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名人手札正越來越多進入人們的日常視野
“當時只道是尋常”
具有歷史與藝術雙重價值的古代名人手札正越來越多地進入人們的視野。那些“當時只道是尋常”的普通手札，卻引起了今天觀眾和收藏者的興趣、關注與喜愛。
書信，在古代最初是傳遞信息的工具，後來變成承載思想與感情的載體，在電子時代的當下成為供人欣賞與研究的文獻和藝術品。它小而又大，薰染時代的風雲與碎屑，映射生活的甘醇與澀苦；它淺而復深，所說無非身邊人、眼前事，所關卻有可能是一個時代起落，一場興亡的始末。現在已經不大有人寫信了，電話微信，咫尺千里，雲水不隔，是科技的大進步，交流的大便利。車馬慢的時代遠去了，哀嘆不必，懷想卻不妨。若偶爾有興趣可執筆作書，表達親人之間“家書抵萬金”的牽掛；傾訴伴侶之間“陌上花開，可緩緩歸矣”的情思；暢述友朋之間“此夕我心，君知之乎”的眷念。彩雲散復聚，魚雁偶往還，也便算不負千載幽情。
前不久，趙孟頫的早期書札《與郭右之二帖卷》在經歷漫長的一個多小時的競拍後，以2.67億元人民幣成交，杜甫“家書抵萬金”的句子，在此時已經根本不能說是誇張的修辭手法了。同一場拍賣，傅山致魏一鰲的十八通書札以1380萬元人民幣成交。而之前的另一場拍賣會，包括徐有貞、李東陽、文徵明、祝允明在內的六十餘家近百通的一部明人尺牘冊，拍賣成交價高達5175萬元。
近年來，上海博物館舉辦的《吳門書札特展》以及其他一些公共藝術機構和圖書館推出的古代名人專題性手札展也大熱。近日，上海博物館還在戰“疫”之際，推出網上展覽《遺我雙鯉魚——館藏明代書畫家書札精品展》。這些各具特色的書札展引發觀眾尋根追源，通過手札去全面瞭解書寫者和他們所處的時代，從這些古代名人手札堆裡撿拾歷史與藝術的吉光片羽。
手札也就是書信
手札也就是書信，之所以稱之為“札”，是因為在古代紙張尚未普及之際，常用的書寫材料是削製成狹長條狀的竹片或木片，竹片的稱“簡”，木片的稱“札”或“牘”，所以，也叫書簡、書札。這些木牘據記載有幾種不同的規格，但多是三寸寬、一尺左右的長度，因此就有了尺牘的名稱。那時的一封書信，通常是兩塊木牘，寫信的時候，先在下面的木牘上寫上要說的話，然後在上面蓋上另一塊木牘，寫上收信人和發信人的名字，最後用繩子從中間將兩片木牘捆紮結實——這繩子便叫做“緘”，後來說的“三緘其口”、“緘口不言”，出處即是這裡。為了防止信被別人拆看，在繩子打結的地方還要封上一塊青泥，蓋上璽印，就是封泥。這樣，便可以將信交付使者傳送了。後來輕便的紙逐漸成為主要的書寫材料，“牋”和“箋”就是小而華貴的紙張，不過普通人卻用不起，“欲寄彩箋兼尺素”還真要像晏殊這樣出身的世家子才行。
寫在小幅的絹、帛等絲織物上的信，叫做尺素，漢樂府中有膾炙人口的《飲馬長城窟行》：“青青河畔草，綿綿思遠道。……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長跪讀素書，書中竟何如。上言加餐食，下言長相憶”，樂府詩言辭浪漫而風調樸素，實際上非常寫實。“雙鯉魚”並非真魚，是裝信札的木函套常被雕刻成鯉魚的樣子，“烹鯉魚”也不是剖腹刮鱗，而是打開函套，取出書信的意思。有趣的是，這層意思自古就被曲解。《飲馬長城窟行》收錄於《昭明文選》，唐開元時，有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五人註解《文選》，元末明初劉履也有選注，這是兩個較為有名的註釋本，他們講到這首詩時，都認為古人真的把書信藏在魚腹中，由此還聯想到秦末陳勝起義，把寫著“陳勝王”的帛書放在魚肚裡，以威服眾人的事。無怪明代第一才子楊慎要譏嘲他們是痴人證夢。
