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未，昧爽，内城陷。帝崩于万岁山，王承恩从死。御书衣襟曰：“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自大学士范景文而下死者数十人。
当看到《明史.卷二十四.本纪第二十四》这样描述一位帝王亡国之后的自缢场景之时，九州不由掩卷沉思，心中难免为之悲催动容。
九州配图：崇祯皇帝自缢于煤山
诚然，崇祯皇帝在亡国之际选择于煤山“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以死谢国的举动，让人肃然起敬，就连满人都对其充满傲骨的行为敬佩有佳，入关并占领北京城之后，遂“以帝体改葬，令臣民为服丧三日，谥曰庄烈愍皇帝，陵曰思陵。”张廷玉等在书中赞其曰：“是则圣朝盛德，度越千古，亦可以知帝之蒙难而不辱其身，为亡国之义烈矣。”
九州配图：四顾茫然
然而，仔细回顾崇祯帝在位期间焦头烂额的十七年历史，九州时常会内心思索这样几个问题。那就是何以至此？诚不可救乎？有没有想过先和清军议和以腾出人力物力和精力来先剿灭内部农民起义，避免双线作战腹背受敌呢？如果有，那又何故没有成行呢？是皇太极不愿意和议？又抑或是另有隐情呢？
我们不妨带着这些疑问一起来看一看当时的明王朝所面临的艰难选择。
崇祯皇帝有没有想过向清军求和？
实际上，根据《明史》、《明实录》、《清太宗实录》以及《天聪实录稿》等史料可以发现，崇祯皇帝在后两年内外交迫之时确实想过与清军议和的，只不过他的心思是随着前方战场的形势逐步转变的。
- 僵持——心态上飘忽于“且战且守”与“速战速决”之间
崇祯十三年（公元1640年），皇太极率领的清军开始围攻锦州重镇，崇祯皇帝命洪承畴率领十三万明军奔赴锦州、松山一线摆开阵势与清朝决战。到达前线之后的洪承畴分析敌我利弊，曾向崇祯皇帝汇报应该采用“且战且守”的稳健之策以等待清军“自困”并得到认可，于是双方僵持一年有余。然而随着时间的拖延，粮饷空耗巨大，国库已经捉襟见肘，加上李自成的起义军一路叩关眼看着就要打到北京城下了，崇祯皇帝再也等不及了，于是在与时任兵部尚书陈新甲商量对策。一头乱麻的陈新甲仔细斟酌之后，向崇祯皇帝递交了一份“十可忧十可议”的方略，说白了还是偏向于速战速决。
九州配图：皇太极画像
心急如焚的崇祯皇帝迅速采纳了陈新甲的方略，下令洪承畴“刻期进兵”。但收到催战令的洪承畴依旧认为速战不可取，双方交战多年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于是在向皇帝报告的奏章中提到了“转输为艰，鞭长莫及，不若稍待，使彼自困为得。”言下之意是说清军虽然来势非常凶猛，但其后方补给必不会持久，加上马上要进入寒冬，不如再等待等待，使清军因粮草不足则自困退兵。
九州配图：明军苦守
然而，接到洪承畴奏报的崇祯皇帝和陈新甲又有所犹豫，但最终还是让陈新甲再度写信催战，并警告洪承畴“何以负皇上圣明，而谢朝中文武诸臣之望”。
- 决战——心态上已然完全偏向于“速战求成”和“灭寇雪耻”
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八月二十日，万般无奈的洪承畴只好下令与清军决一死战，这便是著名的“松锦之战”或“松山战役”。战役刚开始之时，明军在洪承畴的动员和率领之下势头很猛，一度有压制清军的趋势。然而经验老到的皇太极敏锐的发觉，明军的精锐部队全部在冲锋，而后方的粮草守卫军则相对薄弱，于是便派大将阿济格带领一队精兵绕道后方，趁机攻占了明军位于
