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張路工撮影》2
2019年底，世界上第一條設計時速350公里有砟軌道高速鐵路，也是世界上第一條設計時速350公里的高寒、大風沙高速鐵路——京張高鐵將建成通車。這不禁讓人們回憶起100年前，1909年，第一條由中國人自行設計建造並投入運營的鐵路——京張鐵路開通。從中國第一到世界第一，從京張鐵路到京張高鐵，中國鐵路建設百年的發展史，也是中華民族自強不息、實幹興國的奮鬥史。
這套書分為上、下兩冊,均為紅色絲絨面精裝，八開橫向右開本，封面上有銅鑄豎排題簽“京張路工撮影上卷”“京張路工撮影下卷”，環襯為棗紅色花紋紙，環襯右上角貼有1.5cm×3cm的紅底黑字小籤“上海公興印字館製造 開在虹口西武昌路”，環襯正中貼有一枚11.5cm×8cm的關祖章藏書票，並有5cm×5.5cm大小的粉底黑字籤一枚，上書“同生照相號 本號精究放大時款照相館在上海虹口北四川路門牌第二千零五十二號”，扉頁上鈐有紅色關祖章藏書印大小各一枚。影集內頁每頁裝裱12寸照片1張，每幅照片的標題說明均已手寫在底片一角，印放時直接顯現在照片上。
兩冊共計收入照片183張，開卷為郵傳部官員、詹天佑及其他工程技術人員的照片、工程技術人員在驗道專車前的合影、阜成門外工程局照片，之後從“京張幹路起點”——柳樹60號橋開始，依次記錄包括工程施工段橋樑、隧道、車站、水塔、停車場、製造廠和鐵路材料廠，各類型機車、車廂等情況，後部主要收錄工程驗收、清官員赴張桓觀成、南口慶祝茶會及通車典禮的場景。這份珍貴的影像資料，對於中國近代史、中國鐵路發展史等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1909年10月2日，京張鐵路通車慶典在南口站舉行，清政府特別撥出官銀製作了《京張路工撮影》作為紀念品。目前，中國國家圖書館、北京市檔案館、詹天佑紀念館、上海圖書館、廣州詹天佑故居、中國歷史博物館、臺灣歷史博物館均藏有該攝影集，中國歷史博物館還藏有精簡版（收錄工程照片56張，當年送給次要工程人員）。2002年，《京張路工撮影》作為48件珍貴檔案文獻之一入選“中國檔案文獻遺產工程”，並被載入首批《中國檔案文獻遺產名錄》。
百年前，中國鐵路的修築權被西方列強把持，英俄兩國為爭奪北京到張家口鐵路修築權互不相讓，詹天佑曾慨嘆“我國地大物博，而於一路之工，必須借重外人，引以為恥”。1905年5月，袁世凱奏準開辦京張鐵路，於天津設京張鐵路局，籌備築路事宜。曾經的留美幼童、當時的郵傳部二等顧問官詹天佑扛起重擔，擔任京張鐵路工程總辦兼工程師，他引領1萬多人，自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九月至宣統元年（1909年）八月，僅僅用了四年時間，就修建好這條全長201公里的鐵路。詹天佑在《京張鐵路工程紀略》中記述了京張鐵路工程線路及地理狀況：“由豐臺之柳村 趨東而北 沿都城 越清河 抵南口 穿八達嶺 出岔道城 跨懷來宣化 以達張家口 延袤三百六十餘里 其中層巒疊嶂 盤路峭石 實居全路十分之一 境險工艱 以及曲線坡度各作法……”京張鐵路豐臺至南口段、南口至關溝段、關溝至張家口段這三段中，以第二段的施工最為艱難：八達嶺隧道從兩端同步開鑿，並在中部開出兩個直井，再分別向雙向推進，一公里長的隧道高效貫通，開創我國隧道修築的首例；青龍橋獨特的人字形鐵路設計，解決了因地勢急速提升，給火車帶來爬坡的巨大難關，成為山區鐵路修築的典範。