然而，魚腹藏書隨流水，脈脈千里寄相思，是多麼別緻而浪漫的事，詩人們並不介意把它想象成真的。劉禹錫“相思望淮水，雙鯉不應稀”，有著點兒猶疑的悵惘；白居易“別後雙魚難定寄，近來潮不到湓城”，是摻著一絲哀怨的釋然；岑參“雙魚莫不寄，縣外是黃河”，是滿懷希冀的切切叮嚀；總是李白一貫謫仙人豪邁清貴的派頭，“漢口雙魚白錦鱗，令傳尺素報情人”彷彿水裡的魚兒也遵從他的差遣。
書信也稱魚雁，“魚”的來源是浪漫的詩歌，“雁”的出處卻是嚴肅的正史。《漢書·李廣蘇建傳附蘇武傳》記，蘇武出使匈奴被扣留十數年之後，漢朝與匈奴和親。漢昭帝要求放歸蘇武等使者，而匈奴謊稱他們已死。後來隨同蘇武被扣留的屬官常惠尋機會見到漢朝使者，教他對單于說：“天子在上林苑中射獵，射到一隻大雁，腳上繫著帛書，上面說蘇武等人在北海。”漢使依言責備單于，單于既驚且歉，於是釋放蘇武歸漢。原來所謂的“鴻雁傳書”是一個外交上的計謀。
張愛玲在《金鎖記》裡說：“年輕的人想著三十年前的月亮該是銅錢大的一個紅黃的溼暈，像朵雲軒信箋上落了一滴淚，陳舊而迷糊。”朵雲軒是著名的箋紙店，也是如今南方最重要的藝術品拍賣公司之一，朵雲是書信的另一個別致的名稱。唐代郇國公韋陟，為人風雅，用五彩的信箋寫信，內容是侍妾按照他的意思所寫，自己只是在後面署名，把“陟”字寫得像五朵雲彩的樣子，一時風靡，號稱為“郇公五雲體”，後來就以“朵雲”指稱書信。
書信的歷史悠遠綿長，據說最早付諸文字的書信存在於甲骨
“信”字從人、從言，人言為信，尚無文字的年代，消息口口相傳，有了文字，口信就成了書信。
書信的歷史悠遠綿長。據說，最早付諸文字的書信存在於甲骨，而最早的家書是雲夢睡虎地秦簡中兩個秦國士卒留下的兩片木牘。《文心雕龍》的《書記》篇中說：“漢來筆札，辭氣紛紜”，司馬遷的《報任安書》、東方朔的《謁公孫弘書》、楊惲的《報孫會宗書》、揚雄的《答劉歆書》，“志氣槃桓，各含殊採”，而且“杼軸乎尺素，抑揚乎寸心”。這點“寸心”，賦予了尺牘傳遞信息的功能之外更遼遠深沉的境界。
魏晉時代越名教而任自然，自由的靈光隨處潑灑。人們在書信往還中不獨談學議政，更能述胸懷、敘離情、參玄幽、記遠遊……喜怒哀樂，無情不可以宣之於尺素，風花雪月，無景不可以展布於筆端，至此，書信終於不再是單純的應用文體，而成為了具有獨立地位、特殊風格的文學樣式。
中國有墨跡留存的書法史，正好從西晉開始了，而其中最早的墨跡《平復帖》正好是陸機寫給友人一封信。實際上，漢魏碑刻之外，中國早期的書法史幾乎就是由信札組成的，除了《平復帖》，還包括王羲之王獻之父子的大多數作品、東晉王珣的《伯遠帖》……宋代之後就更多了。
信札出於此手，觀於彼眼，是很私密的東西，折射一地之境，一時之事，一人之情，未必面面俱到，卻足夠真實。正因如此，它於歷史、藝術都有獨特的價值。於歷史言，它彷彿海洋裡的一滴水，雖然海洋由水滴組成，但每一滴水都是對海洋的補充與佐證；於藝術言，它是個別緻的側面，在正襟危坐的書法作品以外，展示最隨意最自由狀態下的書寫，暗合了中國藝術“從心所欲不逾矩”的最高境界。
魏晉高古，宋元珍異，從數量上說，明清的書札留存的比較多，對於今天的研究者來說接觸的機會也比較多。與清代相比，明人的書札更多地保留了古樸的意味，這種古樸的意味既是形式，也在內容。
據筆者接觸過的明人書札，大多式樣質樸，內容簡潔，少有連篇累牘，然而言辭修潔，書法精美，各具面目，各有妙處，它們就如同一顆顆細小奇妙的寶石，由時光與歲月磨礪而成，當你用適合的角度去觀察，它們就會發出奇異的光芒，為你照見歷史的一角。如上海博物館藏有明朝東林楊漣、周順昌、魏大中、繆昌明、周宗建五君子手札，其中楊漣一通尤其令人印象深刻：
