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園，河南尉氏人，1945年出生於蘭州。1969年畢業於北京大學，1981年畢業於北京大學研究生班師從王瑤先生，文學碩士。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早先主要關注領域為現代文學，而後轉向明清之際士人的研究。
因為平時較少與年輕人交流的機會，講課對於我是很大的壓力。我希望在比較小的範圍，最好幾十個人，二三十個，隨意談一談。現在的人數雖然多於二三十個，還是比較接近於我的願望。
先說題目。“危機時刻的思想與言說”，是《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出版之後，黃子平的一篇書評的題目。我不善於為自己的研究命名，常常是一本書稿完成了，想不出題目。《艱難的選擇》也是黃子平給取的書名。做完一項研究，對於主旨，不能簡要地概括。寫完一篇論文之後，發怵的就是寫提要，常常苦於“提”不出“要”，不知道該怎樣“提要”。鑑於我自己的缺陷，我要求研究生一定要會寫提要。建議他們對自己的論文，用這種方式自測，即寫提要；如果提不出要，那可能是有問題的。但我又想，真的是這樣嗎？這個話題不便在這裡展開了。我不能為自己的缺陷辯護。對研究生，尤其與我同樣性別的研究生，我要求她們一定要有理論方面的訓練，提高思辨的能力，同時又保有感性地把握對象的能力。當然，這很難。
我去年寫過一篇短文，給北京的一家刊物，題目叫做“晚明與明清之際”。我在那篇短文中談了為什麼我用的是“明清之際”這個說法，而不是“晚明”。“晚明”、“明清之際”，所指的時段是不完全重合的；關鍵更在於，使用這兩種說法，背後的問題意識是不同的。我使用“明清之際”這種說法，強調了“易代”，強調了“易代”過程中的大破壞造成的動盪，這一過程給予士大夫的影響。臺灣中研院文哲所有過一個研究“世變中的文學世界”的主題計劃，選取了四個時段：魏晉南北朝、晚唐五代至北宋初期，晚明和晚清；主題計劃的宗旨，是研究世變、社會變革對於文學世界的影響。當然，它預設了有影響，甚至有互動，研究的是相互之間的關係。有沒有互動呢？在什麼樣的層面上互動呢？這正是需要回答的。這個主題計劃的設計很有意思，開發的餘地很大，尤其晚明與晚清。
我也曾檢討自己傾向於使用“明清之際”而不是“晚明”，是不是過於注重政治史的已有的視野——改朝換代？但我以為，改朝換代確實造成了平世所沒有的一些景觀。有些人物，如若不是改朝換代，是不會出現的，比如遺民，比如貳臣（像錢謙益）；忠臣平世也有，但是遺民、貳臣這種人物，非改朝換代才有。發生在明清之際、清末民初的那種深層的變動，並不是任何一個改朝換代的時期都有。那種變動的確很深刻，而且出現了很多人物，思想的相互激盪，造成的景觀，是平世不能看到的。我想，如果我年輕二十歲，我可能還會選擇宋元之際和元明之際。雖然宋元之際、元明之際沒有發生上面所說的那種深層的變動，不具有那樣的思想史的意義，卻也非常有意思。明清之際的士大夫有感於自己的處境，常常以宋元之際做比較，因為都存在所謂的“夷夏”問題；他們很容易找到很對應的人物，比如宋元之際的遺民、忠臣，文天祥、謝翱、汪元亮那些人物，將那些人物和自己的處境相比。那段時間發生的事情和明清之際發生的事情，有的地方的確非常相像，但也仍然有不同。我感興趣的是有什麼樣的不同。元明之際有意思的是，明初有些士大夫不接受朱元璋的那個政權，他們留戀故元，有一種元遺心態。我由此想到，我們以前接受的歷史教育，告訴我們元朝壓迫漢族的士大夫，我們想象中，士大夫在元朝，必定是很受苦的了，但是我看到的材料不完全是這樣。