更正：此照片為當時清政府郵傳部侍郎汪大燮（左） 郵傳部尚書徐世昌（右）。
汪大燮(1859年-1929年)，原名堯俞，字伯唐，一字伯棠，浙江錢塘(今杭州)人。咸豐九年(1859年)出生於浙江世家望族。汪大燮自幼聰穎，光緒四年(1878年)應童子試，考中秀才。光緒十五年(1889年)考中舉人。其後屢次會試不第。汪大燮命運的轉折，在於同鄉葉爾愷之舉薦。依晚清官場規則，葉爾愷舉薦汪大燮給大學士張之萬，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充任章京，由此開始涉足外交事務。晚清至民國時期外交官，政治家，北洋政府國務總理。
汪大燮
汪大燮自幼聰穎，光緒四年(1878年)應童子試，考中秀才。光緒十五年(1889年)考中舉人。在清末和民國初年，曾擔任外交官員和政府公職，並曾出任國務總理。他可能參與策劃了中國現代史上著名的"五四運動"。晚年熱衷於慈善事業。
1898年4月，康有為等維新派人士在京組織保國會，倡言維新變法。清廷駐日公使裕庚秘密致函總理衙門，密告流亡日本的革命黨人孫中山。汪大燮獲知消息，急忙求救於總理衙門大臣張蔭桓，力言"獄不可興"。經汪大燮勸告，張蔭桓明曉利害，遂"密囑康、梁諸人弗再張皇"。汪大燮還通過《時務報》經理汪康年(汪大燮堂弟)與維新派人士互通聲氣。汪大燮不僅趨向維新，而且在維護國家利益方面也毫不含糊。當義和團運動興起時，西方列強借機發動八國聯軍侵華戰爭，隨後強迫清政府簽訂《辛丑條約》。俄國更利用侵佔中國東三省之機，脅迫清政府另訂專約，要求特殊權利。此時，汪大燮以總理衙門章京身份，擬具說帖，力言"萬不能於和約外，別訂條約，致啟各國效尤之漸"。此說帖經駐俄公使桂春呈奏兩宮，成功阻止了俄國的圖謀。
汪大燮
汪大燮有膽有識，深為張蔭桓等賞識。1901年清政府改總理衙門為外務部，汪大燮升任外務部員外郎。1902 年，外務部奏設日本留學生總監督，派汪大燮充任。1921年7月，美國邀請中國參加即將在華盛頓召開的國際會議，目的在於解決巴黎和會遺留的遠東問題，抑制日本在華的擴張勢頭。8月，汪大燮聯合孫寶琦、錢能訓、熊希齡、周自齊等，發起組織了民間組織"華盛頓會議中國後援會" ，並出任理事。不久，又受聘擔任外交部顧問，討論華盛頓會議一切問題。
由於中國代表團策略得當，在華盛頓會議上取得了少有的成功，迫使日本與中國簽署《解決山東懸案條約》，同意將山東交還中國。汪大燮也因贊助華盛頓會議有功，於1922年2月再被外交部聘為高等顧問，4月，又出任外交部"華盛頓會議善後委員會"副會長，積極為完全收回山東權益籌謀劃策。11月29日，總統黎元洪任命他再次出任國務總理兼財政總長。但是，汪大燮不願陷入直系內爭，任命翌日便通電辭職。後經黎元洪挽留，更重要的是此時正值《膠澳(青島舊稱)協約》協商關鍵時期，便允諾黎元洪再擔任10天國務總理，而於12月4日辭去財政總長一職。12月1日，中日簽署《解決山東懸案細目協定》及附件、換文，5日，簽署《解決山東懸案鐵路細目協定》及了結事項。11日，汪大燮依約辭去國務總理。
