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劉偉 黃泰巖 黃群慧 張雁《光明日報》（ 2020年03月10日 15版）
【圓桌對話】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新冠肺炎疫情不可避免會對經濟社會造成較大沖擊。越是在這個時候，越要用全面、辯證、長遠的眼光看待我國發展，越要增強信心、堅定信心。綜合起來看，我國經濟長期向好的基本面沒有改變，疫情的衝擊是短期的、總體上是可控的，只要我們變壓力為動力、善於化危為機，有序恢復生產生活秩序，強化‘六穩’舉措，加大政策調節力度，把我國發展的巨大潛力和強大動能充分釋放出來，就能夠實現今年經濟社會發展目標任務。”中國經濟是一片大海，狂風驟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經濟學版特邀請三位學者圍繞如何全面、辯證、長遠地看待疫情對經濟的衝擊這一主題，對中國經濟的基本面進行全面觀察，分析經濟長期發展的潛力和動能，進一步增強經濟穩中向好的信心。
嘉賓
中國人民大學校長 劉偉
中央民族大學校長 黃泰巖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所長 黃群慧
主持人
本報記者 張雁
1.疫情的衝擊改變不了我國經濟長期向好的基本面
記者：分析一個國家的經濟狀況，首先要看其基本面。什麼是經濟的基本面？哪些因素決定著經濟的基本面？
黃群慧：經濟的基本面可以理解為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在中長期會表現出來的基本狀況或者基本趨勢。一國的經濟運行會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而發生短期波動，甚至出現巨大的波動，但經濟的長期增長趨勢通常不會因短期波動而發生根本性的改變。所以，用全面、辯證、長遠的眼光觀察一個國家的經濟形勢，就是看其長期趨勢而非短期波動。那些決定經濟增長長期走向的基本經濟變量，就是決定經濟基本面的因素。從宏觀視角看，這些因素主要是供給要素及其組合，包括勞動力、土地、資本以及創新等。分析一個國家經濟的基本面，既要看這些要素的總量大小，也要看這些要素的組合結構。
黃泰巖：經濟發展的長短期影響因素，也可以理解為驅動經濟增長的動力，分為需求拉動和供給推動兩個方面。需求拉動，即消費、投資、出口三駕馬車拉動的經濟增長；供給推動，就是通過要素投入、結構優化、制度變革推動的經濟增長。通常情況下，短期因素會影響需求側的變化，引起經濟增長的短期變化；供給側一般屬於長期因素，表現為要素投入的總量是否巨大、供給體系的結構是否優化，決定了經濟增長的基本面。
劉偉：制度對經濟發展的長期趨勢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樣的要素總量、供給結構，在不同的制度下會產生不同的產出效率。這意味著，不同的制度條件會導致不同的經濟基本面。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取得的舉世矚目的經濟成就，根本上來自於在黨的領導下，在實踐中形成並不斷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成功實現了經濟轉型。所以，分析經濟的基本面，除了觀察前面所講的供需條件等因素，還要看制度條件是否契合本國國情，是否有利於經濟的長期增長。
記者：如何看待我國經濟的基本面？
黃群慧：我國經濟的基本面長期向好，因為有良好的基礎優勢。
從整體看，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已積累了比較雄厚的物質基礎，綜合國力已居世界前列，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製造業第一大國、貨物貿易第一大國、商品消費第二大國、外資流入第二大國，外匯儲備連續多年位居世界第一，總之，已經形成了超大規模的經濟基礎。
從供給方面看，我國具有最完整、規模最大的工業供應體系，是全世界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中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這個完整的現代工業體系，使得中國的產業具備了最完善的配套能力，能夠保證經濟在受到外界不可控因素衝擊時仍有巨大的韌性。伴隨著中國快速的工業化進程，中國製造業不斷髮展壯大，世界230多個國家和地區都能見到“中國製造”的身影，2010年中國就已成為世界產出第一的製造大國。
從需求方面看，我國具有規模廣闊、需求多樣的國內消費市場。有14億人口，人均GDP達到了1萬美元，中等收入群體規模全球最大。超大規模的消費市場可以形成超大規模的內需，是我國經濟長期向好的巨大潛力。