比較明初朱元璋的暴政，有些人寧願懷念元朝。元朝的統治者對於士大夫，不用你，卻也不輕易殺你。明朝的仕途比較寬廣，但是對士大夫很嚴厲，要麼加諸膝，要麼就推到深淵裡去。有一本小冊子，《草木子》，是明初的一個士大夫（葉子奇）在監獄裡寫成的，其中寫到元朝的事，不無懷念。我很想知道，究竟漢族的士大夫對於這個異族政權懷有一種什麼樣的感情，他們是怎麼樣體驗在元朝的生存的。這是個很有意思的題目。所有這些材料我都蒐集，包括《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這本書中已經完成的題目，儘管我很清楚，我沒有機會也沒有力量去修改、增補。我所蒐集的很多材料將來永遠不會用的。此外就是二十世紀四五十年代之交。前不久的一期《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發表了一組我所在的研究室舉辦的討論會的筆談，談的就是40到70年代這個時段的中國文學，提供了一些思路。這方面的研究當然有禁忌，但我們仍然不能借口禁忌來為自己學術方面的無能辯護。我的題目提到了“危機”。危機有可能激發思想，但並不註定如此；有的時期危機深重，但思想平庸。明清之際確實有深層的變革發生了，在經濟生活中，在整個社會生活中，在思想中。有人認為明清之際有過一個“啟蒙運動”。梁啟超和錢穆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近三百年”就由明清之際算起。這個時段的思想史意義是不容置疑的，確實有些事件發生了，有些思想史的事件發生了，而且很深刻。這種深刻性還有待於繼續發現。我們剛才談到了臺灣中研院的那個主題研究。它的主持者曾談到晚清、五四時期的知識者是怎樣想象晚明的。在北大與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聯合舉辦的關於晚明晚清的討論會上，我聽到一位先生講到了晚明，說得非常詩意。當時我一邊聽，一邊想，我所讀到的晚明，和這位先生所知道的是不同的。我們如何想象這個時期，我們根據什麼來想象，我們拿什麼作材料來想象？我們在想象的過程中，有意無意地遮蔽了什麼，又突顯了什麼，省略和刪減了什麼？那麼，也可以以此來類推，我們怎樣想象49年前後，以至別的一個時期。這些都有重新審查的必要。思想史的晚明，和文學史的晚明，就不太一樣。臺灣學者王汎森將晚明的一種傾向，概括為“道德嚴格主義”。這種“道德嚴格主義”與文學史家津津樂道的“名士風流”，似乎是對極。我也注意到了王汎森談到的現象，那種極端嚴格極端刻苦的修身的風氣。
我對於明代的人物很有興趣，曾經寫過傅山，最近所寫的，就有實行王汎森所說的“道德嚴格主義”的唐順之。唐順之是嘉、隆之際的人物，晚年的出任軍事，被人作為汙點。這個人物吸引我的，卻是他的那種極端的嚴肅性。我曾經想過，我為什麼選擇了明清之際，其中的一個理由就是，我被這種嚴肅性所吸引（我的一個小朋友提醒我，說，那種嚴肅中就有“戾氣”。我承認是這樣）。
即使五四時期的晚明想象，又何嘗一致！周氏兄弟的想象就互有不同。魯迅由晚明小品中，讀出了與林語堂、周作人不同的東西（參看他的《小品文的危機》等）。魯迅說：“大明一朝，自剝皮始，到剝皮終”。還說，“唐已大有胡氣，明則無賴兒”。我自己回頭來看，到現在為止，研究明清之際，我所依據的主要是儒者的言說，王夫之、顧炎武、黃宗羲，還有很多在儒學史上並沒有地位的儒家之徒。我關於晚明的想象，不能不受制於我的上述選擇。手中的研究告一段落，我或許會集中地讀文人，關於晚明的想象也會有所不同。但文人與文人又何嘗一致？即使同一個時期，同一時間裡。