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历史上那些非同寻常的人物，他们总是有与众不同的性格。比如曹操就是一个矛盾的混合体——他聪明至极又愚钝不堪，既奸诈圆滑又坦率真诚，既豁达大度又生性多疑，既宽宏大量又小肚鸡肠。他集王者风范、小人嘴脸、英雄豪情、儿女情怀、阎王脾气、菩萨心肠于一体，如同一个长着多张面孔的多面人，但这几张面孔在他那里又显得很合体，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曾经有人这样来综合评价曹操：真英雄，冶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也。用今天的话说，曹操是一个有才华、有领导能力、会综合分析意见、善于把握机会的聪明人，是东汉末三国初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当然也有人不认同这个定论，提出反对，说曹操这个人干了不少缺德的事儿，杀了不少人，甚至连自己的恩人也杀了。譬如，杀吕伯奢全家、杀华佗、屠城徐州，他手上沾满了无辜者的鲜血。
事实真是这样吗？曹操真的杀了这些人吗？他为什么要杀这些人，历史真相是什么？
<code>一、刺杀董卓之真相/<code>
小说《三国演义》中，作者罗贯中最初将曹操描绘成了一个为行刺董卓而不惜屈身事贼、忍辱负重的英雄。但事实上，曹操行刺董卓一事纯属子虚乌有。据史书记载，董卓打进东京之后，因为大将军何进已被宦官所杀，兵强马壮的董卓成为洛阳城中的最强势力，他迅速收编了多股原本听命于何进的势力，在这之后又策反了吕布收编了丁原残部。董卓野心很大，为了进一步提高自己的威信和权势，他又想出了废掉少帝、立献帝为王的伎俩。可是，这一想法遭到了卢植、袁绍等人的强烈反对，少壮派势力代表人物袁绍愤懑之际公然悬节于洛阳东门，东奔冀州，以此抗议。
袁绍的出走对时局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时任司隶校尉，该官职是京畿地区的行政长官，拥有参劾百官的权力。之前，何进在谋诛宦官时还特别授予袁绍“假节”的权力。就是说，袁绍在军事行动中拥有绝对的指挥权，违其令者斩——由此可见袁绍当时在朝中的影响力。
这样一个人物的出走，引起的动荡可想而知。当时，曹操被董卓看作袁绍在政治上的同盟者，是董卓极力拉拢的对象——拉拢曹操可以孤立袁绍，争取人才，壮大自己的力量。因此，曹操也被授予骁骑校尉之职。但此时包括曹操在内的少壮派势力其实都已起了二心——如果大家继续留在朝中，人心散乱之际，董卓很可能会趁势把大伙儿都收拾了。因此，曹操当机立断弃官出逃京师。曹操出逃的方向是向西出武关，经中牟到陈留。
当然，无风不起浪，这件事情在野史中多少有些记载：曹操年轻时确实当过一回刺客，但是，他行刺的对象不是董卓，而是当时权倾朝野的中常侍张让，不过那次刺杀最终失败，因为曹操行刺不成被张让发现，情急之下，曹操“舞手戟于庭”，翻墙跑掉了。 现在想来，正是因为野史的这个记载，后人们才创造出曹操刺董的故事。
事实上，如董卓那般的权势人物多警卫重重，旁人根本近不了身，想刺杀他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当时，想杀董卓的人的确有不少，譬如董卓信赖的城门校尉伍琼就试图刺杀他，但行动失败以后，伍琼被杀。这个故事也很有可能是曹操刺董卓的来源之一。现实中，如果曹操真的只身前往行刺董卓，恐怕也会落得与伍琼一样的下场。
