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文人多相輕，民國才女中的“頂級流量”——張愛玲與楊絳也不例外。
2016年楊絳逝世後，她的出版社老友鍾叔河公佈了與她來往的書信，其中一封寫於2010年的書信談及張愛玲時，楊絳如此寫道：
“我覺得你們都過高看待張愛玲了，我對她有偏見，我的外甥女和張同是聖瑪利女校學生，我的外甥女說張愛玲死要出風頭，故意奇裝異服，想吸引人，但她相貌很難看，一臉‘花生米’，同學都看不起她。”
“我說句平心話，她的文筆不錯，但意境卑下。她筆下的女人，都是性飢渴者……在我，漢奸是敵人，對漢奸概不寬容。'大東亞共榮圈’中人，我們都看不入眼。”
“夏志清很看重張愛玲，但是他後來對錢鍾書說，在美初見張愛玲，嚇了一跳，她舉止不自然，貌又可怕。現在捧她的人，把她美化得和她心目中的自己一樣美了。我沒有見過她。”
言語之間，有對外貌著裝的意見，對文筆風格的評判，也有對文學史地位的質疑，直白到讓人大跌眼鏡。
▲ 楊絳與鍾叔河的往來書信
然而與此相對應的，80年代張愛玲看過楊絳的《幹校六記》後，對這部作品評價頗高，不禁稱讚 “楊絳‘六記’真好，那麼沖淡幽默，而有昏蒙怪異的別有天地非人間之感。”
兩人的人生本無太多糾葛，為何互評態度截然不同？
其實，楊絳對張愛玲的“看不上眼”，自有其原因。
孤島冷暖
兩人在時空上的唯一交集，是曾共同生活於40年代淪陷區的上海。
上海淪陷後，楊絳過得很不如意。
戰時生計艱難，讀書人工作更不好找，清華高材生的她只得去給上海郊區一所小學代課，因為學校每月會發三鬥米。
▲ 楊絳年輕時
一日乘電車過黃浦江去上課，乘客照例需全體起立“迎接”日本兵的檢查，楊絳起身稍稍慢了些，一個士兵走到她面前，用食指在她頷下猛地一抬。
大家閨秀哪裡受過這等委屈，楊絳頓時大怒，咬牙切齒地衝日本人喊道：“豈有此理？！”
……車上陷入死一般的沉寂。同車廂的上海小市民個個驚慌失措，這年頭，還敢有人吼日本人吶？
那日本士兵可能也被驚到了，在與楊絳面對面僵持一會兒後，反倒悻悻然下了車，走了。等電車重新開動，躲過一劫的其他乘客紛紛上前數落楊絳：
“啊唷！啊唷！儂哪能格？發痴啦？”
楊絳這才反應過來，自己差點沒闖大禍。
此時她一定想起了三姑母楊蔭榆的悲慘遭遇：
四年前家鄉蘇州淪陷，日本人進駐城中作威作福。作為先進知識分子的楊蔭榆通曉日語，每每與士兵據理力爭，因此遭人忌恨。
1938年元旦，兩個日本兵把楊蔭榆騙出家門，在一座橋上，一個士兵向她開了一槍，另一個隨後將之拋入河中。看到楊蔭榆還在水中游泳，竟又連著朝水裡開幾槍，殘忍地將她殺害。
家族與侵略者有不共戴天之仇，而楊絳差點重蹈覆轍。自此之後，她再也不敢乘坐電車。
除了代課之外，楊絳在上海淪陷時期謀過的生還有：給廣東富商的女兒當家庭教師、當女校校長應付地痞癟三、業餘時間寫劇本……
賺到的錢卻總是不多，她會像上海弄堂裡的婦人一樣，搶緊俏的大米，把煤廠不要的煤末子“視為至寶”。
種種窘迫，大致如此。
▲ 楊絳與錢鍾書
楊絳落魄的時候，也是張愛玲最風光的時候。
1943年，在周瘦鵑力捧下，年僅23歲的張愛玲以《沉香屑·第一爐香》一舉成名，此後“月月小說問世，篇篇震動文壇”，風頭一時無兩。
掙最多的稿費，買最華美的衣服，二十出頭的張愛玲可能是上海灘最快樂的女人。
日偽政權下局勢變幻莫測，前輩鄭振鐸、柯靈等人勸她稍且收斂鋒芒，“不要良莠不齊地四處發表作品，以防中了某些政治圈套”。誰料張愛玲大大方方回答，出名要趁早，不僅不收斂，反而催促出版社“趁熱打鐵”出版她的小說集。
眾所周知，張愛玲是李鴻章後人，自小成長於一個逐漸沒落的封建家族。母親離婚後出走家庭，父親與後母待她不好，經常受到打罵。
在一次逃離後，她搬去與母親及姑姑同住，又在她們的幫助下赴香港大學讀書，後來因戰爭中斷學業返回上海，沒錢繼續讀書，生活日益拮据的情況下才選擇“賣文為生”。