黃泰巖：我國經濟發展呈現出長期向好的趨勢，集中表現為經濟的中高速增長、經濟結構的不斷優化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
首先，內需的增長空間巨大。一是消費總量大，隨著中等收入群體規模的增長，消費總量會繼續快速增長，形成拉動經濟的巨大市場潛力；二是消費結構發生鉅變，隨著社會主要矛盾的轉化，人民對美好生活的追求形成了對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的巨大需求；三是我國尚未完成工業化、城市化，存在城鄉、區域差距，仍然具有巨大的投資增長空間。
其次，供給側推動經濟增長的潛力巨大。一是技術、知識、數據等要素投入不斷增加，並且還有很大增長空間；二是新舊動能轉化持續推進，新經濟保持較快增長，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不斷提高；三是攻堅改革持續深化，“四梁八柱”制度框架基本成型，制度紅利加快釋放。
劉偉：不斷完善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是中國經濟長期向好的制度保障。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系統概括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特徵和優勢，就基本經濟制度而言，最根本的優勢在於極大地解放和發展了中國社會的生產力，這一優勢已經被新中國成立以來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的歷史事實所證明。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所有制結構適應了現階段我國生產力發展的要求，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分配製度體現了公平與效率的統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能夠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同時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需要強調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最本質的特徵在於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得以確立和不斷完善的根本保障，越是面臨各種風險和危機，這一點便越是顯得重要。
記者：為什麼說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不會影響到我國經濟長期向好的基本面？
黃群慧：首先，影響疫情對經濟衝擊程度的關鍵因素，是疫情的持續時間和疫情的影響範圍。目前來看，在黨中央科學部署和全體人民共同努力下，疫情主要被限制在武漢及湖北區域，對經濟影響的時間主要是第一季度。基於這兩個判斷，疫情對我國經濟的衝擊總體上是可控的。在黨中央的堅強領導下，疫情出現後科學部署防控，形成全國一盤棋，迅速展開疫情阻擊戰。在疫情防控形勢積極向好的態勢正在拓展之時，又及時落實分區分級精準復工復產。在中央統籌推進疫情防控與經濟社會發展的政策下，到2月21日，在23個公佈復工率的省份中，就有18個省份復工率超過了50%，到2月24日，浙江超過90%，江西、山東、江蘇、遼寧、廣東等地超過80%，福建、上海、貴州復工率超過70%。根據中國企業聯合會對中國製造業500強企業復工復產的調查，到2月20日復工復產率就已達97%，產能利用率平均達到59%。
其次，疫情沒有改變我國經濟長期向好的決定因素。一是長期積累形成的總量優勢不可能因為短期的疫情衝擊而改變，中國經濟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個小池塘，新冠肺炎疫情掀不翻中國經濟這片大海。這一總量優勢也為我們動員社會資源回應疫情衝擊、推動經濟向正常狀態復歸提供了堅實的基礎。二是疫情衝擊既改變不了要素的總量更改變不了要素的組合方式，因而也就改變不了長期經濟增長的動力。我國經濟結構日益優化，緣於要素組合效率的不斷提升，這是長期市場化改革與技術創新所形成的，不會因為疫情的影響而發生根本性的變化。三是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既體現了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又同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相適應，疫情衝擊不會改變這一制度優勢，而且在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的實踐中，我們會進一步堅持和完善這一基本經濟制度，不斷提高經濟體的抗風險能力，提升經濟發展的韌性。