“長安人為二魏報仇以報恩，百方計弄不肖，尋莫須有之事不得，竟捏無是公烏有先生，可笑！既捏造有書，招樞輔入內稱兵以清君側，激怒皇上，又指樞輔之請緩決楊熊等為弟手書，嘗求分楊熊打點八萬之數。日前拷問汪文言，招扳至於五毒俱備，又用鐵繍鞋迫之死，死而復生，汪竟未招，而奉旨竟坐與諸人共逮。楊事糊粘不上，熊事弟原有參疏，熊極相恨，……今乃坐之受賄營脫，以樞輔之救熊為證，其實樞輔弟曾未與往來一書，架空捏作至此，獨不畏鬼神乎？附聞以發一笑。”
此信不知寫於何人，想是一親近友人，信中所涉及的是晚明轟動朝野的大事。“二魏”即魏忠賢，所謂報仇則指楊漣在天啟四年(1624)上書彈劾魏忠賢二十四條大罪，引起軒然大波，朝野震動，也成為後來東林黨人罹遭大難的導火索，從此魏忠賢恨極楊漣。“招樞輔入內”事指薊遼督師孫承宗因魏忠賢專權，在天啟四年先後將楊漣、趙南星、高攀龍等人罷官驅逐，恐上書難達，便欲以賀壽為名入朝面奏，以彈劾魏忠賢。依附閹黨的魏廣微得知後告知魏忠賢，說孫承宗打算以清君側為由殺他，最後魏忠賢乞求熹宗下旨令其返回遼東。後來熊廷弼下獄，孫又想救熊。這些事與楊漣毫無牽連，信件的最後楊自陳與孫承宗從來沒有書信來往，而閹黨卻將之算在楊漣頭上，因此楊憤而反覆寫道“竟捏無是公烏有先生”、“架空捏作至此”。“楊熊”即楊鎬、熊廷弼，先後兩任遼東經略，因薩爾滸與廣寧兩戰慘敗，已經分別於萬曆四十七年(1619)、天啟二年(1622)罷官入詔獄，並在崇禎二年(1629)、天啟五年(1625)被殺。魏忠賢記恨楊漣，想要構陷他的罪狀是在熊廷弼入獄後收受他的賄賂，關於受賄的數目記載紛紜，有說兩萬兩，有說四萬兩，這信裡說的明白，原來有八萬之數。而楊漣受賄的憑據，魏忠賢一度試圖從汪文言口中獲得。汪文言是東林黨中的異類，他不是御史言官，而是獄吏出身，心思機巧，善於籌謀，利用宦官，依附東林。天啟五年(1625)一月，汪文言被捕下詔獄，負責審問他的是臭名昭著的錦衣衛指揮僉事、東廠“五彪”之一許顯純。許顯純以酷烈著稱，“拷問汪文言”至於“五毒俱備”，所謂五毒即是包括棍、拶在內的五種酷刑，除此以外還用了“鐵繍鞋”。所謂鐵繍鞋，即紅繍鞋，大約是將燒紅的鐵鞋套在犯人腳上的刑罰，據清人《嘯亭雜錄》這種酷刑正是錦衣衛鎮撫司的發明。汪文言死於同年五月初，至死沒有一個字的招認，《明史》中說他“備受五毒，不承”，並未提及“鐵繍鞋”，方知東廠酷烈以至於史不忍書。楊漣的信裡沒有提及汪文言的死，所以他寫這封信的時間應該在天啟五年一月到五月初之間，以汪氏所受刑罰來看，應在其死前不久，或者就是在四月，此時的楊漣已經被魏忠賢矯旨革職為民了，不久之後，楊漣也將要被投入錦衣衛大牢，他在這封信裡提及的種種酷刑將施用到他自己身上，而距離他走向生命的終點也不過幾個月的時間了，晚明的歷史即將揭開最為血腥的一幕。對於種種加諸於身的莫須有的罪名，楊漣質問“獨不畏鬼神乎”，繼而輕描淡寫地用“附聞以發一笑”結束了這一通信件。字裡行間，有憤怒、有不齒、有譏諷、有輕蔑，而沒有退縮與畏懼。
能夠揹負多麼沉重的歷史，書札就能夠承載多麼旖旎的風月
能夠揹負多麼沉重的歷史，書札就能夠承載多麼旖旎的風月。明代的文人，最大程度地把風雅情趣充溢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寫信時也是如此，尤其是如果信件是出自書畫家之手，就更能從形式到內容同時給人以美感。