家庭於楊絳而言是港灣和依靠，而對張愛玲來說，則是急於掙脫的黑洞。童年陰影、親情淡漠、窘迫缺錢，她人生中的不愉快大多來源於此，也因此形成天性冷淡、懷疑一切的性格。
與此相反的，她也沒有像楊絳那樣親歷過戰爭帶來的刻骨痛楚。這種成長背景下，所謂民族大義、家國情懷，於她是淡漠和無感的。
所以她可以沒有包袱地寫“政治不正確”的《色戒》，也可以和汙點文人胡蘭成談情說愛。
▲ 張愛玲與胡蘭成
如《傾城之戀》中“大時代的崩塌成全小人物的愛情”的主題，戰爭陰雲下，上海特殊的孤島時期文學反而成全了張愛玲的“傳奇”故事：
她不寫抗戰文藝，也不寫避世的消閒文學，獨樹一幟，注目於戰事之外的凡人瑣事，怨偶姻緣之間，又集古典佳韻、現代風情於一身。
張愛玲的小說一時風靡，身在上海的楊絳想必是看過的。那時她正全力輔佐錢鍾書創作《圍城》，替他擋下了家中大小瑣事，好讓丈夫騰出時間安心寫作。
一樣的才女，迥然的處境。
在上海的這幾年，錢楊夫婦堅守“文人氣節”，僅與李健吾、傅雷、陳麟瑞等左翼愛國知識分子交往，自述與“大東亞共榮圈”裡的作家涇渭分明、不相往來。
▲ “我們仨”
大抵是張愛玲出名時鋒芒畢露，寫出來的作品又缺乏“家國意識”，加之與胡蘭成有感情問題，讓楊絳覺得她是“共榮圈”中人，因此才有了“意境卑下”、“性飢渴者”、“看不入眼”等評語。
但深究張愛玲的生平與作品不難發現，楊絳其實誤解了張愛玲。張愛玲對政治的態度是天然疏離，任何一方的立場，她都直衝保持警惕和懷疑。
倘若張愛玲真如楊絳所說是“大東亞共榮圈”中人，恐怕她也不會平安無事地待到了新中國成立之後。
說到底，楊絳對張愛玲的不滿，其實是一個文學的價值取向問題——文學是否承載社會功用？承載何種社會功用？
這是一個永遠都辯論不出結果的問題。
殊途同歸
除去文學範疇內的“看不入眼”，楊絳對張愛玲的偏見還有一部分來自私人因素。
楊絳比張愛玲大9歲，如楊絳在信中所說，“我的外甥女和張同是聖瑪利女校學生”，她們倆不是同一輩人。正統大家族出來的大家閨秀，對晚輩的“奇裝異服”看不慣是很正常的。
而張愛玲是誰呢？是一個會將人生第一筆稿費拿來買口紅的早熟少女。
▲ 張愛玲（左）少女時期
後來如夏志清高捧張愛玲，不免帶著讀者仰視前輩大師的尊敬，而楊絳與張愛玲屬同時代生人，祛魅之後再來看一個比自己小的女孩異於常人的穿衣打扮，有這樣的評價也不足為奇。
但在沒有見過本人的情況下，就武斷地說張愛玲“相貌難看”、“舉止不自然”，楊絳在此就稍顯刻薄了。畢竟兩人外貌如何，有真實相片為證，大家見過後有自有判斷。
楊絳不喜歡的另一重原因，也可能和傅雷有關。
傅雷一家與錢楊夫婦在上海時住得很近，兩家往來頻繁、互為摯友，而張愛玲與傅雷頗有恩怨。
1944年，張愛玲極速走紅後，傅雷曾化名迅雨發表過一篇名為《論張愛玲的小說》的文學評論，文中先是盛情褒獎了《金鎖記》是“我們文壇最美的收穫之一”，然後筆鋒一轉，對《傾城之戀》、《連環套》等提出了批評。
作為新人的張愛玲也實在是顯得“不通人情”、不夠圓滑，隨即發表一篇《自己的文章》針鋒相對，文章主旨不外乎四字箴言——關你屁事。
直到張愛玲到了香港後，她才從宋淇那得知，“迅雨”就是大名鼎鼎的傅雷。
▲ 傅雷
此外，張愛玲還發表過一篇小說《殷寶灩送花樓會》，以第一人稱講述了“我”的朋友殷寶灩愛上了有婦之夫羅教授的故事。小說的最後，殷寶灩聽從“我”的建議，離開了上海去內地嫁人。
小說中羅教授的原型正是傅雷，殷寶灩的原型則是張愛玲的好友成家榴，當時傅家與成家住得很近，距離楊絳和錢鍾書家也不遠。
傅雷和成家榴的戀情雖然是真，但也經不起外人這樣評議戲說一番。小說發表後，成家榴當即與張愛玲斷絕了關係。
四十年後回憶起此事，張愛玲罕見地自我反省，認為這篇小說“寫得不好，而且是寫傅雷的，他的女朋友當真聽了我的話，到內地去嫁了空軍，很快離婚，我聽見了非常懊悔。”