劉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優勢，不僅使我國創造了經濟發展奇蹟，而且具有特別明顯的抵禦各種風險和危機的能力。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不斷完善，我國經濟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不斷上升，抵禦各類風險和危機的能力進一步提高。疫情發生以來，黨中央在科學防控的基礎上，對恢復經濟和保障經濟增長做出了一系列有針對性的調控舉措，有力地衝抵了疫情對經濟的影響。
日益成熟的宏觀調控體系和充足的宏觀政策空間，能夠有力地抵禦疫情的短期衝擊。改革開放以來，通過不斷創新和完善宏觀調控體系，我國的調控目標更加註重結構調整和經濟效率，調控工具更加多元，調控經驗更加豐富，調控力度和調控方向更加精準。近年來在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的背景下，中國沒有搞大水漫灌式的強刺激，也沒有將房地產作為短期刺激經濟的手段，而是採取了大規模減稅降費、優化營商環境等改革開放舉措，這為當前應對疫情衝擊預留了較為充足的政策空間。目前，總體較低的政府負債率為更好地穩就業、改善民生及擴大基建支出預留了財政政策空間，溫和的核心CPI漲幅、PPI跌幅和“全球降息潮”為我國的穩健貨幣政策創造了有利的內外部空間。通過加強宏觀政策的逆週期調節功能，中國完全有能力應對疫情等風險挑戰，保持全年經濟的平穩運行。
中國經濟具有強大的韌性和巨大的發展潛力。一是超大規模的市場優勢將持續釋放強大的需求拉動力，不斷擴大並持續升級的國內需求是中國經濟抵禦疫情衝擊的有力保障。二是以創新研發為基礎的日益成熟的產業體系，正在持續打造中國經濟的核心競爭力。三是以要素市場化為基礎的改革開放，將持續激發市場活力和增長潛能，持續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和全要素生產率。四是經濟發展新動能持續提升，根據國家統計局統計科學研究所的數據，我國的新動能指數（包括網絡經濟指數、經濟活力指數、創新驅動指數、知識能力指數、轉型升級指數等5類）逐年提高，2015-2017年逐年分別上升23.5%、26.9%、34.1%。
黃泰巖：維持長期向好的經濟基本面，我們具有以下顯著優勢：一是有黨的領導，能夠做到全國一盤棋，統一指揮，統一行動，迅速阻斷突發事件影響經濟基本面的傳導機制，把疫情對經濟的不利影響降到最低。二是有基本經濟制度的顯著優勢，既發揮公有制的控制力、影響力和抗風險能力，又依靠非公有制經濟的活力和競爭力；既通過按勞分配守住公平底線，又通過多種分配方式形成有效激勵；既發揮市場對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又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三是有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積累的經濟實力，使我們有底氣抵禦短期的意外衝擊。
短期來看，如果疫情防控的主要任務在一季度基本完成，那麼後面三個季度將會有較為充足的時間和空間採取有效措施實現今年經濟社會發展的各項目標任務。疫情防控將為相關產業如健康產業等帶來巨大需求，從而帶動這些產業及其相關產業鏈投資和生產的爆發性增長，這也是對整體經濟增長的一個有力支撐。此外，由於國家積極採取各項有效措施保民生、穩就業，特別是有效推進企業復工復產，因而一旦疫情結束，消費的收入基礎還在，消費會快速恢復，從而帶動服務業等的快速恢復。
2.變壓力為動力，化危為機
記者：從歷史經驗來看，短期因素和意外因素如果處置不當，也會引起經濟斷崖式下跌，或陷入比較長期的困難境地。如何變壓力為動力，有效化解此次疫情對經濟的影響，化危為機？
劉偉：從總供給來看，開工率較低會導致一季度服務業和第二產業增速下滑，隨著二季度企業開工率恢復到正常水平，下半年全面恢復生產，第二產業整體增速會實現企穩，全年增速達到正增長。但第三產業受疫情影響明顯，全年增速承壓。
化危為機，重點在於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一是努力降低企業生產成本，包括減稅、降低社保費率、住房公積金繳納制度的調整、對受疫情衝擊嚴重的企業予以扶持等；二是加快國有企業市場化改革，使之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市場競爭主體；三是深化產業結構升級，一方面繼續改造傳統產業，另一方面加強對新興產業的扶持，擴大高質量供給；四是加快高新技術的自主研發，在資金和政策支持、科技基礎設施完善、人力資本投入、產學研一體化等方面加大投入。
