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久旱逢甘雨，他鄉遇故知”。1972年6月底，我隨部隊移防到同村老幹部趙樹亭的落居之地——山西榆次，不久便找到了他的家門，此後十多年間我常和他敘往談今，以致成了忘年之交。現將他的人生片段整理成傳略，以承其志，並啟後人。
趙樹亭，1910年11月16日出生於河北省贊皇縣北水峪村的一個普通農家，年少好學，弱冠從醫，1932年初加入共青團並開始從事革命活動，1937年9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同時參加革命工作，1938年春舎家離鄉投奔八路軍，在抗日戰爭及解放戰爭中一直從事戰地醫療救護工作，1949年4月轉歸長治軍分區任衛生科長，1951年初調任山西省軍區後方醫院三分院院長，1952年5月轉業至晉中榮軍療養院任院長，1980年10月離休，1988年9月15日病逝，享年78歲。
——他是北水峪村的革命先行者
1930年，贊皇縣在北方地區較早地建立了共產黨秘密組織，並於1932年3月7日（農曆二月初一，縣城集日），領導近萬名農民群眾和青年學生，進行了反對國民黨政府的抗捐稅請願鬥爭，群起砸毀了縣衙門……。
幾十年前的星星之火，趙樹亭記憶猶新：“1932年初，我經本縣陽澤村人華誠一介紹加入了共產黨（共青團），在縣城以開診所作掩護，從事地下革命工作。‘3·7’請願鬥爭被當局鎮壓後，軍警四處搜捕組織者和參與人，形勢很緊張。慌亂中，黨組織把受傷的十餘名群眾藏到我的診所裡，一個個血淋呼啦的。我先把傷員喬裝安置妥當，然後趕緊進行了血跡清理和包紮救護，當天黑夜把他們悄悄地轉移出城，幸虧沒被敵人發覺，不然的話，可能在那時就沒了腦袋。”——趙樹亭的這段經歷縣誌資料裡沒有任何記載，若非他自己說起，人們還不知道性情文弱的趙樹亭，22歲就成為一名熱血青年了。
據有關資料記載：1932年夏天（即請願鬥爭失敗之後），趙樹亭回村介紹農民夜校教員張增堂加入中國共產黨。張發展了兩名黨員，建立了黨支部並任書記，以教員的合法身份，在青年農民中開展了反帝反封建革命活動。——這一記載表明：趙樹亭是北水峪村最早的共產黨員和革命火焰的點燃者。
趙樹亭說：“那時的黨、團組織和革命活動，都是秘密的。上邊派人來村裡，只介紹說這是我們的‘同志’。學習、開會，不敢在村裡頭，都是躲到山溝的土窯裡。不過，時間長了，村裡一些人也看出了名堂，但誰也弄不清這一夥年輕人就是共產黨、共青團”。
他先後提到北水峪村早期革命活動的人員有：張增堂、趙夢吉、王秋京、郭祥林、郭吉林、郭壽鵬、李雲鶴、李雲鵬、郭佔鰲等。
趙樹亭多次說起他的入黨時間問題：“那時候，黨、團員都是單線聯繫。我是共產黨員，只有華誠一能夠證明。但因叛徒告密（縣誌資料記載是1933年），華被捕押到保定或是北平去了，我的組織關係就斷了線。所以，1937年（9月）我只好第二次入了黨。
“革命初期，黨員、團員分得不是那麼清楚。解放以後，聽說中央有個文件，明確早期的共青團員可以按共產黨員對待。我就給在南京大學當校長（實為南京師範學院院長）的華誠一寫信，想讓他出個證明材料，把我的黨齡改成從1932年算起。但不知什麼原因（實際上是他把地址弄錯了），華沒有回信。沒有證明人，我就只好按1937年計算黨齡了，反正也無礙大事”。
