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张路工撮影》2
2019年底，世界上第一条设计时速350公里有砟轨道高速铁路，也是世界上第一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寒、大风沙高速铁路——京张高铁将建成通车。这不禁让人们回忆起100年前，1909年，第一条由中国人自行设计建造并投入运营的铁路——京张铁路开通。从中国第一到世界第一，从京张铁路到京张高铁，中国铁路建设百年的发展史，也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实干兴国的奋斗史。
这套书分为上、下两册,均为红色丝绒面精装，八开横向右开本，封面上有铜铸竖排题签“京张路工撮影上卷”“京张路工撮影下卷”，环衬为枣红色花纹纸，环衬右上角贴有1.5cm×3cm的红底黑字小签“上海公兴印字馆制造 开在虹口西武昌路”，环衬正中贴有一枚11.5cm×8cm的关祖章藏书票，并有5cm×5.5cm大小的粉底黑字签一枚，上书“同生照相号 本号精究放大时款照相馆在上海虹口北四川路门牌第二千零五十二号”，扉页上钤有红色关祖章藏书印大小各一枚。影集内页每页装裱12寸照片1张，每幅照片的标题说明均已手写在底片一角，印放时直接显现在照片上。
两册共计收入照片183张，开卷为邮传部官员、詹天佑及其他工程技术人员的照片、工程技术人员在验道专车前的合影、阜成门外工程局照片，之后从“京张干路起点”——柳树60号桥开始，依次记录包括工程施工段桥梁、隧道、车站、水塔、停车场、制造厂和铁路材料厂，各类型机车、车厢等情况，后部主要收录工程验收、清官员赴张桓观成、南口庆祝茶会及通车典礼的场景。这份珍贵的影像资料，对于中国近代史、中国铁路发展史等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1909年10月2日，京张铁路通车庆典在南口站举行，清政府特别拨出官银制作了《京张路工撮影》作为纪念品。目前，中国国家图书馆、北京市档案馆、詹天佑纪念馆、上海图书馆、广州詹天佑故居、中国历史博物馆、台湾历史博物馆均藏有该摄影集，中国历史博物馆还藏有精简版（收录工程照片56张，当年送给次要工程人员）。2002年，《京张路工撮影》作为48件珍贵档案文献之一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并被载入首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
百年前，中国铁路的修筑权被西方列强把持，英俄两国为争夺北京到张家口铁路修筑权互不相让，詹天佑曾慨叹“我国地大物博，而于一路之工，必须借重外人，引以为耻”。1905年5月，袁世凯奏准开办京张铁路，于天津设京张铁路局，筹备筑路事宜。曾经的留美幼童、当时的邮传部二等顾问官詹天佑扛起重担，担任京张铁路工程总办兼工程师，他引领1万多人，自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九月至宣统元年（1909年）八月，仅仅用了四年时间，就修建好这条全长201公里的铁路。詹天佑在《京张铁路工程纪略》中记述了京张铁路工程线路及地理状况：“由丰台之柳村 趋东而北 沿都城 越清河 抵南口 穿八达岭 出岔道城 跨怀来宣化 以达张家口 延袤三百六十余里 其中层峦叠嶂 盘路峭石 实居全路十分之一 境险工艰 以及曲线坡度各作法……”京张铁路丰台至南口段、南口至关沟段、关沟至张家口段这三段中，以第二段的施工最为艰难：八达岭隧道从两端同步开凿，并在中部开出两个直井，再分别向双向推进，一公里长的隧道高效贯通，开创我国隧道修筑的首例；青龙桥独特的人字形铁路设计，解决了因地势急速提升，给火车带来爬坡的巨大难关，成为山区铁路修筑的典范。
更正：此照片为当时清政府邮传部侍郎汪大燮（左） 邮传部尚书徐世昌（右）。