化危為機，要特別關注技術進步以及資源配置效率的改進。人類歷史上，技術進步從未因疫情中斷或弱化，反而會刺激人們更加重視技術創新，加大對公共衛生和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此次疫情衝擊暴露出我國在公共服務基礎設施等領域的短板。通過這次疫情大考，我們需要更加精準地補短板、堵漏洞、強弱項，更大力度地進行制度改革和體制創新，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培育壯大新的經濟增長點，這是我們能夠化危為機，提升經濟潛在增長率，加快邁向高質量發展的關鍵。
黃群慧：疫情最直接的影響是抑制了消費性服務業的需求，需要集體協作的勞動密集型工業的生產也受到較大沖擊。這些衝擊會進一步傳遞到整個產業鏈和供應鏈，並對短期投資產生一定的抑制作用。從歷史上看，諸如災難、戰爭和一些突如其來的社會經濟環境的鉅變，往往會成為促進技術創新、制度創新和管理創新的機遇。此次疫情衝擊，也會對新產業、新業態和新模式的發展產生促進作用，一方面會激發一些新產業、新業態和新商業模式的出現，另一方面也會促使一些新產業、新業態和新商業模式更加成熟。2018年我國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的經濟增加值佔GDP比重已達到15.7%，疫情的出現會促使這三者的佔比進一步提高。尤其是，疫情衝擊之下，社會經濟會對數字化技術有更深、更廣的需求，包括醫療衛生服務、社區治理、教育、購物的在線化需求，以及製造業企業的生產智能化等。這都將促進企業和經濟的數字化轉型，有助於推進產業向信息化、智能化方向升級，由此還會帶動數字化、智能化基礎設施的建設投資，這必然會在一定程度上加速我國經濟發展動能的轉換。國家現在已經出臺了一系列短期減少企業負擔的政策，包括稅收、金融、社會保險、物流等眾多方面的“降成本”措施，在經過疫情期的試行後，一些有效的措施會轉為長期政策，客觀上能夠促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深化，從而促進長期經濟的穩定增長。
黃泰巖：疫情雖然是短期衝擊，但它對經濟的影響面廣，涉及全產業鏈。化解疫情對經濟的影響，一是促進新舊動能轉換，大力支持新產業、新技術、新業態、新模式等的發展，確保高端產業的高速增長；支持傳統產業通過加大利用現代信息技術和人工智能技術實現改造升級，向產業高端發展；通過市場優勝劣汰，淘汰落後產能。二是加快深化經濟體制改革，通過一系列重要制度的完善和體制機制的健全，把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巨大優勢更好轉化為治理效能。包括：推進國有企業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增強國有企業的競爭力、影響力、控制力和防風險能力；建立和完善一批鼓勵、支持、引導非公經濟發展的重要制度，為非公經濟發展提供良好預期；推進產權制度改革，特別是加強知識產權的保護，形成創新的產權激勵；推進要素市場改革，建設現代化市場體系，讓創造財富的一切源泉充分湧流；等等。三是整合和完善全球產業鏈，構建更高水平的開放型經濟新體制，不斷提升我國在全球產業鏈中的位置。中央提出要穩住外貿外資基本盤，保障外貿產業鏈、供應鏈暢通運轉，穩定國際市場份額。我們要加快實施更大範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的全面開放，推動製造業、服務業、農業擴大開放，保護外資合法權益，促進內外資企業公平競爭，拓展對外貿易多元化。
3.強化“六穩”舉措，充分釋放經濟 發展的巨大潛力和強大動能
記者：目前疫情防控形勢積極向好的態勢正在拓展。統籌做好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需把握好哪些關鍵環節和領域？
黃群慧：落實分區分級精準防控策略，穩妥有序組織企業及早復工復產，這是統籌做好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的關鍵。具體而言，疫情對具有人群集聚特徵的消費性服務業和中小企業影響最為直接，衝擊也比較大，為此，要多管齊下對這些行業和企業進行針對性的扶持和幫助。首先，在衛生防疫方面，要加大對消費性服務業和中小企業的公益支持力度，提高其衛生防疫能力，在保證其安全性的前提下，允許其及早復工復產。其次，要鼓勵這些行業和企業進行商業模式創新，儘可能創新拓展在線化、個性化的服務模式。再次，要充分發揮公共平臺和大型平臺企業對中小企業的服務支持作用，降低中小企業經營成本、提高其經營便利。最後，國家應從財政、稅收、金融和社會保險等各方面進行一攬子政策幫扶。此外，現在大量製造業企業需要復產復工，即使這些企業解決了職工到崗問題，但如果其供應鏈條中有環節沒有開工復產，那這些企業也無法開工復產。因此，從宏觀層面把握產業鏈、尋找“掉鏈子”環節、疏通整個產業鏈條，是十分關鍵的任務。