1922年12月，汪大燮再次被任命為平政院院長，同時兼任"教育基金委員會"委員。1925年段祺瑞出任執政時，任命汪大燮接替孫寶琦出任外交委員會委員長。
（汪大燮與章宗祥）
晚年的汪大燮除擔任公職外，更熱心於慈善事業。自1920年10月起，他連續擔任中國紅十字會會長，直到1924 年3月卸任。1926年6月，張作霖死後，奉軍撤往關外，為維持北京社會秩序，汪大燮出面擔任臨時治安維持會副會長。不久，完全脫離政治舞臺，並登報謝絕一切團體名義，但卻一直擔任由其發起創辦的北京平民大學董事長(曾任校長)一職。 1929年1月汪大燮哮喘病發作，病逝於北京，享年71歲。
徐世昌(1855年-1939年6月6日)，字卜五，號菊人，又號弢齋、東海、濤齋，晚號水竹村人、石門山人、東海居士。直隸(今河北)天津人。咸豐五年(1855年)出生於河南省衛輝府(今衛輝市)祖籍浙江省寧波府鄞縣，天津圖書館館藏檔案記其籍貫為"浙江鄞縣"。其祖輩明季北遷燕京，清軍入關時南逃天津，落籍天津，是為天津壽豈堂徐氏。曾祖父、祖父在河南為官，故出生於河南省衛輝府府治汲縣(今衛輝市)城內曹營街日後發達，凡遇以上三地人士，徐世昌皆稱同鄉;徐世昌之善於拉關係、交朋友，於此可見一斑。
“文治總統”徐世昌
徐世昌早年中舉人，後中進士。自袁世凱小站練兵時就為袁世凱的謀士，併為盟友，互為同道;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曾任軍機大臣。徐世昌頗得袁世凱的器重，在袁世凱稱帝時以沉默遠離之。民國五年(1916年)3月袁世凱被迫取消帝制，起用他為國務卿。民國七年(1918年)10月，徐世昌被國會選為民國大總統。他下令對南方停戰，次年召開議和會議。民國十一年(1922年)6月通電辭職，退隱天津租界以書畫自娛。徐世昌國學功底深厚，不但著書立言，而且研習書法，安陽袁林的墓碑"大總統袁公世凱之墓"九個大字系徐世昌的手筆。工於山水松竹，如《石門山臨圖帖》等。一生編書、刻書30餘種，如《清儒學案》、《退耕堂集》、《水竹村人集》等。被後人稱為"文治總統"。
徐世昌
徐世昌幼年喪父，母教甚嚴。雖家境貧困，典當以延師教子，並自督課，且重德育。徐世昌回憶說:孩童之時，若有三份食物，便思得其兩份，母即予嚴斥:"今日如此，長大又當如何。"其母寧可將食物扔掉，也不讓徐世昌食用。徐世昌稍稍長大一些，每交一個朋友，他的母親一定去考察一下那人的人品如何，如果真的是賢才，則以美食款待;否則立即訓斥並令其不再來往。當時的世人看到他們母子非常清苦，就勸他們去依靠縣令親戚，徐母說:"託人餘蔭，罔知艱苦，無復有刻厲振興之心矣"。族人感嘆:"汝苦心持家教子，異日必有成就，真我家功臣也。"
同治十年(1871年)，徐世昌十六歲時開始課人兼自學，以經營薪米;十七歲因善書小楷，隨叔祖父充任縣衙文案;十八歲為某知府治函札兼會計，以文會友;二十四歲為準寧縣知事治理文牘，遇袁世凱，徐袁二人一見傾心。袁世凱見徐世昌青衣敝履，雖邊幅不修卻神采飛揚;談吐間，顯露出勃勃雄心與滿腹經綸，讚道:"菊人，真妙才也!"當時徐世昌、徐世光兄弟無錢赴應天府應鄉試，袁世凱即贈銀百兩以為川資，使徐氏昆仲得已成行，並同時中舉。
