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5月，在日軍發動的侵略戰爭中商丘淪陷，聖保羅醫院作為英國教會醫院，像當年上海等地的外國租界地一樣，在戰火中以人道主義情懷救助、保護了大批商丘難民。時間過去了七十一年，感恩的商丘人至今對非常時期洋大夫在這片土地上的善舉念念不忘……
淪陷後的商丘 與戰火中的人們
1938年5月29日這一天，太陽照常升起，照著歸德古城外黃了的麥子。正是一年最繁忙的時候，人們卻忘了地裡的莊稼。昨天磨好的鐮刀扔在場院裡，木叉橫在山牆根，一切都顯得倉皇零亂，大難臨頭……日本人來了。
戰火中的豫東大地
此前的四月份，東線徐州方向剛剛傳來臺兒莊大捷，舉國上下都還沉浸在對日作戰勝利的揚眉吐氣中，日本人的鐵蹄卻已經西進中原。就在兩天前的5月27日，國民黨一戰區司令官程潛剛剛下令黃傑死守商丘，第二天，黃傑便擅自將四十師西撤柳河，命二十四師退至開封，只留下一個師留守商丘。日軍遂長驅直入，佔領豫東重鎮朱集，5月29日凌晨，商丘淪陷。
人們一覺醒來，城門與車站四周，站的是荷槍實彈的日本憲兵，亡國喪土的人們在日本人屠城的槍炮聲中四處逃亡，一路盡是被侵略軍炮火炸飛了的頭顱、肉塊、頭髮與四肢。這些鄉里鄉親，昨日還在自家的田裡耕作，或趕集上店，或挑水紡花，一夜之間碎片淋漓，破棉絮一樣，掛在了路旁的樹枝與破壁殘垣之上……
時隔七十一年，翻開商丘歷史的這一頁，血腥之氣仍舊撲面而來！災難中的商丘人一夜之間淪為劊子手屠刀下的羔羊，一場又一場慘無人道的殺戮在黃河故道岸邊的一座座村莊和集鎮罪惡地進行。據《商丘地區志》記載：商丘淪陷前後，“5月28日，日軍血洗商丘縣毛堌堆集”，“31日，陷睢縣，慘殺群眾150人，失蹤30人”，“6月19日，駐朱集日本兵騎兵隊在車站西徐莊大肆燒殺搶掠，殺村民12人，燒房180多間”……此外，日軍還先後血洗了商丘縣老南關，夏邑縣楊集，永城西十八里村，永城太丘集等地，所到之處，“日本侵略者用槍挑、刀刺、犬咬等殘酷手段，屠殺本區人民”。
痛失家園的商丘人，像當年大都市的人們逃亡到洋人租界一樣，紛紛逃往古城北關，戰爭中立國所開辦的聖保羅醫院……
早在十九世紀鴉片戰爭之後，西方列強的洋槍洋炮轟開了中國國門，隨洋人雜沓的腳步一路走來的，不光有八國聯軍的堅船利炮，還有各國身穿黑袍，胸前佩掛著十字架的西方傳教士。最早的傳教士們一路東進，因為水土不服，常遭遇輸入國民眾的反抗與拒斥，開始變單純傳教為開辦醫院和學校，借醫借學傳教。到了二十世紀初，義和團運動之後，舉著萬國紅十字會旗、身著白大褂的洋大夫開始隨著傳教士的腳步走向中國偏遠的城鎮鄉村。
1920年，聖保羅醫院（商丘第一人民醫院）大門
聖公會亦稱安立甘會，是基督新教的一個教派，最初的教會醫院建在開封，叫三一醫院。1915年，兩個加拿大籍女子沿著通車後的隴海鐵路線來到河南東部的歸德古城，一個是醫學博士曹開瑞，一個是護士貝美瑞，她們將開封的三一醫院遷到商丘，在城內西馬道街聖公會救主堂內開診。從此，商丘這片土地的上空，開始有英國的米字國旗和萬國紅十字會旗獵獵飄揚。
那時的商丘古城門外還是一片荒涼，沒有公路，沒有車輛，教會醫院的洋大夫經常騎著毛驢到各教區出診。毛驢上，穿著西式洋服、金髮碧眼的大夫像當年的阿拉伯人一般，肩上一個褡褳，身上一隻藥箱，阿司匹林、紅汞藥水，走在商丘大大小小的荒村野徑，像走在美國詩人艾略特筆下的荒原之上。當年，商丘百姓的醫療習慣以中醫郎中與鄉間巫術為主，這些騎在毛驢上、模樣怪誕的洋人，常被百姓視為瘟神與怪物，避之唯恐不及。及至後來，是一次次災荒、瘟疫，苦難與疾病幫了洋人的忙。貧病的商丘人在求告無門的情況下，只得把身家性命交給上帝，而洋大夫也在一些中醫解決不了的外科急症上，讓人們看到了西醫現代科學立竿見影的效果。於是洋人的醫院裡開始有本土人進出的身影，洋人的禮拜堂裡，黃皮膚、黑頭髮的中國信徒多了起來。不知不覺，教會實現了本土化，亦給這方古老的土地帶來了的西方異教文明。
1917年，聖公會三一醫院在商丘縣城北馬樓莊南買地48畝，建平房四座，正式掛牌為商丘聖保羅醫院。到了上世紀的三十年代，聖保羅醫院已經有了門診與病房樓，一輛救護車，門前修了一條路。每逢禮拜日，教會醫院的大夫與護士們便乘坐伏爾加車到各處醫療點巡診，最遠到達永城與睢縣。他們巡診收費低廉，對一些窮苦乞丐免費醫治。伏爾加車載著教會醫院的醫務人員行駛在凹凸不平的磚渣路或土路上，竟也成了一道風景。後來的歲月裡，就是在這條最早的磚渣路基之上，商丘人修建了最早的一條連接朱集車站與歸德古城的凱旋路。
戰火硝煙中的人道主義