黃泰巖：加大公共服務基礎設施建設對疫情結束後消費和服務業的快速恢復具有重要作用。統籌好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就要借鑑國內外應對重大意外衝擊的歷史經驗，按照補短板、堵漏洞、強弱項的工作思路，加大那些見效快、帶動性強的基礎設施重大項目建設，尤其是公共服務基礎設施的建設，這樣做既有利於推動長期經濟增長，也有利於提高全社會防範和抵禦新的危機衝擊的能力。
劉偉：統籌做好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工作，需要有節奏地推出逆週期宏觀調控政策和專項保證舉措，穩定市場預期，最大限度降低疫情對經濟社會發展的衝擊。在貨幣政策上，進一步充實流動性，並以降息等方式降低企業成本和政府負債成本，通過降準、定向降準、MLF（中期借貸便利）等手段精準滴灌，引導資金脫虛向實，切實有效緩解民企、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增強企業貸款意願。進一步放鬆對直接融資的限制，放鬆對企業在海外發行債券的限制，在加強法治的條件下提高直接融資的自由度。進一步擴大財政擴張力度，財政赤字率可以適度上調，加大財政補短板的結構性功能，改革個人所得稅，提高企業和個人的消費能力。財政支出要儘量向民生領域的短板傾斜。
記者：中央提出進一步強化“六穩”舉措，充分釋放經濟發展的巨大潛力和強大動能，實現今年的經濟社會發展目標任務。對此有哪些政策建議？
黃群慧：2020年是一個關鍵之年，是我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國家“十三五”規劃的收官之年，也是脫貧攻堅戰的決勝之年。疫情衝擊的確增加了今年這幾方面經濟社會發展目標的實現難度，在這種背景下，做好“六穩”工作更為重要。
穩預期是“六穩”的關鍵，對未來經濟發展的預期好不好、信心足不足，是決定企業投資和經濟增長的關鍵。現在看來，一是黨中央一系列科學正確的決策部署已經對疫情防控起到了關鍵作用，隨著防控效果不斷顯現，對經濟發展的預期也會逐漸趨穩；二是政府採取了積極的財政政策，穩健的貨幣政策也變得更加靈活，實施了有效的逆週期調節，這些都對“穩預期”發揮了重要作用。三是疫情衝擊是短期的，主要是對第一季度經濟增長的影響，但由於中國經濟長期向好的基本面沒有改變，從一個年度的週期來看，還有充足的時間對沖疫情負面影響，預計疫情過後營商環境會進一步改善，這些都會對預期的穩定產生積極作用。在預期穩定的基礎上，實施穩就業、穩金融、穩外貿、穩外資、穩投資的系列政策組合拳，就一定能夠做好“六穩”工作，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決戰脫貧攻堅的目標任務是可以如期實現的。
劉偉：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經濟工作的主線，這是做好“六穩”工作的重要前提。我們必須緊緊圍繞實現高質量發展的各項要求，通過進一步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充分釋放經濟發展的潛力和動能，實現經濟的持續穩定發展。要進一步深化市場化改革，不斷完善市場機制，更好地發揮市場在淘汰落後產能、提高供給質量、化解供需結構性矛盾方面的作用，進而實現新舊動能轉換。同時，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加強市場監管，加快完善市場營商環境，發展更高層次的開放型經濟，這是做好“六穩”工作，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必然要求。
黃泰巖：做好“六穩”工作，充分釋放經濟發展的巨大潛力和強大動能，一是要採取堅決果斷有力措施快速打贏疫情防控阻擊戰，為經濟發展創造有利的社會條件。二是堅決貫徹落實新發展理念，堅持推進高質量發展不動搖，為經濟發展創造強大的新動能。三是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通過一系列的制度建設、體制改革和運行機制的完善，把基本經濟制度的顯著優勢更好轉化為治理效能，推進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為經濟發展創造堅強的制度和體制機制基礎。四是堅持和完善穩中求進的總思路，切實把防範系統性風險放在重要位置，增強經濟運行的抗風險能力，為經濟發展創造寬鬆的條件。五是堅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強化補短板、堵漏洞、強弱項，為經濟發展創造出更大的增長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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