笔架山（在今辽宁省锦州市）的粮仓。知道粮草被劫、粮道被断的洪承畴心知大势不妙，于是连续发动几次突围，均被稳坐钓鱼台的皇太极堵了回去，明军伤亡惨重。在弹尽粮绝的最后关头，明军内部开始哗变难以遏制，身为主将的洪承畴无力回天也成了俘虏，最后投降了皇太极。
九州配图：松山战役示意图
就这样，“
松锦之战”这场明清之间前后历时两年有余的“大决战”，最终以明军惨败收场。据《清太宗实录》记载：“是役也，计斩杀敌众五万三千七百八十三，获马七千四百四十匹，甲胄九千三百四十六件。明兵自杏山，南至塔山，赴海死者甚众，所弃马匹、甲胄以数万计。海中浮尸漂荡，多如雁鹜。”可见明军的伤亡极为惨烈。
九州配图：松锦之战
- 求和——心态上逐渐回归理性并显露“可款则款”的求和之意
当辽东方向的噩耗传来，崇祯皇帝瘫坐龙椅、呆若木鸡。待他缓过神来后，便迅速召集首辅周延儒、兵部尚书陈新甲、大学士谢升等人前来议事。见皇帝默不作声，陈新甲鼓起勇气向崇祯提出了与皇太极议和的建议。没曾想，皇帝依旧不动声色，许久过后，大学士兼吏部尚书的谢升算是憋不住了，便也说到“彼果许款，款亦可恃。”虽然官场老油条首辅周延儒一直没表态，但有了两位重臣的支持后，崇祯皇帝终于开了金口，对陈新甲说到：“可款则款，不妨便宜行事。”
九州配图：陈新甲影视剧照
从这些对话之中，我们发现了当时的君臣之间，对于向蛮夷“议和”是一件被视为奇耻大辱且讳莫如深的大事。崇祯皇帝内心想要求和的心态已经显露无疑，只是碍于当初自己曾经吹牛说的“灭寇雪耻”以及怕被千夫所指的情面才如此扭捏作态。但不管怎么说，这至少可以证明，当时手上已经没有什么筹码的崇祯皇帝已经开始想要服软了，他也清楚的知道，为今之计收复辽东是不可能了，唯有向关外的皇太极求和才能获得喘息的机会，才有可能聚集力量来对抗国内的李自成和张献忠等人，否则亡国已在旦夕之间。
当时的皇太极有没有可能会答应明朝的和议呢？
关于“和议”，我们从清军的角度来看，当时的皇太极在占据优势的情形之下会不会答应明朝的诉求呢？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原因有以下三点。
- 其一，皇太极曾多次向明朝表达了求和之意。
据《清太宗实录》卷五记载，皇太极天聪三年（公元1629年），举兵犯明境之前，皇太极曾经召集大小贝勒和文武大臣议事说到：“从前遣白喇嘛向明议和，明之君臣若听朕言，克成和好，共享太平，则我国满汉蒙古人等当采参、开矿，与之交易。”可见即便是起兵之前，皇太极也曾派白喇嘛向明朝表达过双方议和、互通交易的想法。
九州配图：皇太极骑马画像
“金国汗谨奏大明皇帝，小国起兵，原非自不知足，希图大位，而起此念也。只因边官作践太甚，小国怀恨，不得上达，遂致兵戈延于今日。若称兵无已，彼此受祸何益。倘和事一成，彼此蒙福无量，此小国所以愿见太平也。”——《天聪实录稿》
从上述引文可见，根据《天聪实录稿》所载，崇祯四年，皇太极天聪五年（公元1631年），皇太极又一次向明朝的崇祯皇帝写过求和国书，所表达的大致意思是，他们满人之所以起兵不是为了与天朝争夺天下，而是因为“边官”欺人太甚，又不能上达天听，不得已而为之。同时他也强调了如果继续兵连祸结，那边境就永无安宁，对双方都是无益的。因此他主动提出求和以熄兵戈。
- 其二，连年兵戈，清军的后勤补给已经捉襟见肘，亟需一个缓冲休整期。
