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择杂谈》由原国防大学教员、军史专家天择创办～
徐向前元帅被人称为布衣元帅，不仅军事指挥才能非常高，而且为人低调内敛，他先后有5位搭档，但是结局各不相同。
第1位搭档是戴克敏，于1906年出生于湖北省红安县，他的父亲戴雪舫早年与董必武要好，是一个思想进步的乡村知识分子，所以戴克敏从小受到了良好的教育，1924年戴克敏考入武昌第一师范附属高级小学，并从事革命工作，1927年，他与曹学楷等人发动了黄麻起义，成为红四方面军的创始人之一，后被任命为红1师的政治委员，和徐向前搭档。
1932年3月，在苏家埠战役中，他率部包围青山店之敌，以配合主力部队实现“先敌进攻，围城打援”的作战方针。但青山店被围之敌于3月23日夜间逃遁苏家埠，青山店遂被我军收复。不料，张国焘竟抓住青山店战斗一事，诬陷青山店之敌趁夜出逃是戴克敏私通敌人所致，将其逮捕。在张国焘所谓的“火线肃反”中，戴克敏被含冤被杀，年仅26岁。
第2位搭档是李荣桂，又名李坦，于1903年出生于安徽寿县，他的父亲是清末秀才，所以他自幼随父读书，1919年考入芜湖私立工读学校，同年又转入芜湖公立职业学校，任校学生会秘书，1922年因思想进步被学校开除，他于是转去上海求学，于1926年9月被派到武汉，考入中央政治军事学校武汉分校学习，从此开始军旅生涯，毕业后被编入国民革命军中央独立师第1团，并参加了南昌起义。
1929年6月，他同徐向前一道被中共中央派到鄂豫边，任中国工农红军第11军第32师政治部主任。后接替戴克敏担任红1军第1师任师政治委员，和徐向前搭档。李荣桂有非常高的理论水平，而且和军长许继慎的关系非常密切，这给他带来了杀身之祸，1932年秋，张国焘将他和许继慎一同杀害于河南省光山县新集（今新县县城），1945年中共七大上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第3位是曾中生，徐向前任红4军军长时，曾中生是红4军政治委员。于1900年6月出生于湖南省资兴县犀牛坳。1925年成为黄埔军校第四期学员，与林彪是同学，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黄埔军校期间他参加中共党组织领导的“青年军人联合会”，是《青年军人》撰稿人之一，由此可见曾中生的理论水平是非常高的，表现也比林彪突出。
黄埔军校毕业后，他任国民革命军第8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组织科长，参加北伐。1926年10月，北伐军占领武汉后，任《汉口民国日报》主笔。1927年9月，大革命失败后，他被派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次年6月在莫斯科参加了中共六大。1928年冬，曾中生回到上海，在中共中央军事部任参谋科科长、中央军委委员等职。1930年冬，曾中生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奔赴鄂豫皖苏区工作。
曾中生一到鄂豫皖苏区，国民党军对鄂豫皖苏区的第一次“围剿”开始了，其投入兵力达8个师、3个旅共10万人。当时，反“围剿”斗争的主力是红十五军，红15军仅1000多人，围绕15军的行动方针问题，地方和军队发生了争论。地方同志主张将部队化整为零，分散游击；军队同志则主张离开鄂豫皖根据地，另图发展。
曾中生认为，这两种主张，都是不正确的。正确的方针应是急切整顿红15军，集中兵力，突破敌人的包围圈，与红1军会合。15军据此进行了3天整顿，统一认识，组织突围。福田河一战，消灭敌人数百，打了胜仗，跳出敌包围圈，终于同红1军胜利会师。1931年初，红1军与红十五军合编为红4军。后来徐向前元帅回忆道：
“3个多月反“围剿”的经验证明：鄂豫边区由于对反‘围剿’的准备不足，也出现了仓促应战的局面。假如不是曾中生同志及时采取一系列应急措施和红十五军及时到达，支撑局面，情形还要严重得多，尤其是曾中生同志来担任鄂豫皖特委书记、军委主席，相当得力。这位同志，有战略头脑，工作实际，善于总结经验，也能团结同志。在反‘围剿’的关键时刻到来，掌握全局，开展工作，起了很大作用。根据地远离党中央，独立性大，主要领导人的选择特别重要。后来拿掉曾中生换上张国焘，是失策的。”
相比较于比较沉默寡言的徐向前，曾中生能说会道，又具有非常高的理论水平，在红4军有崇高的威望，让刚到鄂豫皖的张国焘一下子就感到了压力。张国焘在杀害许继慎之后，一下子就把矛头指向了曾中生，就军事指挥水平而言，曾中生高张国焘太多，而理论水平而言，曾中生和张国焘不相上下，但张国焘有自己的优势，一是张国焘中央派来的，这是他的尚方宝剑。二是曾中生光明磊落，把才能都用在正道上，而张国焘把聪明才智都用在整人上。三是从大环境来看，正是王明左倾路线得势时期，而张国焘代表的就是左倾路线。
面对曾中生的批评，张国焘非常不满，免去曾中生军政委职务，由陈昌浩接任，继而关押了曾中生，因为曾中生在红军中的巨大威望，张国焘没敢立即杀害他，而是关了他整整两年。直到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长征路上汇合。
曾中生以为获释有望了，便写信给中央要求恢复工作。没想到，信没有送达到毛、周等人，反而落到了张国焘手里。张国焘害怕军委会调查他关押曾中生，秘密勒死了曾中生。当时没有人知道曾中生关在哪里，自然也不会有人知道他被处决了。