<code>二、曹操杀华佗之谜/<code>
对华佗之死，多年来一直有不少争论，基本可以确定的是，华佗是为曹操所杀，但曹操杀华佗的原因至今也不曾有一个清晰的论断，争议颇多。不过，不管是《三国志》还是《后汉书》关于华佗传的传记中都没有提到华佗要为曹操开颅治疗头风病一事。因此，历史名著《三国演义》中对华佗之死的记述，也纯属虚构。
关于曹操杀华佗这个事，多少年来，一直有大批学者在研究探索，有很多个版本。最近有学者多方考证之后，得出华佗之死的新结论：华佗仰仗自己医术高明而要挟曹操，向曹操要官，结果被曹操所杀。这种说法有三种依据。
一是心理失衡。华佗原本是读书人，不得志的情况下不得已才当了医生。他名气越来越大后，非常羡慕那些达官贵人。所以，《后汉书·华佗传》称华佗“为人性恶，难得意”，其意指，华佗因为不得志，未能踏足官场，性格变得越来越怪，难以与人相处。在华佗心里，当医生并不是他的理想——他的理想是当官。
二是养病自重。曹操曾经在下令杀了华佗之后，公开对身边人说，华佗可以治好自己的头风病，但华佗却有意不治好，借此以抬高自己的身价——曹操寻思我不杀他，他也不会为我彻底治好这个头风病。
三是夸大病情。曹操不过是个“头风”病，但华佗却说此病不能治好，长期坚持治疗也只能多活几年。
冷静分析上述三条理由，我们会发现，它看上去貌似合理，实际上经不起推敲。先说第一条“心理失衡”。华佗其实并非官迷。相传，沛相陈珪曾经推举华佗做孝廉，他辞而不就；太尉黄琬征召华佗，华佗也推辞不干。从这里可以看出，华佗没有走通过孝廉和征召的路子当官，又怎么可能要挟曹操给自己封官呢？要说华佗因为心理不平衡而要挟曹操要官，根本不合乎情理——如果真想当官，华佗就应当逢迎曹操，而不是顶撞曹操、和曹操对着干。
其实华佗在当时表现出了一个医生的医德：尽管他不大喜欢曹操的为人，但他依然应曹操之召“常在左右”，多次为其治病。在这期间，华佗既没有向曹操求官，也没有对曹操拖延不治。
那么，后来他为什么以妻子有病为由不赴曹操之召呢？这得从政治角度来看。华佗实际上不愿乱世为官，他的正统思想很浓，曹操“奉天子以令不臣”和华佗的正统思想不合，正因为这样，华佗不愿意为曹操效劳，再加上曹操的病确实难治，治不好麻烦很大，他只好退避三舍。所以，他既不愿受曹操恩遇，也不愿囚徒般的禁锢在曹丞相的笼子里。
再说第二条“养病自重”。这个说法是曹操杀了华佗之后传出来的话，从曹操的立场来看，不排除曹操为自己开脱罪责的因素。曹操为何坚持杀华佗？我们可以换个角度，从患者和医生的关系上来看这个问题，曹操的头风病的确难治愈。作为病人的曹操求治心切，作为医生的华佗治疗无门。因为这个原因，二者之间要相互理解非常困难。华佗认为头风病难于治愈，曹操认为他是“养病自重”是故意不给治疗，矛盾由此激发，曹操杀了华佗。
最后说第三条“夸大病情”——所谓夸大病情，放在当下却是对患者坦诚相待。头风是一种顽固性疾病，此病虽然是头疼的一种，但极难医治，且时时发作、疼痛难忍。而且，该症发作时多有并发症，曹操的并发症状是心慌、眩晕。华佗对曹操说此病不好治是实事求是，直言病情，这是坦诚，不是要挟。所以，华佗真正的死因只有一个：他冒犯并触怒了曹操，曹操因为病痛的折磨杀了华佗。
当然，现在看来，曹操和华佗之间，确实有点儿小误会。当时，华佗托故暂回家乡，一去不归。据《三国志》记载，华佗回家后，曹操曾多次写信催他回来，还曾命令郡县官员将华佗遣送回来，但是华佗还是不肯回来，先说是老婆病了，后来说是老婆生孩子了，后来又说老婆病了，老婆生孩子了……种种借口。久等不来，曹操大怒，派人前去查看，如果华佗的妻子果真病了，就赐给四十斛小豆，并放宽期限；如果华佗说谎，就拘捕押送他回来。