經查閱縣誌資料，華誠一1931年參加共青團，並擔任贊皇縣共青團負責人，1932年到縣簡易師範工作，帶頭並鼓勵簡師學生參加“3·7”請願鬥爭，193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由此可見，1932年趙樹亭加入的實為共青團，但他已在思想上入黨，並以黨員身份介紹張增堂加入共產黨。本村早期的革命者王秋京、郭祥林，檔案記載也都是1937年入黨，此前他們也都是共青團員。
——抗戰開始後，他舍家離鄉投奔了八路軍
1937年“七七事變”後，日軍首先侵佔了北京、保定、石門、邢臺、邯鄲等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然後逐步向山區和鄉村進犯。10月26日，日軍100餘人，汽車4輛，從元氏出動首次進犯贊皇城，被國共合作的“抗日義勇軍”所擊潰，隨後日軍改變冒進戰術，致贊皇城鄉相繼淪落敵手。同月，八路軍129師劉伯承師長對贊皇縣抗日工作做出具體指示，該師騎兵團在贊皇縣建立起“戰委會”；張增堂與129師385旅769團（團長陳錫聯）取得聯繫，很快組織起近百人的贊皇縣抗日基幹游擊隊。
在此背景下，共產黨員趙樹亭於1938年春天，捨棄他在村東頭的老院子，向至親告別一聲，毅然投奔河北省南部的涉縣八路軍129師。
他說：“那是一個漆黑的夜晚，我經院頭摸到臨城，然後沿著太行山東麓的山道一路南下，翻溝越嶺，忍飢挨餓，急匆匆走了四、五百里地，終於找到了涉縣八路軍129師駐地。見到了師首長，激動地流出了眼淚。首長見了我，又是握手歡迎，又是問驚問險，還馬上安排我吃了一頓熱湯飯。
“首長看了組織介紹信，又詢問了我的詳細情況，就批准我正式參加了八路軍，被分配在皮定均的部隊做醫務工作，主要轉戰在(山西中南部、河南西北部的)中條山、太嶽山的廣闊地帶。”
資料顯示：皮定均，抗日戰爭時期，先後任八路軍129師特務團團長，太行軍區第五、第七軍分區司令員，豫西抗日獨立支隊司令員。
趙樹亭耳濡目染皮定均的個性和作風：“他的綽號叫‘皮猴子’，體型瘦小，頭腦靈活，打仗機智勇敢，指揮多謀善斷，在部隊和老百姓中威望很高。指令文書，一張紙、幾行字，蓋上他的手章，就在部隊暢行無阻。他和其他幾位首長，講話、作報告從來不念稿子，出口成章，簡言短語，很有邏輯性和感召力，稍加整理就是一篇好文章”。——從皮定均的鮮明個性和高效務實的作風中，我們可以領略八路軍持久作戰、遊擊抗日、以弱勝強的歷史活劇和戰鬥風采。
因為團結抗日的需要，他經常接觸國民黨抗日將領馮玉祥的部隊，還與馮玉祥夫人李德全結下了深厚友誼。
他對馮玉祥部隊的管理教育感慨良多：“每日早晚以及集合、開會、出發，長官站在隊列前，領著士兵高聲呼號，長官一句接著一句的提問，士兵總是齊聲回答三個字：我們的父母是誰？——老百姓！我們的兄弟姐妹是誰？——老百姓！我們為誰當兵？——老百姓！我們為誰打仗？——老百姓！……天天如此，不厭其煩，直把部隊的士氣鼓得很高漲，打起仗來很勇敢”。——由此我們可以窺見馮玉祥的治軍方略和所屬部隊與日寇廝殺的場景。
從抗日戰爭到解放戰爭，趙樹亭一直在戰事頻繁、敵特襲擾、條件簡陋、缺醫少藥的情況下從事戰地醫療救護工作。“尤其是解放戰爭時期，我那個小小的衛生所，最多時收治各部隊和地方傷病員達到3000人（這個數字令我吃驚，他說是真的）。生命垂危需要搶救的，斷胳膊少腿疼得喊叫的，吃喝拉撒需要服侍的，居功自傲發脾氣罵人的，什麼樣的人都有，什麼情況都發生過。我當所長，既要救護，又要管理，晝夜不分，東奔西忙，顧前想後，弄得疲憊不堪、焦頭爛額。因之，從那時起，我就成夜成夜睡不著覺了……”。
