荒日常化、长期化这种“制造饥荒”的方式，就是英国人发明的，这是殖民主义的遗产，是通过基本生产资料的垄断使人自愿卖身为奴的手段。

实际上，商品和财富的证券化正是伊斯兰商人的发明，而在金融领域的各个方面，欧洲人几乎都是伊斯兰的学生，甚至可以这样说：16世纪以来，欧洲人不过是盗用了伊斯兰的发明攻打伊斯兰。

法律、市场与政府之间必须分开，最早明确提出这一理论的是伊斯兰文明，并不是西方文明。

经济工作的当务之急应该是果断地加强党对金融部门的坚强领导，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当前最需要改革的绝不是政府，而是金融部门。而且，中国将来与危机中的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之间的博弈将主要在金融领域展开，而中国经济如果会出问题，最有可能出在金融领域。因此，制度性地明确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大政方针，坚决制止金融领域搞歪门邪道、炒钱自肥，走脱离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邪路，这要比笼统地讲“加强金融监管”更重要。

如果放任金融业扩张，而只让中央财政拉动经济发展，这样做一方面吞噬、挤占了实体经济发展急需的资金，另一方面金融领域高回报的“黑洞”、赚快钱的冲动则势必吸引大量知识精英急功近利，放弃科学研发而投身金融领域。当前，不仅大量权力相关者纷纷置身于金融业，大搞私募基金，而且如果问一问现在北大、清华的状元们，90%以上的第一志愿恐怕就是要学金融，而将来的志向则是进投行、当买办。如果这样下去，那我们的教育、科研还怎么得了？这么下去，学术、科研、公共政策服务后继无人几乎是肯定的，因为英才都去学金融、当买办去了。如果放任少数人为美国金融业进军中国提供咨询、情报以牟取私利而不问，那么还有什么国家安全、金融安全可言？连国家主权都不会有的。中国共产党人应该以历史为鉴、以当年国民党的四大家族为鉴啊！

因为商品生产与交换追求的不是货币，而是信用凭证，所以发明信用、掌握信用、经营信用工具远比掌握生产工具、掌握市场，从而积累剩余价值更重要。

经济学并非天然“不讲道德”，恰恰相反，经济学原是极为高尚的学问，它脱胎于这样一种纯粹的信仰：以信用手段将生产资料组织起来，使人们如兄弟一样团结起来，共同致富。但资本主义经济学却是丑恶的，因为它的基本教义是：只有如对待陌生人、敌人、仇人一般对待你的兄弟，你自己方才能够爬上去、方才能够过上好日子。

而今天的中国高等教育所面临的根本问题在于：经济学的教材里没有世界、没有传统、没有公平正义，师长们正在以高尚的名义教给那些天才的学生卑劣的行径，随着经济学和法学专业“遍地开花”，坑蒙拐骗的人和讼棍也越来越多了。

当然，美国绝不是穷到了需要借债度日的地步，连奥巴马也认为美国借那么多的债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可见，无论政府还是企业乃至个人都必须采用负债经营的方式，这实际上是一种制度安排，是一种“顶层设计”，或者简直可以说是一种强制。而这种制度是专门为投资者、金融家这一小撮人设计的，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大规模借债，那么还要这些“寄生虫”干什么呢？

我们处在资本全球化的时代。决定这个世界的经济运动、构成当今世界经济基础的东西归根到底是美国债务驱动的国际信用体系，这是一种建立在信用基础上的债务关系，而绝非什么“等价交换关系”、“市场竞争关系”。只要对美国的信任或迷信存在，美国的信用就不倒；美国的信用不倒，债务链条就不会断裂，美国利用这个债务逻辑敲诈全世界的游戏就会持续下去。也正是因为如此，欠债的人才是大爷，讨债的人反而成了孙子，这其实是一般老百姓都能看明白的事实，而理论家们却往往不能解释或拒绝解释。

在今天的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相信：中国拥有强大的经济和贸易能力，即使连美国也不怀疑这一点，但是很少有人相信中国拥有把自己的道德责任和信用转化为货币的能力——这里的货币也就是像美元那样的世界货币。恰恰相反，中国最富有的精英阶层往往是声名狼藉的“土豪”，他们与中国历史上的商人阶级一样，具有把金钱转化为权力的能力，但他们也与中国历史上的商人阶级一样，从来没有把道德信用转化为金钱的能力。于是，在世界舆论界，中国“土豪”的暴富与其道德上的破产似乎是一个比翼齐飞的进程，而美国和日本正对此乐观其成。

无论今天的中国如何宣传“中国道路”、“中国震撼”，中国道路也不可能建立在GDP总量之上。除非中国人有能力像马克思那样，拥有世界视野，把五千年中华文明、伟大的中国革命与建设和改革的经验上升为一个理论体系，以此申诉中国经济发展的合法性。否则，所谓“中国道路”在西方人眼里依旧还是另类，富起来的中国人无非是些“土豪劣绅”而已。

1848年标志着世界上第一个金融帝国——法兰西第二帝国的诞生，皇袍终于落在了路易-拿破仑.波拿巴的身上。而今天，世界的统治权也就是这样落在了华尔街的手上。一个流氓团伙——华尔街投机家们竟然成为全世界的债权人，美国金融集团因为垄断了世界通货美元的发行从而可以向全世界讨要，嘴里却说要救济全人类。

这是一出最大的“人间喜剧”，而你和我就生活在这个喜剧的时代。这个时代正是从1848年的法国开始的。

真理一向命运不佳，这是因为从没有现成的、已经准备好的耳朵去聆听它的声音，而对于“非音乐”的耳朵来说，再好的乐章也是白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