使者到华佗家一看，夫妻俩正乐呵呵地过日子，生病、生孩子都是骗曹操的，于是华佗被抓起来交付了许县监狱，审讯后华佗认罪。听闻曹操要杀华佗，荀彧替华佗向曹操求情，曹操拒绝后固执地将华佗给处死了。据说，华佗临死前仍不忘济世救民，将已写好的《
青囊经》取出，交狱吏说：“此书传世，可活苍生。”狱吏畏罪，不敢受书。华佗悲愤之余，只得将医书投入火中，一焚了之。杀了华佗之后不久，曹操的头风病又几次发作，诸医束手，他仍无一丝悔意，还说：“佗能愈吾疾，然不为吾根治，想以此要挟，吾不杀他，病亦难愈。”直到这年冬天，曹操的爱子曹冲患病，因诸医无术救治而死，这时曹操才悔恨交加地说：“吾悔杀华佗，才使此儿活活病死。”
曹操杀华佗是不是一时意气用事呢？他判处华佗死刑有法律依据吗？我们从当时的律法来分析一下。曹操向来以“动以王法从事”著称，是个时时、事事标榜自己按汉代法律和规矩办事的人。依照汉律的规定，华佗犯了两宗罪：一是欺骗罪，二是不从征召罪。汉律中有“大不敬”罪，对“亏礼废节”之犯者都要处以重刑，《汉书·申屠嘉传》便载有人“通小臣，戏殿上，大不敬，当斩”的案例。“大不敬”的具体内容较多，其中“征召不到大不敬”适用于华佗所犯之罪。
由此看来，华佗之死，也不能全怪罪曹操。他个性狷介，并最终为自负和狷介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医生毕竟是医生，而不是政客，倘若华佗是政客，自然不会与曹操如此对峙，搭上自己的性命。
<code>三、曹操杀吕伯奢全家谜案/<code>
曹操被扣上“恶贼”、“小人”的帽子，原因是《三国演义》第四回的“曹操杀义父吕伯奢全家案”。可以说，这是一宗从法律、道德、人格诸方面审判曹操、否定曹操、诋毁曹操的案件。只可惜，作者罗贯中的故事编得太不高超，该故事逻辑混乱、漏洞百出，经不起推敲，使人不得不怀疑这是一桩子虚乌有的文学冤案。
毫无疑问，《三国演义》是一部以刘氏汉室为正统的话语体系，尽管曹魏政权控制了全国的绝大部分地区，刘氏蜀汉最终沦为地方割据政权，但旧史家文人和艺人还是视蜀汉集团为正宗，视曹操为篡位的奸雄。
《三国演义》里是这样说的，曹操行刺董卓未遂，弃官逃亡，逃到中牟县时，被军士抓住。为求脱身，曹操自称客商。当时，守关军士并不认识曹操，中牟县县令陈宫认识曹操，知道他是朝廷通缉的要犯。
陈宫本不宜说破却当众说破，还扬言要押解曹操去京师请赏。这陈宫既然公开说要押解曹操请赏，晚上却又亲手把曹操放了，还弃官携款随曹操一起逃亡——如果按照正常逻辑出牌，陈宫应按客商身份，当着军士面，心照不宣地把曹操放掉，既落了人情，又摆脱了私放逃犯的嫌疑和责任。
谁都知道，天下大乱之时，官府是最好的避风港，县令实权在握，生活条件优越，经营人生的资源丰富，为什么要跟一个逃犯乱跑呢？陈宫毕竟是一个见过世面、知道利害关系的县令，何至于如此愚昧？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陈宫对曹操来说是个危险人物，因为他是曹操杀吕案的唯一证人。陈宫当面指责曹操多疑滥杀、不义妄杀，倘若曹操与他翻脸，他自己和家人都有被灭口的危险。所以，陈宫当初也有趁曹操熟睡之机结果其性命的想法。他知道曹操奉行的是“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人生哲学，但最终陈宫没有下手。而曹操同样也没有下手杀陈宫。