比如甲申之後，東南的士大夫還在浴血抵抗，北方有些文人，已經與新朝合作，出入於新舊兩朝之間，非常自如，並沒有多少痛苦，沒有那樣的格格不入。即使以文人做材料，明清之際又何嘗只呈現為一幅圖畫呢！如果在座的有一些是中國現代文學專業的研究生，不妨以此例彼，想一想我們的專業，是不是也可以換一種思路來研究，是不是也可以拼貼出更加斑駁陸離的圖畫？我們是不是已經充分發掘了那個時代的複雜性？還有多大的餘地供我們馳騁？我曾聽到年輕人說，好題目都被你們做完了，給我們留了什麼？我想，他怎麼這麼不自信！我曾對高校的研究生說，如果你們有興趣，可以來清理一下“正史書法”。我有時會想到，我們的歷史知識，我們關於歷史的想象，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正史體例、正史的書寫方式的影響；即如正史傳記部分的分類方式，怎樣影響、限制了我們對歷史的想象？北京大學夏曉虹先生開了一門課，叫“明遺民詩文研究”。明遺民在我們的想象中，總像是不聊生的樣子，但我從文集中讀出的不全是這樣，有些遺民過得很自在。明遺民的傳記往往捨棄了、刪節了很多重要事實。比如陸世儀，明亡的時候築了亭子在水中，因此號“桴亭”，但是過了一段時間就從亭子裡出去了，還為地方官出主意，興利除弊。陸世儀是儒家之徒，這樣做很有道理，沒有什麼可非議之處。但有關的傳記，不寫後邊的一段，似乎他始終待在那亭子裡。我對這個班的研究生說，如果你們每個人找一篇明遺民的傳記，做文本細讀，一定很有意思。我們來拆解一下，那些傳記是怎麼寫成的，怎樣影響了我們對明遺民的想象，和關於遺民的一般的知識。正史之間有大量的複製、模仿，甚至不但文本模仿文本，而且生活模仿文本——有不少人，照著那些傳記來塑造自己。我們很難估量正史的寫法深入到社會生活中的程度，它怎樣塑造了古代中國人的生活。這些題目都有研究的價值。我們再回頭來說四五十年代之交。《叢刊》上那組文章提供了一些線索，但是遠遠沒有展開；提線索是容易的。剛剛我說了你可以這樣做、那樣做，但每一項工作都很難。我自己也不能想象還有可能再來做四五十年代之交。但這個時段確實有很多東西可以做。比如，當時文人流動的情況。根據地擴大以後，由45年開始到49年，這之間到底發生了什麼？文人是怎麼樣逐漸地流動、文學的版圖是怎樣不斷改寫的？這樣的基礎性的工作並沒有人來做。基本的事實缺乏清理。49年之後的文學格局，顯然不是一次文代會就形成的。除了制度的因素以外，還有沒有別的東西在我們的視野之外？有沒有可能復原45年到49年之間變遷中的文學狀況？下面來談這次講座的副標題：“探尋進入社會變革期的路徑”。我關心的問題是，我們有沒有可能從已有的研究範式中突圍。我和我的一些朋友有一種被圍困的感覺，覺得好像總在一個圈子裡循環。要突圍，有沒有什麼策略？說了一大圈之後，可能最後的結論是並沒有萬全之策；但是我確實在考慮這個問題，也找到了一些材料，提供給大家，看看這些路徑是不是可以嘗試。
我先將別人已有的策略提供給大家。我最近讀到王汎森的《中國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若干思考》，其中的有些內容，正和我考慮的問題。王汎森提到的策略，即“去熟悉化”。為了避免轉述中意義的流失，我把他下面這段話念給大家聽。他說，“我們對百年來的歷史知道得太熟了，所以我們已逐漸失去對所研究問題的新鮮感，需要‘去熟悉化’才能對這一段歷史產生比較新的瞭解。