汪大燮(1859年-1929年)，原名尧俞，字伯唐，一字伯棠，浙江钱塘(今杭州)人。咸丰九年(1859年)出生于浙江世家望族。汪大燮自幼聪颖，光绪四年(1878年)应童子试，考中秀才。光绪十五年(1889年)考中举人。其后屡次会试不第。汪大燮命运的转折，在于同乡叶尔恺之举荐。依晚清官场规则，叶尔恺举荐汪大燮给大学士张之万，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充任章京，由此开始涉足外交事务。晚清至民国时期外交官，政治家，北洋政府国务总理。
汪大燮
汪大燮自幼聪颖，光绪四年(1878年)应童子试，考中秀才。光绪十五年(1889年)考中举人。在清末和民国初年，曾担任外交官员和政府公职，并曾出任国务总理。他可能参与策划了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五四运动"。晚年热衷于慈善事业。
1898年4月，康有为等维新派人士在京组织保国会，倡言维新变法。清廷驻日公使裕庚秘密致函总理衙门，密告流亡日本的革命党人孙中山。汪大燮获知消息，急忙求救于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力言"狱不可兴"。经汪大燮劝告，张荫桓明晓利害，遂"密嘱康、梁诸人弗再张皇"。汪大燮还通过《时务报》经理汪康年(汪大燮堂弟)与维新派人士互通声气。汪大燮不仅趋向维新，而且在维护国家利益方面也毫不含糊。当义和团运动兴起时，西方列强借机发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随后强迫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俄国更利用侵占中国东三省之机，胁迫清政府另订专约，要求特殊权利。此时，汪大燮以总理衙门章京身份，拟具说帖，力言"万不能于和约外，别订条约，致启各国效尤之渐"。此说帖经驻俄公使桂春呈奏两宫，成功阻止了俄国的图谋。
汪大燮
汪大燮有胆有识，深为张荫桓等赏识。1901年清政府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汪大燮升任外务部员外郎。1902 年，外务部奏设日本留学生总监督，派汪大燮充任。1921年7月，美国邀请中国参加即将在华盛顿召开的国际会议，目的在于解决巴黎和会遗留的远东问题，抑制日本在华的扩张势头。8月，汪大燮联合孙宝琦、钱能训、熊希龄、周自齐等，发起组织了民间组织"华盛顿会议中国后援会" ，并出任理事。不久，又受聘担任外交部顾问，讨论华盛顿会议一切问题。
由于中国代表团策略得当，在华盛顿会议上取得了少有的成功，迫使日本与中国签署《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同意将山东交还中国。汪大燮也因赞助华盛顿会议有功，于1922年2月再被外交部聘为高等顾问，4月，又出任外交部"华盛顿会议善后委员会"副会长，积极为完全收回山东权益筹谋划策。11月29日，总统黎元洪任命他再次出任国务总理兼财政总长。但是，汪大燮不愿陷入直系内争，任命翌日便通电辞职。后经黎元洪挽留，更重要的是此时正值《胶澳(青岛旧称)协约》协商关键时期，便允诺黎元洪再担任10天国务总理，而于12月4日辞去财政总长一职。12月1日，中日签署《解决山东悬案细目协定》及附件、换文，5日，签署《解决山东悬案铁路细目协定》及了结事项。11日，汪大燮依约辞去国务总理。
1922年12月，汪大燮再次被任命为平政院院长，同时兼任"教育基金委员会"委员。1925年段祺瑞出任执政时，任命汪大燮接替孙宝琦出任外交委员会委员长。
（汪大燮与章宗祥）
晚年的汪大燮除担任公职外，更热心于慈善事业。自1920年10月起，他连续担任中国红十字会会长，直到1924 年3月卸任。1926年6月，张作霖死后，奉军撤往关外，为维持北京社会秩序，汪大燮出面担任临时治安维持会副会长。不久，完全脱离政治舞台，并登报谢绝一切团体名义，但却一直担任由其发起创办的北京平民大学董事长(曾任校长)一职。 1929年1月汪大燮哮喘病发作，病逝于北京，享年71岁。