作者罗贯中花费了大量笔墨刻意描写曹操的奸诈恶毒，但在描述陈宫与曹操的矛盾冲突中却没有体现出来。陈宫在杀吕案中仅仅充当目击证人的角色，以证实杀吕案确实有其事，而且正是陈宫把曹操的丑事传播出去，流传后世的。从这里可以看出，作者对二人的矛盾刻画明显地不合常理，充满了刻意的颠覆性的安排。
再说吕伯奢此人。他是曹操父亲的结义弟兄，虽伯奢称呼曹操、陈宫二人为“小侄”，吕老汉实际上算是曹操的义父，吕家当是朝廷排查逃犯的重点户。吕伯奢明知曹操是朝廷遍行文书张榜通缉捉拿的甲A级逃犯，他来借宿一夜，如果说是要接待，肯定是悄悄地接待，避人耳目，以绝后患，绝对不敢铺张折腾，还杀猪宰羊，这不符合常规。难道吕伯奢脑子坏掉了，不怕被外人举报，丢了全家人的身家性命？
按照旧日习俗，农家也只有逢年过节、遇到结婚等大事才杀猪，日常待客买几斤肉足够，何况只是接待两个年轻人吃一顿晚饭而已，杀一头肥猪干什么？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杀猪款待曹陈二人的情形过于夸张，不合日常生活情理，也有悖特殊政治环境下的人之常情。
从民俗礼教上来看，书中交代，吕家共9口人，吕伯奢是一家之主，家中来客，当是吕老在堂作陪，妇人张罗茶饭，青壮男儿上街采购。这是千年礼教之下的中国家庭的生活规则，就算今天也是这样的礼节和安排。罗贯中居然安排吕老汉骑驴往西村买酒去了。这个情节写得非常幼稚，有违礼法家教。
还一件事，既然安排吕老汉到街上去买酒，为什么不将酒肉一起买回？一起买了岂不是比杀猪宰羊要来得快捷和方便？这个地方罗贯中把吕老汉写得有点儿弱智了。
有个细节值得一提——大家都知道，杀猪就要绑猪，这个时候猪必然会垂死挣扎大叫不止，而直到被杀死之前，猪会一直号叫。猪的号叫声势必会惊动左邻右舍，甚至半个村庄。曹操、陈宫能听见庄后的磨刀声，隔墙能听到吕家人的说话声，难道就没有听到猪叫声？难道这猪是哑巴猪吗？
由此可见，罗贯中在写《三国演义》时候对曹操是一肚子成见，所以抱着一种“概念在先”的脸谱化描写，充满了浓厚的儒家正统、道德和法统意识形态。他安排杀吕案的立意就是要从道德上给曹操戴一顶薄情寡义、残忍缺德的帽子，从人生观、价值观和灵魂深处深挖曹操的“反动本质”，彻底否定他的个人品质，把曹操写成不忠不孝、不仁不义、无信无礼、丧失理智、惨无人道、彻头彻尾、里外都坏的坏人。在这样的一种前提下，就编制了这样一个漏洞百出的故事来。
从《三国演义》来看，曹操杀吕全家的事实应该是不存在的。如果存在，罗贯中完全可以照实写，没必要浪费力气和时间去专门编一个出来。退一步说，即使曹操确实杀了吕全家，起码也不是像《三国演义》写的这样杀法，因为那样的行为无论是从人的思维、行动习惯还是逻辑上，都是讲不通的。
如果此案换一个说法，吕家几个儿子见曹操和陈宫随身携带钱财甚多，临时起意，想弄死曹操和陈宫，结果被曹操和陈宫发现，先行下了手。倘若这样，曹操在激愤下杀了吕家人，倒是有几分可能性。
《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出于政治立场和个人的思想局限性，为了在读者心中建立曹操冷酷无情、忘恩负义、杀人成性这样一个形象，可谓用心良苦。他借助曹操杀吕伯奢全家一事，形成了贬低曹操的巨大证据链，以此证明了曹操一贯奉行的“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原则，这就是他的目的和用意。
<code>四、曹操屠徐州真相/<code>
关于曹操屠徐州一事，一直没有一个准确的说法。到底有没有这个事，杀了多少人，怎么杀的，为什么杀，一直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公论。