“1948年的某一天，有一個女護士，因天天給傷病員打針送藥，喂水餵飯，端屎倒尿，累得喘不過氣來，就發了幾句牢騷。我勸慰她：‘再堅持一下，咱們快熬出來了，全國很快就解放了，勝利以後我們就能享福了！’她卻不以為然地說道：‘到那時，誰還知道咱們受過這樣的罪！恐怕人們都不想理睬我們了！’
“有句老話是‘欲知朝中事，深山問野人’，不起眼的小人物往往有先見之明……”
解放戰爭結束後，約在1949年4月，趙樹亭所在部隊整編為長治軍分區，他轉任衛生科長，成為分區醫療衛生工作的奠基人；1951年初，為救治抗美援朝志願軍傷病員，華北軍政委員會決定抽調100多名醫護骨幹，在太谷縣城成立山西省軍區後方醫院，他被調任三分院院長，與抽調來的同志團結協作，克服重重困難，半年時間即完成了籌建工作，6月份開始收治志願軍傷病員；1952年5月，因戰後優撫工作之需，組織上決定趙樹亭轉業到晉中榮軍療養院任院長，此後十幾年間，他忠於職守，任勞任怨，注重基礎建設，不斷探索工作經驗，被領導和同志們稱為晉中優撫工作的創始人和建設者。
趙樹亭奔赴抗日前線沒多長時間，他在村東頭的土石房子，和全村百分之九十的房屋一樣，被鬼子一把火燒光。直到1963年，他第一次回到家鄉，看到自家的房子仍然是一片廢墟，只有院子中間的一棵老槐樹長出了新的枝芽……。
——解放後，李德全特邀他到北京治療失眠症
與趙樹亭在患難歲月結下深厚友誼的李德全，1949年10月至1965年1月，擔任新中國第一任衛生部長。
“解放後，李德全當了衛生部長，還幾次寫信詢問我的病情。50年代中期，她特邀我到北京，親自安排協和、同仁等幾個大醫院的專家給我診治，想把我的失眠症治好。但是，中醫、西醫各種辦法都用了，中國能弄到的藥都吃了，仍然無濟於事，還是每天吃安眠片才能睡上幾個鐘頭。”
——文革中，他和張增堂不約而同，堅貞不屈
1966年，文革開始，亂象叢生，榆次武鬥迭起，在家裡還能聽到大街上的槍炮聲。在此形勢下，趙樹亭心理鬱悶，失眠症加重，就提前辦理了退休手續，試圖在家裡安心休養。然而，他並未因此得以安寧。
“文革開始後，我和張增堂（文革前任石家莊地委副書記）就連書信聯繫也沒有了。
“石家莊的造反派，幾次找到我家裡，每次都有五、六個人，其勢好洶啊！他們指著我的鼻子狂呼亂叫：‘趙樹亭，你是張增堂的入黨介紹人，必須揭發他的反革命歷史問題！’還逼著我寫證明材料。我瞭解張增堂的革命經歷，就毫不妥協地說：‘張增堂幹了一輩子革命，怎麼會成為反革命呢！你們要的材料我一個字也寫不出來！’弄得他們沒辦法，只好甩出一句：‘負隅頑抗，沒你的好下場！’怏怏地走了。
“當時我想，他們對我這樣兇狠，不知在石家莊會把張增堂整成什麼樣子？！”
正如他所擔憂的：文革開始不久，石家莊的造反派及其支持者就逼著張增堂交代在贊皇縣發展國民黨員的政治歷史問題。這本來是莫須有的罪名，張增堂有理有據地反問他們：“我在什麼時間、什麼地點、發展了何人加入了國民黨？！”他們拿不出任何事實根據，就把張弄到新華磚廠與國民黨戰犯一起勞動改造……。1972年10月，張在勞改中突發重病、昏迷不醒，送醫院後被診斷為肝癌晚期，1973年1月就含冤離世。直至1978年，石家莊地委才給予平反昭雪，並開了追悼會。
——1980年，他離職休養