對某一個定點上的歷史行動者而言，後來的歷史發展的結果是他所不知道的，擺在他面前的是有限的資源和不確定性，未來對他而言是一個或然率的問題，他的所有決定都是在不完全的理性、個人的利益考量、不透明的資訊、偶然性，夾雜著群眾的囂鬧之下作成的，不像我們這些百年之後充滿‘後見之明’的人所見到的那樣完全、那樣透明、那樣充滿合理性，並習慣於以全知、合理、透明的邏輯將事件的前後因果順順當當地倒接回去。”“‘事件發展的邏輯’與‘史家的邏輯’是相反的，在時間與事件順序上正好相反……太過耽溺於‘後見之明’式的思考方式，則偏向於以結果推斷過程……但是在歷史的發展過程中，同時存在的是許許多多互相競逐的因子，只有其中少數因子與後來事件發生歷史意義上的關聯，而其他的因子的歧出性與複雜性，就常常被忽略以至似乎完全不曾存在過了。如何將它們各種互相競逐的論述之間的競爭性及複雜性發掘出來，解放出來，是一件值得重視的工作。”“必須擺脫‘後見之明’式的，或過度目的論式的思維，才能發掘其間的複雜性、豐富性及內在的張力。”但把許許多多互相競逐的因子、各種互相競逐的論述之間的競爭性和複雜性發掘出來，談何容易！王汎森本人也說，“去熟悉”是不可能的。我有時候為自己的各種思慮所苦，會希望回到無知無識的狀態。但你沒法把你腦子裡的東西出空。即使“去熟悉”難以做到，這一策略針對的問題也是存在的。即使不可能，我們也有必要掙扎著“去熟悉”。掙扎和不掙扎是不一樣的。
另一個學者，日本的溝口雄三，談到了類似的問題。賀照田主編的《學術思想評論》的第11輯有溝口雄三的一篇文章，談到了“進入歷史時的無意圖狀態”。“無意圖”，可能嗎？他用了一種近於極端的說法，即“空著雙手進入歷史”。這確實難以做到。應當說，當初我由現代文學進入明清之際，近於這種狀態，。那時不必“去熟悉”，因為對新的領域很無知。對已有的研究未曾涉獵，也近於“無意圖”（仍然不可能全無意圖）。我繞過了別人的已有研究，先讀了一些所謂的“原始材料”，形成了最初的題目，因而的確沒有太多的成見。但也仍然不能說“空著雙手”。雖然無知，也還是有想象的，即使很模糊。這項研究進行到現在，苦於不但不能回到“無意圖狀態”，而且過於熟悉，難以擺脫已有的研究造成的束縛與限制，只能拼命地掙扎著說一點和別人不同的東西。因而我很理解上面提到的策略，明白它們是針對什麼問題提出來的。我仔細地讀了溝口的這篇文章。溝口雄三還提供了一些具體選擇，這些具體選擇倒是有可操作性，我給大家念一念。他說，“具體而言，在操作過程中，第一，進入資料的時候，不帶特定的意圖。不服從特定的意識形態和外來的或者既定的觀念。”這是很難的，但你可以極力去做。更難的是，“對於知識領域內各種偏見的批判意圖，也不可以構成閱讀資料的前提。”“第二，不限定特定對象和特定主題。”這點勉強可以去做，但事實上你可能暗暗地有個特定對象，而你對自己說，我沒有限定；第三，就比較地更容易操作了，“儘可能擴展閱讀文獻的範圍，閱讀的時候也不能借助於二手材料，或者斷章取義地閱讀；要從頭到尾地閱讀，並且要閱讀兩次以上。”相當具體。“第四，要以先後為順序閱讀。”（《關於歷史敘述的意圖與客觀性問題》）這一點看起來不難做到，但我也仍然沒有做到。比如我由《明代思想史》上發現了呂留良的一段話，跟我的題目相關，就把這段話摘錄下來，之後絕對要去核對。如果那段話出自呂留良《四書講義》的第三十七章，我不但讀完這一章，而且還要讀上下兩章，甚至儘可能多讀一點，但也仍然不能做到“從頭到尾地閱讀”，“閱讀兩次以上”，“以先後為順序閱讀”。但溝口的要求是對的。溝口先生強調歷史學家的“無我”，我們過去所熟悉的不是這樣，我們曾經主張表現自我。溝口先生說歷史學家只有“無我”，才能夠最大限度地發揮主體性。80年代的我們沒有這樣的想法。當然，那時我們面對的問題不同於今天談到的問題，不必將那個命題作為這個命題的反命題。儘管“去熟悉”、“無意圖”、“空著雙手”都不可能，值得考慮的仍然是，這些要求有怎樣的合理性，能在什麼樣的程度上做到，需要為此做怎樣的努力。在我看來“去熟悉”與“無意圖”，都多少依賴於心理能力，這種心理能力也有待於培養。儘可能地排除，能做到什麼程度，就做到什麼程度。