徐世昌(1855年-1939年6月6日)，字卜五，号菊人，又号弢斋、东海、涛斋，晚号水竹村人、石门山人、东海居士。直隶(今河北)天津人。咸丰五年(1855年)出生于河南省卫辉府(今卫辉市)祖籍浙江省宁波府鄞县，天津图书馆馆藏档案记其籍贯为"浙江鄞县"。其祖辈明季北迁燕京，清军入关时南逃天津，落籍天津，是为天津寿岂堂徐氏。曾祖父、祖父在河南为官，故出生于河南省卫辉府府治汲县(今卫辉市)城内曹营街日后发达，凡遇以上三地人士，徐世昌皆称同乡;徐世昌之善于拉关系、交朋友，于此可见一斑。
“文治总统”徐世昌
徐世昌早年中举人，后中进士。自袁世凯小站练兵时就为袁世凯的谋士，并为盟友，互为同道;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曾任军机大臣。徐世昌颇得袁世凯的器重，在袁世凯称帝时以沉默远离之。民国五年(1916年)3月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起用他为国务卿。民国七年(1918年)10月，徐世昌被国会选为民国大总统。他下令对南方停战，次年召开议和会议。民国十一年(1922年)6月通电辞职，退隐天津租界以书画自娱。徐世昌国学功底深厚，不但著书立言，而且研习书法，安阳袁林的墓碑"大总统袁公世凯之墓"九个大字系徐世昌的手笔。工于山水松竹，如《石门山临图帖》等。一生编书、刻书30余种，如《清儒学案》、《退耕堂集》、《水竹村人集》等。被后人称为"文治总统"。
徐世昌
徐世昌幼年丧父，母教甚严。虽家境贫困，典当以延师教子，并自督课，且重德育。徐世昌回忆说:孩童之时，若有三份食物，便思得其两份，母即予严斥:"今日如此，长大又当如何。"其母宁可将食物扔掉，也不让徐世昌食用。徐世昌稍稍长大一些，每交一个朋友，他的母亲一定去考察一下那人的人品如何，如果真的是贤才，则以美食款待;否则立即训斥并令其不再来往。当时的世人看到他们母子非常清苦，就劝他们去依靠县令亲戚，徐母说:"托人余荫，罔知艰苦，无复有刻厉振兴之心矣"。族人感叹:"汝苦心持家教子，异日必有成就，真我家功臣也。"
同治十年(1871年)，徐世昌十六岁时开始课人兼自学，以经营薪米;十七岁因善书小楷，随叔祖父充任县衙文案;十八岁为某知府治函札兼会计，以文会友;二十四岁为准宁县知事治理文牍，遇袁世凯，徐袁二人一见倾心。袁世凯见徐世昌青衣敝履，虽边幅不修却神采飞扬;谈吐间，显露出勃勃雄心与满腹经纶，赞道:"菊人，真妙才也!"当时徐世昌、徐世光兄弟无钱赴应天府应乡试，袁世凯即赠银百两以为川资，使徐氏昆仲得已成行，并同时中举。
徐世昌（前排左四）和袁世凯（前排左三）在辉县的袁公馆门口合影（现东大街路南）
光绪十二年(1886年)中进士，先授翰林院庶吉士，光绪十五年(1889年)授编修。张之洞(军机大臣、东阁大学士)、李鸿藻(翰林院掌院学士)为其师长。编修为七品官，俸银甚少，生活清苦。人劝其外放知州、知县，未从。因京官具有接近上层人物的优势。
然而徐世昌在翰林一住九年， 未办过一次学差、 试官之类有利之事; 但他并不急功近利，而是积极结交，疏通上下，同时勤苦读书，关心时事，作好各方面准备，以待时机。翰林院是中国封建社会为科场尖子而设的最高机构，凡以科举进身之文士，无不孜孜以求。但徐世昌因不见宠于大学士李鸿藻，李鸿藻认为徐世昌"虚矫过人"，因而不得宠难以发达。但徐世昌向李鸿藻介绍袁世凯，通过李鸿藻，袁世凯为李鸿章所常识，向朝廷推荐他督练新军，却成为袁世凯发展的起点，同时也成为徐世昌仕途中走向发达的转折点。
1918年，徐世昌在太和殿发表演讲
徐世昌在翰林院已是"板凳要坐十年冷"，到第十年终于有了转机，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袁世凯向清廷奏请徐翰林兼管新建陆军稽查全军参谋军务营务处总办(相当于秘书长兼参谋长)，徐世昌欣然就任。虽然编制、原职、级别均予保留，但总是以高就低;徐世昌却毅然离开翰林院，全力以赴，总揽全军文案并参与机密，袁世凯不在时且代理其职。从此成为袁世凯的得力智囊。