據有關專家研究，在維繫人體健康的各種要素中，優質睡眠佔70%，而心態、飲食、調理各佔10%。由於失眠症的長期折磨和安眠藥的毒副作用，1970年以後的趙樹亭身體消瘦，弱不禁風，飯食硬了、涼了都不行，棉衣比常人穿的早、脫的晚，除了理髮、洗澡，很少走出他那個狹長的舊平房院子。但是，他在家人的精心照料下，意志不衰，精神不垮，還經常看報紙、聽廣播，和親朋摯友說話、聊天，關心國家大事，關心戰友的命運，關心家鄉的變化，關心子孫們的生活和工作，特別地為張增堂的蒙冤而悲憤，為李德全加入中國共產黨而高興，為皮定均的空難殉職而惋惜，為國家的安定團結而欣慰，為百姓生活逐步改善而鼓舞……。
1980年10月，榆次市開始辦理老幹部離職休養手續。他聽到這個消息，“就穿著平常衣服、拖著瘦弱的身體，去市裡辦理退休改離休手續”，沒想到30多年前那個護士的預言真的應驗了，“那個辦事人員態度冷漠，愛答不理的，草率地翻了一下材料，就說‘沒有團級職務證明’，把我打發了。
“回到家裡，我翻箱倒櫃找出了在長治軍分區時的軍官證（上面註明：衛生科長、團職），換了一身好衣服，第二次去找他們，把軍官證往桌子上一放，不客氣地說‘這個行了吧！’。還是那個工作人員，二話沒說就給辦了。
“這件事告訴我們：現在的年輕幹部牛氣、勢力，你低三下四的求他還真不行。另外，就是個人的歷史資料，應該妥善保存，不知道什麼時候就有用了”。
辦理了離休手續，他們一家就從榆次南關的舊平房搬到了郭家堡幹休所的新樓房裡。在這裡，居住、醫療、生活條件好了，妻子、子女、兒媳對他更加關懷備至了，因而他的身心狀況也曾有好轉；在這裡，暮年的他常常感嘆“人生苦短，一輩子不知不覺就過去了，紅火也就是那麼幾年”；在這裡，彌留之際的他費力地對妻子兒孫投出了關愛和期望的目光……。
——他的家世
北水峪村有南趙、北趙兩大族系。北趙為望族，相傳從山西洪洞老槐樹底下遷至元氏縣東正村，約在1680年左右，趙因一枝又遷至水峪村，趙樹亭為第七代；其父乾和，母梁氏；弟樹堂，英年早逝。祖墳在村北一里西坡根“老牛場”，依山傍水，翠柏掩映，墳頭接續，墓碑林立，透射著三百多年來家族的繁盛不衰。
在艱難的抗戰歲月，趙樹亭與戰友王喜玉（山西定襄人，1923年3月3日出生，家境貧寒，13、4歲即參加革命）結為夫妻，戰亂中生死相依，勝利時歡歌同慶，經濟困難時期節衣縮食，改革開放以後共度晚年。1945年，生女愛菊，1948年生子新春，1951年生子新民。夫妻二人以身作則，嚴格管教，省吃儉用，精心養育，使子女們刻苦學習、工作上進，相繼成家立業。他們盡心盡力照管過的5個孫輩，逐步長大成人，個個有所作為。本固枝榮葉繁茂，出於藍者勝於藍也！
趙樹亭因頑疾纏身久治無效，於1988年9月15日安然辭世。為盡孝感恩，閤家人同心協力，於2000年8月將其墳地遷至榆次東溝之陽蘇家莊附近的風水寶地。其妻王喜玉2007年10月16日病故後，亦隨葬於此。二位老人辛勞一生入土為安，槐樹枝芽葉落歸根！2014年，原籍堂侄英辰託我將家譜捎來，使遠離家鄉的趙家後人銘記本源、理清支脈、精誠團結、光大祖業！
嗚呼趙老先生：
少壯入黨，經寒歷署，理想信念從未改；
舎家報國，投身革命，功名利祿不曾求。
醫德昌明，救死扶傷，因勞成疾無怨悔；
克己奉公，艱苦樸素，高風亮節是口碑。
平民本色，體恤群眾，真情贏得眾人尊；
言傳身教，子孫聰秀，遺志自有來者為。
（張春年，2016年4月6日寫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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