以上張愛玲與傅雷“作對”的行為，楊絳一定也有所耳聞。這位讓老友難堪的年輕女作家，一定不太討楊絳的喜歡。
▲ 傅雷夫婦
然則無論是從外甥女那聽說，還是通過傅雷間接瞭解，這些都是無傷大雅的細節了。
當戰爭結束，當上海的孤島時期過去，兩位才女選擇了不同的路，從此決定了她們分叉的後半生。
上海解放後，張愛玲選擇留下，但屬於她的上海時代已經過去了。
1950年，她以“梁京”的名字出席了上海市第一屆文學藝術工作者大會，坐在後排，旗袍外面罩了件網眼的白絨線衫，在男女一律的藍布和灰中山裝中格格不入。
而“梁京”筆下小說《十八春》的結尾，男女主人公紛紛投身革命，去東北參加建設，也不再是《傳奇》中男男女女的模樣。
兩年後，張愛玲以“繼續因戰事而中斷的學業”為由從上海到香港，5年後飛赴美國定居，從此再無踏上上海的土地。
在美國，她將《十八春》改名為《半生緣》，刪去了結尾沈世鈞、顧曼楨等去東北的部分。
美國的異域環境裡，張愛玲無法寫出如二十幾歲時轟動的作品，僅靠翻譯與大學研究員的身份營生，晚年主要以四十年代小說的版稅維持生計。
▲ 晚年的張愛玲
1995年，她獨自逝世於美國洛杉磯一個公寓中。
在中國文壇，張愛玲這個曾經響徹雲霄的名字，一度銷聲匿跡三十多年。
當年傅雷評價張愛玲小說的那篇文章最後，曾引用一位外國人說起“張愛玲熱”時的原話：“奇蹟在中國不算稀奇，可是都沒有好收場。”
孤島之後的張愛玲，雖然不能算“沒有好收場”，但在某種程度上也算是一語成讖。
上海解放後，楊絳也選擇留下。她在《我們仨》中寫道說：
“鄭振鐸、吳晗同志，都曾勸我們安心等待解放，共產黨是重視知識分子的。……我國是國恥重重的弱國，跑出去仰人鼻息，做二等公民，我們不願意。我們是文化人，愛祖國的文化，愛祖國的文學，愛祖國的語言。一句話，我們是倔強的中國老百姓，不願做外國人。”
然而此後二十多年，她在歷次運動中受盡磨難，也親眼見證傅雷等老友相繼離去。她與錢鍾書的感情，在苦難當中也愈發顯得珍貴。
等到走過苦難，錢楊兩人在神壇上被人越捧越高，然則“世間好物不堅牢，彩雲易散琉璃脆”，90年代錢鍾書錢瑗相繼離世後，楊絳多年深居簡出，埋頭整理夫妻二人的研究成果。
▲ 晚年的楊絳
2016年，張愛玲去世21 年後，105歲的楊絳也安詳地離開了人世。
社交媒體鼎盛的年代，人們用一段據稱是楊絳名言的話術刷屏緬懷她的離去：
“我們曾如此渴望命運的波瀾，到最後才發現，人生最曼妙的風景，竟是內心的淡定和從容。我們曾如此期盼外界的認可，到最後才知道，世界是自己的，與他人毫無關係。”
後來被證實，這段雞湯話語並非楊絳所言，也讓她的離世演變為一場大型刻奇。
兩位才女，兩種出路，最終殊途同歸。
END
1961年前後，楊絳和錢鍾書正飽受各種運動之苦，張愛玲在美國得不到好的機會，大家的生活一樣慘淡。
這一年，一位叫夏志清的研究學者完成了一本叫《中國現代小說史》的拓荒鉅著。這本書一反大多數權威學術著作，史無前例地將錢鍾書、張愛玲、沈從文三人列為中國近現代作家中第一等的位置。
在此之前，三位作家在文學長河中幾乎被人忽視和遺忘。
從此之後，錢鍾書與張愛玲的文學成就才開始被人所熟知。張愛玲成為了眾人崇拜的“祖師奶奶”，楊絳則因丈夫錢鍾書，成為了人們口中“最賢的妻，最才的女”。
盛名之下，日後圍繞在她們身邊的爭議與追捧，也統統由此而來。
1.羅銀勝《楊絳傳》
2.王蕙玲《她從海上來：張愛玲傳奇》
3.傅雷《論張愛玲的小說》
4.丘彥明《人情之美》
5.王平《用生命之火取暖———楊絳致鍾叔河信兩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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