后金政权原本只是努尔哈赤 为首的建州女真人在东北地区通过持续斗争逐步强大的军事部落集团，在其成长壮大的历程中，连年征战于明朝、蒙古还是朝鲜等周边强敌之间，虽然战斗力极强，但毕竟是地小人少、天寒少产且生产能力低下，军队补给一直是他们的最大短板。
九州配图：建州女真部地理位置
虽然在“
松锦之战”中抢夺了洪承畴的粮草，但最多也仅仅够满足他们的过冬之需，若要继续征战，还需要极大数目的粮草储备才行。因此在“松锦之战”过后，皇太极一方也是有暂缓兵戈的需求的。- 其三，皇太极心里也清楚，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明朝在李自成等起义军和关外的清军的两面打击之下，虽然已经千疮百孔，国力大衰，然而，有道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作为一个已经立国两百多年且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中原大国，其余威尚存，狗急跳墙的致命一击的能力还是有的，因此皇太极自然也不敢轻敌。
九州配图：明末形势图
基于以上三点，皇太极客观上对于与明朝和议应该是不排斥的。而从实际的情况来看，也确实符合我们的分析判断。
就如上一节中我们所说的，在“松锦之战”的惨败之后，深受重挫的崇祯皇帝终于低下了高昂的头，暗示兵部尚书陈新甲“便宜行事”以求和议停战。因此陈新甲便开始悄悄的与皇太极取得联系，表达了双方停战的意思。
“朕自与明构兵，不忍伤民，屡欲和好。奈明君臣妄自尊大，终不欲和，及师围锦州，十三万兵尽没，始惧而求和。诸王以来书无明主御宝拒回，又赉御宝书札至。朕阅所用皇帝之宝大而稍扁，初疑未信，乃以示洪承畴，云：‘此宝札果真，此来请和，决非虚语，盖迫于不得不和耳。 ’”——《清太宗实录》
据《清太宗实录》记载，明崇祯十五年，清崇德七年（公元1642年），明朝等到“十三万兵 ”全军覆没之后才“惧而求和”，而对于陈新甲的私下接触，因为没有正式国书，曾经被皇太极回绝了。之后明朝又发来了带有皇帝印玺的书札，但是皇太极因“皇帝之宝”又大又稍微扁平而怀疑有假，便叫来降将洪承畴辨别真伪并得到了洪承畴的确认。
九州配图：洪承畴
由此说明皇太极对于明朝的和议既谨慎又十分重视。谨慎是因为怕被耍，重视则反映出了皇太极内心还是希望能够和议的，否则直接回绝即可，何须召集大小贝勒和文武大臣来聚集商议呢。他清晰的知道，虽然大清短期确实是占据上风，但也不得不防明朝孤注一掷举全国之兵前来决战，因此他对大明王朝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中原国家还是非常尊重的。他在向陈新甲回复的国书中基本同意了和议，但提出了两个条件，一是停战修好，双方互通贸易；二是要求明王朝承认大清国的合法平等地位。只要崇祯皇帝同意，那么大清便不再犯境。
综上可见，对于明朝抛出的橄榄枝，彼时的皇太极内心还是十分欢迎的。而且，他所提出的要求实际上也并不过分。
为何崇祯皇帝在亡国与面子之间最终还是选择了面子呢？
从前面的分析，我们知道了既然是“郎有情妾有意”，可最终为何没有让和议落到实处呢？这还得从明朝内部的朝野舆论环境说起。
我们回顾前文所说的崇祯皇帝召集首辅周延儒、兵部尚书陈新甲、大学士谢升等人前来议事之时的扭捏作态，可以洞见，作为曾经夸下海口言之凿凿要一举“灭寇雪耻”的大明天子，让他如何肯抹下面子直接开口呢，所以他要等臣子们帮他说。此外，虽然崇祯皇帝最终以“可款则款，便宜行事”来让陈新甲一力操办，依然多次告诫陈新甲，万不可将此事泄露半句。