第4位搭档是陈昌浩，是徐向前任红4军军长和红四方面军总指挥时的政治委员。陈昌浩，又名陈海泉，于1906年9月出生于武汉市汉阳县永安堡戴家庄，早年入武昌大学学习过，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5月任共青团湖北省委宣传部干事，同年赴苏联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到苏联后不久，便成为中共预备党员，与张闻天、秦邦宪等人同为中共在苏联的“二十八宿”之一。1930年10月，陈昌浩回到上海，12月转为中共正式党员。
后来他被派到鄂豫皖苏区，并成为张国焘的左膀右臂，并代替曾中生成为红四军的政治委员，后又升任红四方面军政治委员，1935年6月26日的两河口会议后，中共中央派出李富春、刘伯承等到红四方面军慰问，并传达会议精神。
这时候徐向前和陈昌浩已率军北进，当李富春抵达理县时，张国焘提出了统一军事指挥，充实总司令部的问题，要求军委设常委，决定战略问题，并提出让徐向前、陈昌浩参加总司令部工作，以徐为副总司令，陈昌浩为总政治委员。在此期间，他受张国焘的授意在行军途中向中共中央发了一份电报：
“请焘任军委主席，朱德任总前敌指挥，周副主席兼参谋长。中央政治局决定大方针后，给军委独断专行。”
这封电报要求张国焘取代毛主席的领导地位，这封电报不仅否定毛主席的领导，也否定了两河口会议确定的战略方针。在历史的关键时刻能看出一个人的大智大勇，而陈昌浩却在历史的关键时刻犯了严重的错误。陈昌浩应该知道这份电报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和后果，但是他依然发出了电报。
在这之后，张国焘又给陈昌浩发了一封电报：“如他们不听劝告，应监视其行动。若坚持北进，则应开展党内斗争，彻底解决之。”，万幸的是，这封电报被叶剑英拿到并交给了毛泽东主席，毛主席决定带着一方面军单独北进。
陈昌浩之后担任西路军总政委，而西路军的失败他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之后党中央送他去苏联看病，1942年冬天参加了斯大林格勒保卫战，1951年回国后任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在1955年授衔中，他的老搭档徐向前为共和国的元帅，曾经的下属徐海东、陈赓和王树声、许世友等都被授衔大将或上将，陈昌浩被称为高开低走的我军将领。
在1967年7月30日晚，因为历史问题备受指责，陈昌浩吞了大把的安眠药自杀身亡，时年61岁，1980年8月20日，党中央为陈昌浩举行追悼会。由军委副主席徐向前主持，王惠德同志致悼词，李先念、王震、陈慕华和陈昌浩生前好友，以及群众代表500余人参加了追悼会。
第5位搭档是朱瑞，是在抗日战争中，徐向前被任命为八路军第1纵队司令员时的政治委员。于1905年出生于宿迁市宿城区龙河镇，1924年秋考入广州大学。1925年10月，在苏联顾问鲍罗廷的参与下，国共双方挑选了310名学生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朱瑞也在其中。
大学毕业后按照共产国际的决定，朱瑞继续留在苏联学习军事，进入莫斯科克拉尔炮兵军官学校学习，因学习成绩突出，得到了炮校领导和同学的普遍称赞。回国后参加了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抗战胜利后到东北工作，并当上了东野炮兵司令。
1945年，日本关东军投降后的火炮装备，已全部被苏联红军运回国内。面对这一变化，朱瑞提出了“分散干部，搜集武器，发展部队，建立家业”的十六字方针，除派遣少部分干部到主力部队训练骨干外，其它师生全部分散到东起绥芬河，西至满洲里，南从长春，北到穆陵的广大地区收集武器。
在朱瑞和炮校党委的组织领导下，经过全体师生的共同努力，至1946年5月，共收集各种火炮700余门，炮弹50多万发，坦克12辆，汽车23辆，以及大量的零配件和各种器材，为建立东北炮兵奠定了物质基础。
1945年夏，朱瑞主动向中共中央提出从事建设炮兵的工作，他被任命为延安炮兵学校代理校长。1946年夏季后，东北军区将延安炮校改名为东北军区炮校，朱瑞任东北军政大学副校长兼东北炮校校长，他亲自抓教学，学校面貌焕然一新。由于工作表现突出，毛泽东于1946年10月评价朱瑞说：“你就是中国的炮兵元帅”。
东北军区炮校在辽沈战役前，共培养了两千多名炮兵干部。10月，朱瑞任东北民主联军炮兵司令员。12月起，朱瑞对现有炮兵部队进行调整，他先后代表军区起草了“四号”命令，对炮兵的组织、训练、装备、作战等方面作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规定，由分散状态进入了统一的、有组织、有计划的发展阶段。1948年1月任东北军区兼东北野战军炮兵司令。
1948年10月，东北野战军在攻取义县的战斗中，东北野战军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使用缴获美国的榴弹炮。为了了解这种火炮的性能，战斗还没结束，朱端就从指挥所出来，途中不幸触雷，壮烈牺牲，时年43岁。
也就是说，徐向前的5位搭档，在红四方面军时的3位搭档位被张国焘杀害，1位搭档从职务上看高开低走，在八路军的1位搭档英勇牺牲，他们为革命所做的贡献永远值得后人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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