徐世昌到任不久，袁世凯即因克扣年饷、诛杀无辜被人告发，军机大臣荣禄与陈奎龙负责查办。徐世昌与陈奎龙为同榜进士，私交甚笃，于是为袁世凯说请，袁世凯得以逃过一劫，使一场弥天大祸消弥于无形，袁世凯自是对徐世昌感恩不尽。徐世昌在小站练兵工作虽只两年多，但他一来便受到袁世凯的高度信任与尊重，言听计从，称之为兄;二来是翰林出身，受到将领的尊重，皆称之为师;三来工作勤奋，自学军事及英语，先后编写了《新建陆军兵略存录》及《操法详晰图说》十三册，以统筹全军训练及教育，成绩卓著，声望很高，从而奠定了自己在北洋军队中仅次于袁世凯的地位，也达到了"以文修武、以军功进身"之夙志。小站练兵，是中国军队走向近代化的里程碑，袁世凯、徐世昌皆功不可没。徐世昌最先提出了比较完整的近代化军事理论，制订了中西结合的军制、法典、军规、条令及战略战术原则。后来的"北洋三杰"--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皆是从小站新军中成长起来的佼佼者。
赵秉钧（左）、徐世昌（中）、毓朗（右）
徐世昌与袁世凯一样，即有政治野心、也有爱国热情，徐世昌在翰林院时曾因甲午战败，与数十名同事联合弹劾李鸿章;时值戊戌变法，徐世昌、袁世凯都参与了维新运动。但在关键时刻，当新旧势力交锋、维新势力将希望全部寄托在掌握军权的袁世凯身上时，袁世凯却听信了"军师"徐世昌之言:"帝虽一国之主，然当政日浅，势力薄弱;后(西太后)则两朝总持魁柄，廷臣疆帅，均其心腹，成败之数，可以预卜。与其助帝而致祸，宁附后而取功名。"袁世凯深以为然，遂向荣禄告密。在义与利的选择上，徐世昌、袁世凯很现实地选择了趋利避害。二人均以戊戌六君子之血染红了顶戴花翎，从此深受后党恩宠，平步青云。诚然，即使当时徐赞成支持新党，亦是以卵击石;"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历史上又有几人?不过袁世凯之恶在于阳奉阴违，两面三刀，十分险恶卑劣，故当时有民谣骂袁世凯曰:六君子，头颅送，袁项城，顶子红，卖国党，邀奇功，康与梁，在梦中，不知他，是枭雄。袁世凯因难逃其责，幕后高参徐世昌亦难辞其咎。
照片拍摄于1918年北洋政府在紫禁城举办一战胜利庆典期间，北洋总统徐世昌和当时北洋各政府内的军官和官员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太后与光绪帝西狩，徐世昌随行护驾，得到青睐。张之洞、袁世凯又交章保荐徐世昌，徐世昌遂得重用。在随后的三年中，他相继涉足清廷政务、财务、军务、学务。光绪三十年(1904年)，徐世昌得任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科举会试之阅卷大臣，也圆了徐世昌十年翰林以来主考之梦。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徐世昌奉旨入值军机处，同年年底即授军机大臣，署理兵部尚书。这一年徐世昌正好五十岁。徐世昌获此殊荣，尚未停止升迁的脚步。51岁时朝廷又任徐世昌为钦差大臣，东三省总督兼管东三省将军事务，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系从一品级，各省督抚联名奏事，以徐领衔，排在直隶总督袁世凯之前。据查核，清末升迁较快的汉大臣林则徐、曾国藩、袁世凯从入仕到任总督各为20、21、21年，徐世昌虽然也是21年，但东北总督之位高权重，则为以上三人所不及。
照片拍摄于1918年北洋政府在紫禁城举办一战胜利庆典期间，徐世昌发言致词，庆祝一战的胜利
而在同一年，袁世凯与张之洞皆丧失了具有实权的总督大臣之位，入京担任了奉旨办事的军机大臣。随着光绪帝与西太后的一同辞世，袁世凯的地位更岌岌可危。因光绪帝恨袁告密出卖之事;三岁溥仪即位，其父载沣为摄政王便一心想替其兄光绪报仇，欲除掉袁，已拟好将袁革职法办的上谕，因奕劻(军机处首席大臣，早被袁行贿买通)及张之洞极力反对，乃修改谕旨，以袁患足疾为名将袁"开缺回籍养疴。徐世昌时在东北，唇亡未免齿寒，不得不主动奏请开缺，清廷岂敢赶尽杀绝?只将其调任邮传部尚书，虽位列中枢，但其降用，也很明显。而徐世昌在东北三年之作为，却值得大书一笔。