徐世昌（前排左四）和袁世凱（前排左三）在輝縣的袁公館門口合影（現東大街路南）
光緒十二年(1886年)中進士，先授翰林院庶吉士，光緒十五年(1889年)授編修。張之洞(軍機大臣、東閣大學士)、李鴻藻(翰林院掌院學士)為其師長。編修為七品官，俸銀甚少，生活清苦。人勸其外放知州、知縣，未從。因京官具有接近上層人物的優勢。
然而徐世昌在翰林一住九年， 未辦過一次學差、 試官之類有利之事; 但他並不急功近利，而是積極結交，疏通上下，同時勤苦讀書，關心時事，作好各方面準備，以待時機。翰林院是中國封建社會為科場尖子而設的最高機構，凡以科舉進身之文士，無不孜孜以求。但徐世昌因不見寵於大學士李鴻藻，李鴻藻認為徐世昌"虛矯過人"，因而不得寵難以發達。但徐世昌向李鴻藻介紹袁世凱，通過李鴻藻，袁世凱為李鴻章所常識，向朝廷推薦他督練新軍，卻成為袁世凱發展的起點，同時也成為徐世昌仕途中走向發達的轉折點。
1918年，徐世昌在太和殿發表演講
徐世昌在翰林院已是"板凳要坐十年冷"，到第十年終於有了轉機，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袁世凱向清廷奏請徐翰林兼管新建陸軍稽查全軍參謀軍務營務處總辦(相當於秘書長兼參謀長)，徐世昌欣然就任。雖然編制、原職、級別均予保留，但總是以高就低;徐世昌卻毅然離開翰林院，全力以赴，總攬全軍文案並參與機密，袁世凱不在時且代理其職。從此成為袁世凱的得力智囊。
徐世昌到任不久，袁世凱即因剋扣年餉、誅殺無辜被人告發，軍機大臣榮祿與陳奎龍負責查辦。徐世昌與陳奎龍為同榜進士，私交甚篤，於是為袁世凱說請，袁世凱得以逃過一劫，使一場彌天大禍消彌於無形，袁世凱自是對徐世昌感恩不盡。徐世昌在小站練兵工作雖只兩年多，但他一來便受到袁世凱的高度信任與尊重，言聽計從，稱之為兄;二來是翰林出身，受到將領的尊重，皆稱之為師;三來工作勤奮，自學軍事及英語，先後編寫了《新建陸軍兵略存錄》及《操法詳晰圖說》十三冊，以統籌全軍訓練及教育，成績卓著，聲望很高，從而奠定了自己在北洋軍隊中僅次於袁世凱的地位，也達到了"以文修武、以軍功進身"之夙志。小站練兵，是中國軍隊走向近代化的里程碑，袁世凱、徐世昌皆功不可沒。徐世昌最先提出了比較完整的近代化軍事理論，制訂了中西結合的軍制、法典、軍規、條令及戰略戰術原則。後來的"北洋三傑"--王士珍、段祺瑞、馮國璋皆是從小站新軍中成長起來的佼佼者。
趙秉鈞（左）、徐世昌（中）、毓朗（右）
徐世昌與袁世凱一樣，即有政治野心、也有愛國熱情，徐世昌在翰林院時曾因甲午戰敗，與數十名同事聯合彈劾李鴻章;時值戊戌變法，徐世昌、袁世凱都參與了維新運動。但在關鍵時刻，當新舊勢力交鋒、維新勢力將希望全部寄託在掌握軍權的袁世凱身上時，袁世凱卻聽信了"軍師"徐世昌之言:"帝雖一國之主，然當政日淺，勢力薄弱;後(西太后)則兩朝總持魁柄，廷臣疆帥，均其心腹，成敗之數，可以預卜。與其助帝而致禍，寧附後而取功名。"袁世凱深以為然，遂向榮祿告密。在義與利的選擇上，徐世昌、袁世凱很現實地選擇了趨利避害。二人均以戊戌六君子之血染紅了頂戴花翎，從此深受後黨恩寵，平步青雲。誠然，即使當時徐贊成支持新黨，亦是以卵擊石;"寧為玉碎，不為瓦全"，歷史上又有幾人?不過袁世凱之惡在於陽奉陰違，兩面三刀，十分險惡卑劣，故當時有民謠罵袁世凱曰:六君子，頭顱送，袁項城，頂子紅，賣國黨，邀奇功，康與梁，在夢中，不知他，是梟雄。袁世凱因難逃其責，幕後高參徐世昌亦難辭其咎。
