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思录》以前没什么太好的版本，整理的也很粗糙，这两年倒是有了不少改观。中华书局新出了“理学丛书”的叶采集注本；上海古籍也出了精装简体本，其中除了部分叶采的注解还包括茅星来、张绍价等人的注释；而华东师大更是整理了庞大的“近思录专辑”丛书，几乎囊括了历代的《近思录》相关文献。
《近思录》是理学阶梯，理学基本主张包含其中，采集颇备。但《近思录》不算一本大书，朱熹和吕祖谦也不过是给初学者或自学者一个方便。其编辑时间似乎也不是很长，是两人共同阅读北宋诸贤著作的衍生品（事在淳熙二年，1175年）。但此书质量非常高，不仅因为朱吕二人学问深湛，也因为他们确实花了不少心思编排体例。全书十四卷，从体到用，从理到学，按照《大学》的基本架构，梳理的十分齐全。
【周敦颐】
周敦颐（1017-1073），字茂叔，世称濂溪先生
《近思录》只摘录了四个人的著作和观点，即周敦颐（濂溪）、程颢（明道）、程颐（伊川）、张载（横渠）。一般来说，有濂溪的将濂溪排在最前面，其次似乎以伊川为最先，其次为明道，最后为横渠。
以周濂溪为首应该是朱熹的意见。在朱熹之前，濂溪远没有达到理学开山的地位。其著述本就不多，且比较晦涩。此外，濂溪还与陈抟、种放（皆为道家）颇有渊源，在儒家正统眼里这也不算光彩。而黄庭坚（山谷）评价周濂溪说，其人胸怀洒落，如光风霁月。精彩又文艺的评价。但黄庭坚在各位理学大佬眼里，大概也不值一提，黄庭坚的老师苏东坡跟伊川更是彼此看不上，公开打嘴架，所以，周濂溪被黄山谷评价甚高，在理学体系里意义不大。
但周濂溪是比较早赋予太极阴阳、《周易》大道全新意义的人之一，格局与此前儒家截然不同。更何况他还是二程（明道、伊川）的老师——二程对其念念不忘。对二程极为看重的朱熹在看待濂溪的问题上自然跟其他人也不一样，通过自己集大成的学术体系，将周濂溪的学说重新诠释，纳入理学历史，并尊其为开山祖师。以今天的眼光看，这不仅显现出朱熹本身博大深厚，也是其一手建立理学史的一大功绩。与朱熹相知甚深的吕祖谦，此时应该是认可周敦颐地位的。
【邵雍】
邵雍（1011-1077），字尧夫，谥康节
但是，《近思录》中没有邵雍（康节）的观点。邵康节也是一个身份不够醇正的理学同学，他与陈抟一脉的关系似乎更有铁证；他搞的《皇极经世》是一部充满迷思、脑洞大开的奇书；他的洒脱性情比周濂溪还要明显。不把他当成理学家似乎也情有可原。朱熹说邵康节是数学家，在他眼里万事万物都是四分。但邵康节对于“易道”了解深刻，其众多心得和奇思妙想都是基于此，我甚至觉得，邵康节可能是北宋对《周易》了解最通透的人，此外，他也是将《周易》象数派发扬光大的人。
邵康节跟二程做了多年邻居，经常讨论学问，与司马光（温公）的关系很密切。在二程和司马光那里，邵雍是一个很值得表彰和宣传的人物，但理学正宗似乎都没把邵雍当作理学宗师的意思。可能是因为邵雍没有著名的学生，而他儿子邵伯温又没有得到家学真传。直到朱熹，把邵雍之学也纳入到理学体系，成为北宋五子之一，其在理学史中的地位算是名正言顺了。
但与周敦颐似乎不一样。周敦颐被朱熹表彰为理学开山，此后很少有人将周敦颐庸俗化，邵康节则出现在各种算命、下神的场合里，现在连他写的书的装帧也透着一股神神道道的劲儿，康节之学则很少有人细细道来。
朱熹懂邵康节的学问，可惜没大肆表彰一番，现在，康节之学几乎成了绝学。但不管怎样，在《近思录》里没有邵康节的观点语录，实在不应该，特别是以朱熹博大深厚的格局，他也不应将康节之学排除在理学体系之外。
所以，有种说法，《近思录》里没有邵康节并非朱熹所乐见，而主要出于吕祖谦，朱熹对此很不满意。这个说法可能也有根据，也许在朱熹语录里解释过，俟考。
【张载】
张载（1020-1077），字子厚，世称横渠先生
另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人是张载。前后变化很大。现在看到的张载是理学宗师的形象，但总感觉他早年不是如此。当年西夏和大宋关系紧张，范仲淹（文正）身在陕西抵抗前线，张载是陕西人，平日好谈兵，于是带着年轻人的热血和激情，去游说范仲淹，要投笔从戎，用军事报国。范仲淹说，儒者自有名教，何事于兵？并推荐张载读《中庸》。然后他的一生就被改变了。
读了《中庸》，他还觉得不够，又出入佛老很多年，最后再回归儒家，成了关学祖师。张横渠年轻时还有一个带劲的故事。当初，张载在京师（东京开封）相国寺开坛讲《周易》，坐着一张虎皮，侃侃而谈，吸引了大量听众。这画面就透着一股豪杰之气。正好赶上二程兄弟也来京师，两人去相国寺蹭了一堂课。课后，张横渠与二程兄弟讨论讲的怎么样，二程面对表叔（张载是二程的表叔）也直抒胸臆，结果第二天，张载就对台下的众多听众说，《周易》还是二程讲得好，我讲的不值得听，你们去听他们讲。自己就直接回陕西了。