东北三省为清朝之发祥地，因而具有特殊的重要性;至清末，在徐世昌上任时，东三省在十年之内连遭俄国、日本两强三次大洗劫，国土大片沦丧，几乎成了两强的殖民地，民办凋残，疮痍满目。为谋挽救，光绪三十一年(1906年)，清廷派载振、徐世昌(皆为军机大臣)赴东北全面考察，并要求对症下药，提出解决方案。经两个多月数千里路跋涉，徐世昌向清廷提出了《通筹东三省全局折》，洋洋十万余言，此时徐世昌对治理东北，已成竹在胸。徐世昌一到任，首先针对其不治之原因--"以治兵之职，而辖管理民事之官，所务不同，利害亦异，隔阂既甚，牵制斯多，其终乃无一利之能兴，无一弊之不出"--实行政治体制改革，确立总督一人负责制，"举三省全部应办之事悉以委之"，"以一人之力总集群策，复以全国之力倾助车隅之地"。设行省公署，所属各司与督抚一起共同办公，"事则公商，移则会画"，
徐世昌《藤墅俪言》
就任东三省总督的徐世昌
简化办事手续，提高工作效率，从而建立起高效率决策机构和运行机制，同时也适应了推行清末新政的要求。他强调值此非常之地、非常之时，非改革无以图存。为惩治腐败，更新吏治，徐世昌还推行了一系列具体政策，付诸实施。与此同时，他还大力招贤，尤其重用具有真才实学的留学归国人才，并向全国招揽第一流的时务人才，使东北三省"一隅之地，人才济济";对贪官污吏则严厉打击，杀一儆百。上任数月，即查清并处理案犯数十起。其雄才大略，可见一斑。
徐世昌督东北仅两年，满洲面貌焕然一新，清廷亲贵载涛"自欧考陆军归国，经奉天(今沈阳)见马路、电灯、军警无不备具，街市焕然一新，乃宿公署，俨然欧式，益服世昌新政经画，非它省疆吏所及。还朝即力荐其值枢府焉。"世人称东北三省新政为"徐世昌新政"，徐世昌亦为此而自豪。在应对日俄侵略方面，徐世昌在上任前与时任北洋大臣的袁世凯设定的外交方针，一是"以保卫主权为第一急务";二是"在具体交涉时，为了在主要问题上达到我们的目的，在次要问题上让步也许会复得必要"。徐世昌对日本明目张胆的侵略行径予以坚决反击:"必示人以不可攻，而后人不攻;必示人以不可欺，然后人不欺。"在卫护领土主权等原则问题上据理力争，寸土不让。一次，日人在图门至六道沟90余里钉立木桩，暗将我国领土划入韩界(韩界为日侵占)徐世昌令吴禄贞带人连夜拔去，并记上华名里数，钉立标识，使日人目瞪口呆。徐世昌任用与日交涉"着为功劳"的吴禄贞为解决"界务问题"督办，有效地遏制了日本蚕食中国边境领土的阴谋及"满洲政策"的推行。徐世昌在与沙俄侵略方针所进行的针锋相对的斗争中，同样取得了"已无余憾，为之欣慰"的结果。徐世昌在东北实施近代化建设，使东北开改革之先河，在推进全国近代化进程方面，确实功莫大焉。
今辉县城关派出所后院的徐世昌公馆
综观徐世昌一生，他当然不是一个革命家，政治品德上也算不上完美，但也承袭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优良精神风貌，学识广博，推行新政，热爱国家，坚持和平，崇尚自然，既非一徐世昌般无聊政客可经，更非那些拥兵自重利欲董心、祸国殃民的旧军阀可比。
徐世昌虽"圆滑机变，过于长乐老"，但在清帝退位、袁世凯称帝上思路还是清晰而进步的，所以此人不倒有其必然性。更令今人值得琢磨的是，卜五年近40岁时，仍旧是个庶吉士，不为翰林院所认同，认为难堪重任。但此时徐世昌已然到了人生的谷底，如今是否极泰来了，原先结交的同乡袁世凯赏识人才，邀其襄助小站练兵，自此腾达，由七品直至一品大员，平步登云。
关键因素是卓越的人际交往能力。比如说结交香帅张之洞、陕西巡抚鹿传霖(清末清官之一)、商部尚书载振、康、梁等等诸名士，朝中人缘甚好，慈禧甚至对荣禄说'徐世昌或足继李鸿章后乎?。而据说清帝退位诏书中的推荐袁世凯和末尾"予与皇帝得以远处宽闲，悠游岁月，常受过面之游礼，亲见至治之告成，岂不懿欤!"实为水竹村人之代笔。所以老徐是新旧通吃，才能有其后的总统之遇，这机遇与其自身的素质都少不了的。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6月5日，徐世昌病故，年85岁，先寄葬于天津桃园村原英国公墓，后同夫人一起归葬于河南省辉县市百泉镇苏门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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