學術就是整理，我們沒有辦法不整理；整理就有秩序，我們不可能不建立秩序。古代中國有纂輯之學。顧炎武有一句流傳比較廣的話，說“著書不如抄書”。他的《日知錄》是抄書，但抄又何嘗沒有意圖？抄要選擇，抄就是選擇。事實上還不止於此，那部書裡的不少議論是他自己的，那些議論有的很尖銳，決不止是纂輯。但是顧炎武的思路，跟近人有銜接的地方。陳寅恪就說過，“言論愈有條理統系，則去古人學說之真相愈遠”。但你仍然不能不整理。問題在尋找怎樣的方式、怎樣的文體，以便更逼近真相。我是沒有策略的，關於自己的研究所說的，多半也是“後見之明”。別人問我為什麼這麼寫，我就只好拼命地想，當時並不自覺。通常男性的研究者不是這樣。我猜想汪輝先生在寫一篇東西的時候，肯定理得很清楚。因此電腦很適合於我。我將一些零碎的東西，沒有條理地擱在那兒，然後搬運它們，找其中的秩序，搬運來搬運去，慢慢地將條理找清楚。因此自以為與上面說到的，有一點暗合。但事實上仍然可能有不自覺的策略在。曾有研究生問我為什麼想到了分析“話題”，我一時難以回答，事後想到，我很可能暗中受到了流行的理論的影響。我決不認為自己的那些是“原創”。但怎樣暗中受到了影響，這過程是沒有辦法描述的。因此我將來不大會寫“學術自傳”，因為事後的描述有可能離事實很遠。
王汎森還說到地方性的材料。當然史學與文學對“地方性材料”的取捨是不同的。比如某個地方與新文化運動的關係。通常的做法是，搜尋材料，證明那個地方是如何呼應新文化運動的，媒體是怎樣複製北京、上海的某一事件的。可以換一種思路，呈現不限於主流論述的地方的文化生態、面貌。如果僅限於呼應、複製，會非常可惜，放棄了很多寶貴的、足以作為有關北京、上海的已有論述的補充、甚至修正的地方性材料。其實怎樣想象新文化運動，也仍然是個問題。地方研究做得好，不但可以補充、而且可以啟發關於中心地區的研究：當時的北京和上海未見得就像文學史描述的那樣，我們是不是捨棄或省略了很多有意思的材料？
“地方性”之外，還有“個人”，一個更小的單元。已經有“一個人的……”這類題目，關注在個人和歷史間的關係。即使與大事件遊離，也是一種關係。但在我看來，刻意地去搜集“遊離”，跟刻意地把個人歷史作為大歷史的註腳一樣不可取。大小、輕重之辨還是有的。談日常、談個人、談民間，不必與“非常”、“重大”做對立觀。大事件是有的，重要的人物、思潮是有的。我以為在風尚中應當保持警惕。我們有可能既對於風尚保有批評態度，同時從風尚中得益。刻意地拒絕，與刻意地迎合，過猶不及，也不利於增長智慧。我在研究中試圖經由“個人”（即具體人物），儘可能深地進入歷史。做明清之際士大夫的研究，比較可以說“策略”的，就是我沿用了做現代文學研究時形成的方式，一家一家地讀文集，讀得非常辛苦。一函一函地讀，有時一無所獲。當你把那些材料整理好了，別人說，很好玩啊，但是閱讀的過程是不好玩的。在這種研究中，遭遇到像王夫之這樣的對象，是很幸運的。經由“個人”來讀這段歷史，我發現朝代之間的關係，犬牙交錯。比如明亡的時間，史書上說是甲申，1644年，或者永曆朝覆滅的那年。但明亡實現在一個個遺民的人生中，卻要曲折漫長得多。老一代遺民之後還有小一代遺民，都延續了明代的歷史。直到乾隆年間，全祖望寫明遺民的事蹟，我覺得仍然有遺民情懷。這樣看來，文集作為研究的資源，還遠沒有被充分開發。