明朝大畫家文徵明寫信喜用青或綠的染色箋紙，略帶明亮色調的紙張襯得他規整典麗的行草書越發俊拔。他與一個號為“琴山先生”的朋友很久沒有見面，就將自己最近新作的詩與一張古琴一起送去，以表達懷想之情。“掃地焚香習燕清，蕭然一室謝將迎。坐移白日花間影，睡起春禽竹外聲。心遠不妨人境寂，道深殊覺世緣輕。卻憐不及濂溪子，能令窗前草自生。”詩裡描述了自己享受避世清隱的生活，不能像周濂溪那樣抱有儒家懷愛萬物的志向。這首詩在北京保利拍賣行拍出的曾為《石渠寶笈》著錄的文徵明《雜詠詩卷》中，題名為“靜隱”，並且也收錄在文徵明的《甫田集》中。大概是吳門的文人都給人這種恬淡無爭的感覺，後來有不少著錄書把這首詩歸在沈周的名下，鬱逢慶的《續書畫題跋記》甚至註明這是沈周八十一歲的作品。明清兩代的書畫著錄有許多耳聞轉抄的情況，差錯訛誤在所難免，這通信札墨跡也為我們解決了一首詩作的歸屬問題。
以書法名世的明朝李應禎在南京任尚寶司卿的時候與同儕好友、考功主事儲巏常有信件往來。大多是寥寥數語，所說不過邀約饋贈一類的閒事，“少間奉請過聽鶯軒少坐，拱伺”、“晚間請通伯敘別，敬拉太常暨吾靜夫相陪，千萬一來”、“豚蹄、粥米見意，幸麾頓”、“芡實數合奉上”，其中有一些明顯是用的同一套箋紙，呈薑黃色，有蓮花、梅花、松樹、山水等各色砑花圖案。明代的書信用箋，工藝多是染色、砑花。砑花圖案都很簡單，線條疏闊，風格素樸，砑制在箋紙上與紙張有隱約的色差，簡靜清淡，無喧賓奪主之虞，而有錦上添花之妙。李應禎的書法學歐陽詢而有蔡襄的筆意，點畫開張，體勢舒展，有很優美的姿態，而信札的書寫通常比其他正式的所謂“書法作品”要隨意放鬆許多，因此更顯得舒暢瀟灑，有時端正平穩，如對而論道；有時橫指斜出，如談笑恣肆，透過一紙紙書札，作者的言笑舉止彷彿就在眼前。
明朝“吳門十才子”之一的蔡羽曾特意給兩個得意門生王守和王寵寫信，說家中園子裡的牡丹和芍藥開得好，要他們以此為題賦詩一首，明天一齊來家裡交流品評。蔡羽種的臺心芍藥和玉樓春都是花中珍品。臺心芍藥即蓮臺芍藥，花為複色，內層花蕊，外層花瓣，形似蓮臺，端莊奇麗。玉樓春是白牡丹中的名品，宋代元豐年間出在洛陽，被人獻於顏潞國公文彥博，得文命名為玉樓春。蔡羽詩文書法都為人稱道，不過仕途坎坷，由國子生授翰林孔目，只當了三年便回鄉隱居了。他的學生王氏昆仲，兄長王守詩文亦有名，做到副都御史的官職，而更有天才的弟弟王寵，早慧也早逝，從未考取功名，四十歲就去世了。蔡羽的生活並不優渥，他父祖留下的產業傳到他的時候已經都荒廢了，王寵的景況更差，他留下的信札有不少是向人借貸。不過，既然生活是一襲爬滿蝨子的華美的袍，又何妨愉快地捫蝨而談，最文雅而高尚的生活不就是在任何境遇下都把生活過得文雅而高尚嗎？所以，這些都不能沖淡幾朵花開給他們帶來的歡喜。
單從信札來看，明代吳門書畫家們的生活隨處都有情趣。王寵寫給兄長的家書，前面尚在計較田賦官司，後面就在憧憬建築幾間書室及環繞竹子的露臺；祝允明在風雨交加的重陽節不願一人獨對風雨，便邀友人來飲酒吃食；彭年寫信致歉，原因是“昨享盛意，遂致沉醉，衰老出醜”；邵彌在大雨過後邀人晚間相聚，因為“今夜月色定佳，耑望過此劇談新詩”；文彭與錢榖趣味相投，頻繁的信件往來中，時而邀他來試飲新茶，時而與他探討新近看到的古畫“近日顧暘谷得郭熙高頭卷，約長六尺餘，後有馮海粟、趙子昂、虞伯生、柳道傳、柯九思跋。又得《西園雅集》一卷，極古雅，雖非龍眠，然實宋人筆也。研山又得僧巨然《江山晚興》小橫卷，幽雅可愛，雖無題識，而有鈐縫章及號，當是宋內府裝束，亦可愛也”，現在該驚為天物的東西，在那時可以這般議論，那時日日如此的日常，現在卻要刻意追求，回頭看看，真真“當時只道是尋常”。（孫丹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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