据说，张载虽然是二程的长辈，但觉得两个表侄学问更高明，甚至执弟子礼。他是个豪杰，不拘世俗看法，但又是个很轴的人，读书治学常常不分白天黑夜，有了什么心得，哪怕是半夜也要起来记下来。所以学问扎实厚重。但这与他的豪杰之气又不太一样。看他后来说话行事，都觉得笨拙朴素。程颐说，你这些心得不是自然理会体贴的，而是深思钻研出来的，所以不那么痛快。这话可能深中张横渠弊病。但总的来说，张载与二程还是基本一致。
张载重视礼，讲气，与二程还是有些差别，这在《近思录》里能看到。二程对张载也有不满意处，特别是对于气的理解，二程不以为然。这一点在《近思录》里不明显，应该是朱熹和吕祖谦有意为之。张载早去世，去世后他的很多学生跟着伊川继续学习，这也能看出两家的关系。他还喜欢听驴鸣，觉得生气十足，这倒像坐虎皮讲周易、以兵事博功名的豪杰做派。
【程颢和程颐】
程颐（1033-1107），字正叔，世称伊川先生
关于二程，就不需要过多说辞了。现在都强调二程的区别，从冯友兰、梁启超到现在都在说大小程不一样，的确，二程不仅性格鲜明，一个洒脱一个方正，一个宽和一个严肃，而且程明道开陆王一派先声，程伊川启程朱一脉传承。但不管是朱熹的理解，还是二程自己的表述，都没有觉得他们是两家。朱熹可能还有意强调了二程的一致。因此，追溯陆王的渊源到明道，没问题，但也没必要过分强调二程的区别。
程伊川是个在今天很不讨喜的人，不管是性格还是行为，似乎都如此。程门立雪、教育哲宗显得不近人情；能说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更是得罪了很多人权卫士；他还和特别讨喜的苏东坡关系很僵，动不动在大庭广众之下就互撕，喜欢东坡的人，不大可能喜欢程夫子；邵康节临死，伊川去探望，最后问的话是：马上要死了，有什么留给我的话。邵康节也不含糊，说的意思大概是不要太较真儿，要宽阔一些。但总之，伊川这个人古板、封建、严肃，还自以为是。
实际上，伊川虽比不上明道那么豁达平和，如沐春风，但也是一个有洒脱性情的人。他批评张载太过深思而不求自然就是一例，此外，他告诫学者也很少提倡违背个人天性勉强自己做学问，更多是顺天理而行。
关于“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出处，《近思录》里也提到了，是一个学生问他，君子能不能娶孀妇？伊川说，不能。学生说，娶了也是救她，不用让她受苦受难以至于饿死。伊川说，很多人拿饿死为借口，其实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正所谓“寡妇门前是非多”，娶一个寡妇确实存在救她于艰难生活的事实，也有让此妇背上受人非议、鄙视的精神压力的可能。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站在寡妇的角度上理解她，也并不是因为伊川的提倡才出现了非议女人改嫁。自古以来，女人改嫁、变节就是一个热门的八卦话题。作为君子，怎么能让一个女人背负这样的精神压力？伊川可能是从当时的现实出发说出了这样一番话，即便不是保护寡妇，也到不了恶意的程度。
在相对开放的宋代，寡妇改嫁也不是绝无仅有。李清照改嫁张汝舟虽然晚了程伊川几十年，但此事还是被整个首都自上到下的人热议了很久，成为了别人的笑柄，让晚明以来士大夫花了好几百年否定李清照曾经改嫁的事实。这事还惊动了朝廷，写进了史书。伊川说出这个话，也不足为奇。他希望君子完美、仁厚，娶孀妇这事不沾为好，拿饿死做借口更是做不得。
其实在婚恋观上，这个保守死板的伊川夫子还有相当进步的一面。他的侄女自小聪明伶俐，且好读书问学，但早早去世了，当时很多人说，多好的姑娘，可惜没嫁人就死了。伊川对这种观点很不以为然，说，我不觉得她没嫁人有什么可遗憾的，我只是痛惜她早去世。比起当下催婚逼婚的很多人，这种见识也很可贵了。
程颢（1032-1085），字伯淳，世称明道先生
程颢，明道先生，去世的太早，被很多人怀念，在当时和现在都是如此。有人说，程颢要是晚死几年，北宋可能不会那么早灭亡。因为如果有程颢，司马光和王安石可能不会打起来，新旧党争不会那么不可收拾；没有党争，也不会被金人灭了……不管是司马光还是王安石，对程颢都十分重视。王安石脾气大，常常对质疑自己的人气急败坏，而程颢一句“天下事非一家私议，愿平气以听”，就能让高傲倔强的王荆公平静下来。也许，程明道晚去世几年不会阻止北宋灭亡，但至少可以让政局学术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
《近思录》不是一本说上述各种八卦的书，很多义理还会让人觉得枯燥，其实不然，尤其是能看到一些老先生们活泼有趣的片段。我对《近思录》理解十分肤浅，读懂的不多，有心得的更少，但还是能感受到这书是好的。（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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