据《曹瞒传》载：曹操彭城坑杀男女数万。而《后汉书·陶谦传》则称，凡是杀男女数十万，而《资治通鉴》则说仅彭城一次就坑杀男女数十万！那么这些是事实吗？
据史书记载，曹操的确有两次用兵徐州。第一次是初平四年（193年），下邳阙宣聚众与陶谦与共举兵造反，曹操征陶谦。
《三国志·武帝记》载：“四年春，下邳阙宣聚众数千人，自称天子；徐州牧陶谦与共举兵，取泰山华、费，略任城。秋，太祖征陶谦，下十馀城，谦守城不敢出。”从这里可以看出，这一次是为公出征。曹操跟徐州城居民没有什么仇恨，不可能杀害无辜的老百姓。他昔日一直很爱护百姓的，曾经因为自己的战马受惊踩踏老百姓的庄稼就要自刎谢罪的他，怎么可能随意杀害老百姓呢？
《三国志·陶谦传》载：“初平四年，太祖征谦，攻拔十馀城，至彭城大战。谦兵败走，死者万数，泗水为之不流。谦退守郯。”这里的描述是陶谦兵败走，死了万人。这样看来是比较合理的。
第二次是兴平元年（194年）春，曹操的父亲为陶谦所害，所以曹操为复仇东伐。这一次是为私复仇东伐。
《三国志·武帝记》载：“兴平元年春，太祖自徐州还，初，太祖父嵩，去官后还谯，董卓之乱，避难琅邪，为陶谦所害，故太祖志在复雠东伐。”从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出为了报杀父之仇，曹操的确杀了一些人，可能做得过分些。
《世语》对这个事有个说法，曰：“嵩在泰山华县。太祖令泰山太守应邵送家诣兖州，劭兵未至，陶谦密遗数千骑掩捕。嵩家以为邵迎，不设备，谦兵至，杀太祖弟德于门中，嵩惧穿后垣，先出其妾，妾肥，不得出，嵩逃于厕，与妾俱被害，阖门皆死。邵弃官赴袁绍，后太祖定冀州，邵时已死。”
《曹瞒传》载：“初，曹操父嵩避难琅邪，时谦别将守阴平，士卒利嵩财宝，遂袭杀之。”客观地来看，这里面写的还是有些道理的。陶谦派去迎接曹操家人的士兵半路上起了贪财之心，杀害了曹操家人，上山为匪，给陶谦惹了祸端，连累了徐州城人。
由此可见关于曹操屠徐州之事，《世语》写的已经比较详细，但是，《后汉书》的作者弃而不用，而采用《曹瞒传》的说法，意图十分明显，就是要把陶谦说成正人君子，把曹操描述成屠城的恶魔。
《曹瞒传》正是曹操屠杀徐州百姓谎言之源头，而《后汉书·陶谦传》没能仔细考证，不负责任地照搬野史传说，才最终使曹操屠杀百姓的恶名从此流传天下。
换个角度来分析，如果曹操真的杀害徐州无辜百姓数十万，那么，这个事肯定成为一个让他的政敌攻击他的把柄，但是，在袁绍声讨曹操的檄文里并没有看到这方面的内容。这说明曹操屠徐州是无中生有，或者是小题大作。当然，如果曹操真的杀害平民，确实应该批判，但不管怎样，不该无中生有、夸大事实。
总结:
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作者在写书立传的时候，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往往容易缺乏公正客观的态度，多多少少带有主观色彩。从大历史的角度看，曹操是好人或坏人并不是问题的关键，他也只是时代潮流中的一朵浪花，被时代的潮流所裹挟。但是，我们不能否认曹操是时代发展至魏晋南北朝时历史上的一个杰出人物。他一生征伐，以其独特的人格魅力和无可替代的影响力，在历史的军事、政治、文学甚至教育上，写下了属于他的浓厚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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