照片拍攝於1918年北洋政府在紫禁城舉辦一戰勝利慶典期間，北洋總統徐世昌和當時北洋各政府內的軍官和官員
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八國聯軍攻入北京，慈禧太后與光緒帝西狩，徐世昌隨行護駕，得到青睞。張之洞、袁世凱又交章保薦徐世昌，徐世昌遂得重用。在隨後的三年中，他相繼涉足清廷政務、財務、軍務、學務。光緒三十年(1904年)，徐世昌得任中國歷史上最後一次科舉會試之閱卷大臣，也圓了徐世昌十年翰林以來主考之夢。
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徐世昌奉旨入值軍機處，同年年底即授軍機大臣，署理兵部尚書。這一年徐世昌正好五十歲。徐世昌獲此殊榮，尚未停止升遷的腳步。51歲時朝廷又任徐世昌為欽差大臣，東三省總督兼管東三省將軍事務，集軍政大權於一身，系從一品級，各省督撫聯名奏事，以徐領銜，排在直隸總督袁世凱之前。據查核，清末升遷較快的漢大臣林則徐、曾國藩、袁世凱從入仕到任總督各為20、21、21年，徐世昌雖然也是21年，但東北總督之位高權重，則為以上三人所不及。
照片拍攝於1918年北洋政府在紫禁城舉辦一戰勝利慶典期間，徐世昌發言致詞，慶祝一戰的勝利
而在同一年，袁世凱與張之洞皆喪失了具有實權的總督大臣之位，入京擔任了奉旨辦事的軍機大臣。隨著光緒帝與西太后的一同辭世，袁世凱的地位更岌岌可危。因光緒帝恨袁告密出賣之事;三歲溥儀即位，其父載灃為攝政王便一心想替其兄光緒報仇，欲除掉袁，已擬好將袁革職法辦的上諭，因奕劻(軍機處首席大臣，早被袁行賄買通)及張之洞極力反對，乃修改諭旨，以袁患足疾為名將袁"開缺回籍養痾。徐世昌時在東北，唇亡未免齒寒，不得不主動奏請開缺，清廷豈敢趕盡殺絕?只將其調任郵傳部尚書，雖位列中樞，但其降用，也很明顯。而徐世昌在東北三年之作為，卻值得大書一筆。
東北三省為清朝之發祥地，因而具有特殊的重要性;至清末，在徐世昌上任時，東三省在十年之內連遭俄國、日本兩強三次大洗劫，國土大片淪喪，幾乎成了兩強的殖民地，民辦凋殘，瘡痍滿目。為謀挽救，光緒三十一年(1906年)，清廷派載振、徐世昌(皆為軍機大臣)赴東北全面考察，並要求對症下藥，提出解決方案。經兩個多月數千里路跋涉，徐世昌向清廷提出了《通籌東三省全局折》，洋洋十萬餘言，此時徐世昌對治理東北，已成竹在胸。徐世昌一到任，首先針對其不治之原因--"以治兵之職，而轄管理民事之官，所務不同，利害亦異，隔閡既甚，牽制斯多，其終乃無一利之能興，無一弊之不出"--實行政治體制改革，確立總督一人負責制，"舉三省全部應辦之事悉以委之"，"以一人之力總集群策，復以全國之力傾助車隅之地"。設行省公署，所屬各司與督撫一起共同辦公，"事則公商，移則會畫"，
徐世昌《藤墅儷言》
就任東三省總督的徐世昌