商丘淪陷，轉眼之間這所教會醫院湧進來數千難民，花園、樹下、草坪、樓門前，難民扶老攜幼，成群結隊，手挽著包袱，肩扛著鋪蓋，有的還牽著牲口，推著太平車……一個個驚魂未定。
非常時期，醫院以英國基督教會與萬國紅十字會的名義在院內搭建蓆棚，開辦難民所。蓆棚繞醫院花牆搭建，花園裡支上大鍋，鍋裡熬著粥和米飯。一日兩餐，由牧師與護生提著桶，拎著碗，一勺一勺地舀給排著長隊的男女難民。為防止日軍進院施暴，大門外插有紅十字會旗和戰爭中立國的英國國旗。為防空襲，醫院還把一整座門診樓的房頂塗成了紅十字會標的顏色。
因教會醫院收容的大批難民，時常與日本佔領軍發生衝突，教會內部也產生了矛盾。許多醫務人員支持中國的抗日戰爭，冒著種種風險保護和拯救了大批中國人的性命。第一人民醫院退休老職工、今年八十多歲的郝鳳山老人回憶了當年的情景。當時他是醫院後勤人員，有一次被日本人帶到病房樓的空場地上，與四五十個青壯年男子一起接受審問。面對日本人的刺刀與機槍，牧師與洋大夫挺身而出，證明所有在場者都非中國軍人。
一下子湧進來這麼多的傷員和病人，醫藥嚴重匱乏。數日之後，庫房便已告罄，尤其外傷藥、消炎藥少得可憐，換藥只能用鹽水沖洗，許多人的傷口都化了膿，高燒病人很多。一個穿白袍白鞋襪，人稱嬤嬤的洋人女護士，帶領著一群護生女孩，每天到難民棚來巡護，她們在一個個難民棚下走過，為傷員清洗傷口，送醫喂藥……這情景一直持續到時局穩定、維持會成立兩個多月以後，難民們才陸續撤出醫院。
商丘的父老鄉親是懂得感恩的人們，得到教會醫院庇護的難民百姓在離開這所醫院之後，含著眼淚抬來了石碑。五塊厚重的石碑，沉甸甸地佇立在聖保羅醫院花園路邊的泥土之中，凝聚著成千上萬商丘人的一顆顆感恩之心。因年深日久，碑上的字跡已經模糊，只有一塊石碑上的四個大字至今清晰可辨，那上面筆力遒勁的四個大字：恩同覆載，尤其頂頭上一個大大的“恩”字，不禁讓人熱淚盈眶！
彼岸與此岸 尋根與懷念
上世紀七十年代，作為衛校實習生的我第一次走進這所醫院，那年我15歲，那時候的醫院已經像水洗過一般，找不到一點宗教的意味。如果不是一些老護士偶爾提起，我幾乎不知道這裡曾是一所教會醫院。老護士們名叫葉聖潔、李愛慈、吳靜芳，等等，大約都是牧師大人給起的名字。李愛慈老人至今記得那位中國名叫貝美瑞的加籍女院長，“一頭絲窩一樣的白髮，精神、漂亮，另一位小個子康愛蓮，走起路來總是很快，說話卻慢條斯理……”除此之外，聖愛堂裡還有一位姓沈的盲人琴師，從他手下流出的唱詩班的琴聲就像當年瞎子阿炳的二胡一樣，穿越了大半個世紀的時空，至今迴響在人們的耳畔……
當年聖愛堂的門診樓還存在著，樓房作為歷史文物保存完好，可惜花園與草坪已不復存在。樓房是宮殿式仿古建築，綠色百葉窗，紅油木地板，接送病人的擔架車在走廊的地板上發出沙沙與隆隆的響聲，像歷史老人那沉重的腳步……辦公樓與醫生休息室，擺著寬大而笨重的沙發，曾經受過教會醫院正規訓練的醫生護士們，做事的風格認真而緘默。
偶爾課堂上閒聊時，醫院的老人總會提起當年。當年，因蔣介石下令扒開了花園口大堤。造成豫皖蘇三省數千萬人民受災。黃泛區霍亂大流行時，聖保羅醫院再次挽救了數千人的性命……說起當年同情中國人的布朗醫生，後來去了延安，與白求恩大夫一起工作，直到抗戰勝利；說起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後，留守醫院的女院長、加籍護士康愛蓮被拘押，遣送進了集中營……
在商丘聖保羅醫院服務的還有幾位加籍醫生，其中一位饒大夫，便是當下中國相聲界明星大山先生的祖父。2001年，洋笑星大山為尋找自己先人的足跡走進商丘。當他聽郝鳳山老人談起幼年時曾與自己的伯父在一起玩耍的情景時，不禁潸然落淚……
記不得是哪一年了，搞基建挖地基的工人們，在醫院的一處土層下面挖到一塊石碑，上面刻著一行英文，經醫院的老人們仔細辨認，認出是當年郭海伯院長女兒的名字。當年洋大夫們在這一帶行醫時，大都帶有家眷，因為水土不服，醫療條件差，兒女夭折在此者大有人在。
一個埋葬著骨肉親人的地方，一個讓人長長遠遠牽掛著的地方，她不叫故土又叫什麼呢？同樣，曾經挽救、護佑過我們父兄的生命，為我們的親人療傷醫病的人們，他們不是我們的親人又是什麼呢？因此，隔了七十多年光景看當年的聖保羅醫院，無論上帝也好，洋人也罷，都是與我們有緣有恩之人，都讓情深義重的商丘人血液中多了幾分愛與和平的分量，更讓這塊古老的土地多了幾重慈悲與文明的滄桑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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