另有一些策略是大家熟悉的，比如“日常”。在這一點上上海得風氣之先。還有“細節”。當然問題也在什麼樣的細節，為什麼是這個而不是那個細節。為什麼是布羅岱爾說的那些細節，而不是另外一些？這些都值得追問。還有“民間”。民間這個話題不需要多說，因為重鎮就在上海。只是現在所說的民間，跟五六十年代，跟四十年代，跟五四時期可能都不同，對立項也不同。值得追問的是，為什麼是這個“民間”？王汎森還提到一個策略，就是利用“私密性”的材料，比如日記、書信。但對此也要做限定。真的私密嗎？私密到何種程度？明人的日記一般來說就不私密，是準備出版的；書信往往是準備著收入文集的——我相信當寫的時候就想到了發表，所以不私密。當代人的就私密嗎？魯迅挖苦李慈銘塗改日記，魯迅的日記也未必私密。我相信魯迅是預想到了後人要看的，所以有那樣的寫法。但我仍然樂於運用這類材料。讀明人文集，首先讀書信部分，因為比較“個人”，比墓誌銘、序還是要“個人”。
去年我所在的研究室在昌平開關於40到70年代的文學的討論會，會上錢理群先生有很長的發言，非常地激情。他說，他研究40年代的時候，曾經有一個箱子，專用來裝紙條，所想到的問題、現象、細節，都寫成紙條投在箱子裡，最後有滿滿的一箱子。他設想中的書稿，打算借用《美國醫生看舊重慶》中的一段文字作結。那個美國醫生乘船過長江，兩岸在激烈地交火，交火雙方紛紛倒地，一個農夫在岸上田地間扶犁。當著兩岸一片廢墟，夕陽中，那農夫依然在扶著犁。美國醫生認為，他由此看到了中國人在災難中再生的力量。我也感到這場面很動人，卻又想，這動人的意象是不是會把那一箱子紙條簡縮掉了呢？任何類似的意象，任何你選取的象徵，都有可能導致簡化，而最終那一箱子紙條仍然要整理。在我看來，錢理群的《天地玄黃》與他最初跟我談到的設想是有距離的。我也遇到了同樣的問題。寫《易堂尋蹤》，也曾經設想過時空交錯等等，但具體實行的時候就感到了困難。學術文體構成了限制，我們的能力是更大的限制。應該回頭來檢討我們所使用的學術文體對於我們意味著什麼，它在什麼意義上構成了限制。即使難以突破，也不妨明白究竟是什麼制約了我們。
下面談幾個方面，屬於我自己從事研究中的更具體的策略。
第一，儘可能地蒐集、整理既有的思想史的架構之外的思想。葛兆光先生所做的就包括這種工作。既有的明代思想史幾乎就是明代理學史。理學，經學，這之外的思想多半被刪掉了。比如我由王夫之那裡讀到的相當深刻的思想。曾有臺灣學者問我，閱讀王夫之對我形成關於“戾氣”的思路有什麼樣的影響，我告訴他，有了王夫之，我的那些材料才能架構起來，那個題目才能支撐起來；沒有王夫之的那些論說，這篇文章很難成形。王夫之那些思想並沒有被“思想史”所接納。為什麼原有的思想史的框架不能容納這麼精彩的思想，這確實是個問題。王夫之這個完整的人，被政治史、經學史、理學史、文學史肢解、割裂了，以至難以復原。這種情況有點像瞎子摸象。我不敢寫王夫之，因為學力不夠，只能取我能懂得的那些部分。由我自己的經驗也可以知道，一個人物，一個如此重要、被很多人研究的人物，是怎麼樣被片面化的。
第二，梳理思想的傳承，同時不放過“非常異義可怪之論”。思想史是有傳承的。錢穆就說過，“大凡一種學術思想之特起，於其前一時期中，無不可尋得其先存之跡象。而即其特提與重視，已足為別闢一新局面之朕兆矣。”（《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很多話題是接著說，並不新鮮的，但是“特提”與“重視”，就值得引起注意。卻也還有一些怪論，不能納入主流論述。王夫之就很有怪論，比如論義軍。在他看來，岳飛即使沒有被金牌召回，也是不能成事的，當時所謂的“兩河忠義”，都是些烏合之眾。再比如明代士大夫關於清議的批評（參看《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上編第四章）。