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大师级人物荟萃，绚烂多彩，其中一位被毛主席誉为国宝。1951年11月，全国政协会议后举行国宴，毛泽东和陈垣同席，他向别人介绍他时说：“这是陈垣，读书很多，是我们国家的国宝。”
陈垣（字援庵），广东新会人。十三岁就已经把十三经读完，17岁（光绪二十三年）时，他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那年的试题是《冉求之艺 文之以礼》。陈垣信心十足直抒胸臆。结局却名落孙山。此后，陈垣下决心一定要把八股文作好。他刻苦了两年的时间，但是后来科举却取消了。晚年陈垣回忆说：“可惜白白糟蹋了两年的时间，但也得到了一些读书的方法。”
陈垣治学全靠自学，研读《四库全书》对他一生有着极深远的影响。他在京城时听说原藏承德文津阁的《四库全书》运到北京，存放在国子监前街大方家胡同的京师图书馆。于是他雇一辆驴车，每天天一亮就出发到图书馆阅读《四库全书》，下午直到闭馆才离开。就这样，陈垣这样一读就坚持了十年！
陈垣学以致用，他所著《元西域人华化考》在中外学术界引起巨大轰动。陈寅恪作序说：“近二十年来，国人内感民族文化之衰颓，外感世界思潮之激荡，其论史之作，渐能脱除清代经师之旧染，有以合于今日史学之真谛，而新会陈援庵先生之书尤为中外学人所推服。”
陈垣在北京大学国学门任导师，与北京学界同仁发起“敦煌经籍辑存会”，并被推举为采访部长。他编成《敦煌劫余录》。口诛笔伐斯坦因、伯希和等西方汉学家对中国敦煌遗书遗物的掠夺。有人说“劫余”太明显了含蓄一点比较好，陈垣浩然回答：“作‘劫余’二字，尚未足说明我们愤慨之思，怎能更改！”
1925年10月，故宫博物院设古物馆和图书馆，陈垣任图书馆馆长。为纪念此事，陈垣在寿安门前亲手种植桧树八株。1926年，冯玉祥与直奉联军作战失利，故宫安全受到威胁，陈垣被捕，故宫理事会同仁得到消息后，多方营救，放陈垣出来时，他硬不肯走，追问抓他的理由。
抗战北平沦陷期间，陈垣担任辅仁大学校长。辅仁大学1933年后由美德两国圣言会接办，1936年后，辅仁校务长雷冕神父是德国人。辅仁大学在这错综复杂的形势下得以继续开办，而且争取到文史各科仍用原有课本，不改用日文教材；校门不挂日本国旗；日文不作为必修课。这“三不”一直坚持了八年，所以辅仁大学后来成为沦陷区内国民党政府承认的惟一一所大学。辅仁大学被称为为故都的“抗日大本营”。
日军派懂中国文化的人去劝陈垣与日本人合作，问他：“你总不依命令，难道不怕死吗？”陈垣从容地引用《孟子》作答：“孟子说过‘生我所欲也，义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易也。’孟子还说，‘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避也。’”
他告诫辅仁的学生必须严格要求自己，做正直的人，即使是生活在日伪控制下，也决不能卖身求荣、助纣为虐。他语重心长地对启功说：“一个民族的消亡，从民族文化开始。没听说，民族文化不消亡，民族可以消亡的。我们要做的是，在这个关键时刻，保住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把这个继承下去。我们要坚守教书阵地，只管好好备课、教书，这也是抗战！”
对于陈垣这样有声望的学者、大学校长，日伪当局是不会轻易放过的，接连不断的威胁使陈垣非常厌恶，想避一避。他的学生密谋准备助其南下，辅仁校务长雷冕神父认为陈垣留在北平对辅仁和师生都有必要。如果校长一走，辅仁就会被日伪当局接收或关闭，几千师生顿失依靠。雷冕说着说着竟大哭起来。陈垣深受感动，毅然决然留了下来。
陈垣始终保持着一个学者的节操，他一直在追求“保住民族的文化”。陈垣的这一时期称为“学术抗日”，并赞叹他是“傲骨撑天地，奇文泣鬼神”。辅仁大学就像一个“孤岛”，一些进步激进者以辅仁大学为基地秘密从事地下工作。
抗战八年，陈垣的心情是苦闷的，而这种苦闷只能在他史学著作的字里行间得到抒发。“呜呼，自永嘉以来，河北沦于左衽者屡矣，然卒能用夏变夷，远而必复，中国疆土乃愈拓而愈广，人民愈生而愈众，何哉，此固先民千百年之心力艰苦培植而成，非幸致也。”（《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这是陈垣的文化观的精髓所在。
北平光复元旦团拜会上，国民党大员陈诚批评说北京没有一点民族意识。陈垣听了大为不满，当即站起来怼了回去：“陈部长，你过去来过这里没有？我们在日本人统治下进行斗争，你知道吗？可惜你来的太迟了。”说完，拂袖而去。
陈垣的书法相当了得，启功称他书法：“一笔似米芾又似董其昌的小行书，永远那么匀称，绝不潦草。”启功说他的恩师:“陈垣先生的知遇之恩，我一辈子也报答不完。他活着一天，我就不会离开师大！”启功对陈垣的师恩，时时不忘，他曾说陈垣与他“当时师生之谊，有逾父子”。启功在《上大学》一文中说:“恩师陈垣这个‘恩’字，不是普通恩惠之‘恩’，而是再造我的思想、知识的恩谊之‘恩’！”
1949年，蒋介石曾三次叫人接他去台湾，但陈垣坚持不走。新中国成立后，陈垣担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全国人大常委等职。
1952年，陈垣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1971年6月病逝。启功十分悲痛挥泪写下一幅挽联寄托哀思:“依函丈卅九年，信有师生同父子；刊习作二三册，痛余文字答陶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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