九州配图：明朝亡国后谢升也投降了清朝
这一切，都说明了一点，在明朝的绝大部分大臣们一直是对清人鄙夷有加的，虽然救国能力不行，但是非议朝政之心却是极为强烈。朝野上下以及社会上大批喜欢讽议朝政、评论官吏的东林党人，也极有可能会对此等妥协之举给予不留情面的舆论压力。因此，在这样的朝野形势下，陈新甲只能小心翼翼的与皇太极私下书信接触。
当陈新甲接到皇太极的回复密函之后，顿时也陷入了迷茫和两难，摆在眼前最重要的就是如何配合崇祯皇帝把和议之事在万千反对之声中落到实处，但确实又非常顾忌于舆论声讨。要知道，在此前几天，大学士谢升就是因为面对众多言官说事之时，无意间暗示了说和议都是皇帝的意思，大家就不要过多言语了。怎料一石激起千层浪，朝中大臣们纷纷去向崇祯帝进谏并指责谢升卖主求荣，搞得皇帝下不来台，最后只好罢免了谢升的官职了事。
九州配图：朝臣指责谢升
陈新甲之难处可以想见，到现在他对自己的这位皇帝的心思是越来越搞不清楚了，万一错了，轻则罢官，重则杀身。因此陈新甲反复权衡利弊始终下不了决心，有道是心思一乱就举止失度，他尽然未将这封密函收藏起来，而是把他置于书案之上。结果被家童误以为是塘报，交给各省驻京办事处传抄。就这样，原本是最高层核心机密又极度掩盖之事，因一个小疏漏而泄露于天下，导致群臣哗然。
九州配图：和议密函式样
给事中方士亮率先上书举报陈新甲，搞得崇祯帝火冒三丈，把奏疏压在宫中不发下。为了平息朝野之轩然大波，崇祯帝颁发了一道圣旨，严厉批评新甲，要他自我解释。无端吃了哑巴亏的陈新甲心有不服不仅没有引罪自责，反而自诩其功，搞得崇祯皇帝更加恼怒。又逢给事中马嘉植弹劾陈新甲，崇祯帝为了自证清白以给群臣上下一个交代，便降旨杀了陈新甲以平众怒。
九州配图：盛怒的崇祯帝
就这样，陈新甲稀里糊涂地成了“替罪羔羊”被舆论之声给杀死了，和议之事再也无人敢提起。而崇祯皇帝也只好打肿脸充胖子，继续指挥着两线作战，最后在内忧外患之下，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太祖朱元璋创立的王朝基业的轰然倒塌，而他自己也只能杀尽宫中妻妾子嗣，以一条白绫自缢于煤山之上的歪脖子树下。
九州君评
常言道，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崇祯皇帝妄自尊大、刚愎自用、独断多疑和事好面子最终是将本已千疮百孔的大明王朝亲手葬送。
九州配图：崇祯皇帝
历史虽然没有如果一说，但作为读史之人却可以进行假设。假如崇祯皇帝不是在“且战且守”与“速战求成”之间飘忽不定，那洪承畴也不见得会有“松锦之战”十三万兵尽殁的惨败。假如崇祯皇帝在和议一事上更加有担当一点，旗帜更鲜明一点，团结陈新甲和谢升等重臣进行舆论引导和合理布局，而不是遇到舆论压力便选择把自己摘的干干净净找个替罪羊来平息舆论的话，那么，待和议之事落定，便可举全国之力攻讨李自成和张献忠的起义军，最终的胜败和结局犹未可知。
怎奈这位明朝末代皇帝在存国与尊严面子之间，还是选择了面子和名声，而眼巴巴地看着祖宗江山亡于李自成之手，着实令人唏嘘不已。
1.《明史》
2.《明实录》
3.《明清议和与陈新甲之死》
4.《天聪实录稿》
5.《清太宗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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