清議有可能成為借多數人的名義施之於個人的暴政。當時的士人即使沒有這樣明確的認識，對清議的上述負面效應也有覺察。我正在處理王夫之論清官的一些材料。王夫之對於包拯、海瑞，有非常尖銳的批評，認為他們打擊豪強，不利於“靜民氣”。談到清和貪的問題，思路也和我們通常所有的不同。明末政治極端腐敗，王夫之、黃宗羲卻希望培植詩書寬大之氣。王夫之的論清官與他的論“戾氣”，邏輯相通。我所整理的他的“戾氣論”比較對我們的口味，與我們的經驗一致。如若把他有關清官的議論放進去，問題就顯得複雜了。他關於清官的思想，有合理的方面，也有的的確適合於“階級分析”。這種複雜性必須面對。如果有那麼多的顧忌，就不必搞學術研究了。問題是，怎樣把那些“異義可怪之論”與當時主流論述間的關係說清楚。往往是這樣，在這些分析起來很困難的地方，深入挖掘，有可能產生深度。一看眼就看清楚的，往往就在表皮上滑過去了。所以務必不要放過那些阻力較大的方面。
第三，同時關注不謀之合與思路多歧。明清之際士大夫地處南北，完全不相通的，思路卻非常一致，甚至說法都差不多。我看到這種材料不免吃驚。當時沒有交通的便利，一個消息，比如3月19號京城陷落，到了5月，浙東的劉宗周才得知，信息的傳輸經過了兩個月的時間。在這種條件下，為什麼大家的思路仍然不謀而合？你只能想象有一個“場”，至於這個“場”是怎樣構成的，仍然值得研究。當時的王夫之在湘西，地處偏僻，可是他的有些思路，與黃宗羲、陳確、顏元、李塨他們非常之一致。“閉門造車，出門合轍，有如是之巧”（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很難解釋，但很有意思。為什麼有這麼多不謀之合？我正在蒐集這些不謀之合，同時又懷疑自己，是不是過於有意，有剛才說到的過分明確的特定主題與特定意圖。如果不是這樣，我不難注意到分歧，看似一致的言論背後，有語義的、情境的、動機的諸多差異。首先仍然應當著眼於這些差異。王富仁先生曾經說，要在差異中研究左翼文學。這是個常識的意見，但是做到並不容易。
最後，是面對傳統的命題，嘗試著找回它的經驗內容。這些也是後見之明，研究時並沒有這些策略。明清之際的思想很活躍，有很多很有意思的現象，但是有明一代的儒者，思想多半平庸，並沒有多少精彩的見解。所以顧炎武說，“得明人書百卷，不若得宋人書一卷”（《鈔書自序》）。做政治史的蕭公權卻說，轉變時期前夕的明代思想，“實從長期痛苦之中鍛鍊而成，並非得之容易”（《中國政治思想史》）。我們在讀那些看似平庸的思想的時候，也有必要意識到，“長期痛苦之中鍛鍊”這種經驗內容。當然，經驗與思想之間的關係最難釐清。我正在做的，就有“明清之際士人的君主論”這種相當傳統的題目。我試圖將有關的經驗納入論述，但是很困難，難在經驗與思想的連接處。其實有很多東西不能實證。文學研究尤其不適用“實證”。如果不能實證就不能研究，那麼我們就不能研究文學。只不過猜測就是猜測，要用猜測之詞，而不要試圖把它坐實了。這也是策略。我喜歡用“或許”、“似乎”等等，因為確實沒有把握，只能“似乎”、“或者”。“似乎”、“或者”是很有用的，因為有很多東西我們不能夠確信就是那個樣子，但不能夠確信的東西也可以研究，問題是怎樣論說。
我在前不久的《讀書》雜誌上看到一個題目，“在題無剩義之處追索”。我特別願意把這句話送給現代文學專業的我的年輕的同行。其實就這個專業而言，遠沒有到了“題無剩義”，何況追索所得，賴有個人的能力呢。在座的各位，我相信一定是有這種能力的。
本文來源於《社會科學論壇》（2005年5月）
閱讀更多 楞個想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