簡化辦事手續，提高工作效率，從而建立起高效率決策機構和運行機制，同時也適應了推行清末新政的要求。他強調值此非常之地、非常之時，非改革無以圖存。為懲治腐敗，更新吏治，徐世昌還推行了一系列具體政策，付諸實施。與此同時，他還大力招賢，尤其重用具有真才實學的留學歸國人才，並向全國招攬第一流的時務人才，使東北三省"一隅之地，人才濟濟";對貪官汙吏則嚴厲打擊，殺一儆百。上任數月，即查清並處理案犯數十起。其雄才大略，可見一斑。
徐世昌督東北僅兩年，滿洲面貌煥然一新，清廷親貴載濤"自歐考陸軍歸國，經奉天(今瀋陽)見馬路、電燈、軍警無不備具，街市煥然一新，乃宿公署，儼然歐式，益服世昌新政經畫，非它省疆吏所及。還朝即力薦其值樞府焉。"世人稱東北三省新政為"徐世昌新政"，徐世昌亦為此而自豪。在應對日俄侵略方面，徐世昌在上任前與時任北洋大臣的袁世凱設定的外交方針，一是"以保衛主權為第一急務";二是"在具體交涉時，為了在主要問題上達到我們的目的，在次要問題上讓步也許會復得必要"。徐世昌對日本明目張膽的侵略行徑予以堅決反擊:"必示人以不可攻，而後人不攻;必示人以不可欺，然後人不欺。"在衛護領土主權等原則問題上據理力爭，寸土不讓。一次，日人在圖門至六道溝90餘里釘立木樁，暗將我國領土劃入韓界(韓界為日侵佔)徐世昌令吳祿貞帶人連夜拔去，並記上華名裡數，釘立標識，使日人目瞪口呆。徐世昌任用與日交涉"著為功勞"的吳祿貞為解決"界務問題"督辦，有效地遏制了日本蠶食中國邊境領土的陰謀及"滿洲政策"的推行。徐世昌在與沙俄侵略方針所進行的針鋒相對的鬥爭中，同樣取得了"已無餘憾，為之欣慰"的結果。徐世昌在東北實施近代化建設，使東北開改革之先河，在推進全國近代化進程方面，確實功莫大焉。
今輝縣城關派出所後院的徐世昌公館
綜觀徐世昌一生，他當然不是一個革命家，政治品德上也算不上完美，但也承襲了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優良精神風貌，學識廣博，推行新政，熱愛國家，堅持和平，崇尚自然，既非一徐世昌般無聊政客可經，更非那些擁兵自重利慾董心、禍國殃民的舊軍閥可比。
徐世昌雖"圓滑機變，過於長樂老"，但在清帝退位、袁世凱稱帝上思路還是清晰而進步的，所以此人不倒有其必然性。更令今人值得琢磨的是，卜五年近40歲時，仍舊是個庶吉士，不為翰林院所認同，認為難堪重任。但此時徐世昌已然到了人生的谷底，如今是否極泰來了，原先結交的同鄉袁世凱賞識人才，邀其襄助小站練兵，自此騰達，由七品直至一品大員，平步登雲。
關鍵因素是卓越的人際交往能力。比如說結交香帥張之洞、陝西巡撫鹿傳霖(清末清官之一)、商部尚書載振、康、梁等等諸名士，朝中人緣甚好，慈禧甚至對榮祿說'徐世昌或足繼李鴻章後乎?。而據說清帝退位詔書中的推薦袁世凱和末尾"予與皇帝得以遠處寬閒，悠遊歲月，常受過面之遊禮，親見至治之告成，豈不懿歟!"實為水竹村人之代筆。所以老徐是新舊通吃，才能有其後的總統之遇，這機遇與其自身的素質都少不了的。
民國二十八年(1939年)6月5日，徐世昌病故，年85歲，先寄葬於天津桃園村原英國公墓，後同夫人一起歸葬於河南省輝縣市百泉鎮蘇門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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