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1972年6月底，我随部队移防到同村老干部赵树亭的落居之地——山西榆次，不久便找到了他的家门，此后十多年间我常和他叙往谈今，以致成了忘年之交。现将他的人生片段整理成传略，以承其志，并启后人。
赵树亭，1910年11月16日出生于河北省赞皇县北水峪村的一个普通农家，年少好学，弱冠从医，1932年初加入共青团并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937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时参加革命工作，1938年春舎家离乡投奔八路军，在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中一直从事战地医疗救护工作，1949年4月转归长治军分区任卫生科长，1951年初调任山西省军区后方医院三分院院长，1952年5月转业至晋中荣军疗养院任院长，1980年10月离休，1988年9月15日病逝，享年78岁。
——他是北水峪村的革命先行者
1930年，赞皇县在北方地区较早地建立了共产党秘密组织，并于1932年3月7日（农历二月初一，县城集日），领导近万名农民群众和青年学生，进行了反对国民党政府的抗捐税请愿斗争，群起砸毁了县衙门……。
几十年前的星星之火，赵树亭记忆犹新：“1932年初，我经本县阳泽村人华诚一介绍加入了共产党（共青团），在县城以开诊所作掩护，从事地下革命工作。‘3·7’请愿斗争被当局镇压后，军警四处搜捕组织者和参与人，形势很紧张。慌乱中，党组织把受伤的十余名群众藏到我的诊所里，一个个血淋呼啦的。我先把伤员乔装安置妥当，然后赶紧进行了血迹清理和包扎救护，当天黑夜把他们悄悄地转移出城，幸亏没被敌人发觉，不然的话，可能在那时就没了脑袋。”——赵树亭的这段经历县志资料里没有任何记载，若非他自己说起，人们还不知道性情文弱的赵树亭，22岁就成为一名热血青年了。
据有关资料记载：1932年夏天（即请愿斗争失败之后），赵树亭回村介绍农民夜校教员张增堂加入中国共产党。张发展了两名党员，建立了党支部并任书记，以教员的合法身份，在青年农民中开展了反帝反封建革命活动。——这一记载表明：赵树亭是北水峪村最早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火焰的点燃者。
赵树亭说：“那时的党、团组织和革命活动，都是秘密的。上边派人来村里，只介绍说这是我们的‘同志’。学习、开会，不敢在村里头，都是躲到山沟的土窑里。不过，时间长了，村里一些人也看出了名堂，但谁也弄不清这一伙年轻人就是共产党、共青团”。
他先后提到北水峪村早期革命活动的人员有：张增堂、赵梦吉、王秋京、郭祥林、郭吉林、郭寿鹏、李云鹤、李云鹏、郭占鳌等。
赵树亭多次说起他的入党时间问题：“那时候，党、团员都是单线联系。我是共产党员，只有华诚一能够证明。但因叛徒告密（县志资料记载是1933年），华被捕押到保定或是北平去了，我的组织关系就断了线。所以，1937年（9月）我只好第二次入了党。
“革命初期，党员、团员分得不是那么清楚。解放以后，听说中央有个文件，明确早期的共青团员可以按共产党员对待。我就给在南京大学当校长（实为南京师范学院院长）的华诚一写信，想让他出个证明材料，把我的党龄改成从1932年算起。但不知什么原因（实际上是他把地址弄错了），华没有回信。没有证明人，我就只好按1937年计算党龄了，反正也无碍大事”。
经查阅县志资料，华诚一1931年参加共青团，并担任赞皇县共青团负责人，1932年到县简易师范工作，带头并鼓励简师学生参加“3·7”请愿斗争，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由此可见，1932年赵树亭加入的实为共青团，但他已在思想上入党，并以党员身份介绍张增堂加入共产党。本村早期的革命者王秋京、郭祥林，档案记载也都是1937年入党，此前他们也都是共青团员。
——抗战开始后，他舍家离乡投奔了八路军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首先侵占了北京、保定、石门、邢台、邯郸等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然后逐步向山区和乡村进犯。10月26日，日军100余人，汽车4辆，从元氏出动首次进犯赞皇城，被国共合作的“抗日义勇军”所击溃，随后日军改变冒进战术，致赞皇城乡相继沦落敌手。同月，八路军129师刘伯承师长对赞皇县抗日工作做出具体指示，该师骑兵团在赞皇县建立起“战委会”；张增堂与129师385旅769团（团长陈锡联）取得联系，很快组织起近百人的赞皇县抗日基干游击队。
在此背景下，共产党员赵树亭于1938年春天，舍弃他在村东头的老院子，向至亲告别一声，毅然投奔河北省南部的涉县八路军129师。
他说：“那是一个漆黑的夜晚，我经院头摸到临城，然后沿着太行山东麓的山道一路南下，翻沟越岭，忍饥挨饿，急匆匆走了四、五百里地，终于找到了涉县八路军129师驻地。见到了师首长，激动地流出了眼泪。首长见了我，又是握手欢迎，又是问惊问险，还马上安排我吃了一顿热汤饭。
“首长看了组织介绍信，又询问了我的详细情况，就批准我正式参加了八路军，被分配在皮定均的部队做医务工作，主要转战在(山西中南部、河南西北部的)中条山、太岳山的广阔地带。”
资料显示：皮定均，抗日战争时期，先后任八路军129师特务团团长，太行军区第五、第七军分区司令员，豫西抗日独立支队司令员。
赵树亭耳濡目染皮定均的个性和作风：“他的绰号叫‘皮猴子’，体型瘦小，头脑灵活，打仗机智勇敢，指挥多谋善断，在部队和老百姓中威望很高。指令文书，一张纸、几行字，盖上他的手章，就在部队畅行无阻。他和其他几位首长，讲话、作报告从来不念稿子，出口成章，简言短语，很有逻辑性和感召力，稍加整理就是一篇好文章”。——从皮定均的鲜明个性和高效务实的作风中，我们可以领略八路军持久作战、游击抗日、以弱胜强的历史活剧和战斗风采。
因为团结抗日的需要，他经常接触国民党抗日将领冯玉祥的部队，还与冯玉祥夫人李德全结下了深厚友谊。
他对冯玉祥部队的管理教育感慨良多：“每日早晚以及集合、开会、出发，长官站在队列前，领着士兵高声呼号，长官一句接着一句的提问，士兵总是齐声回答三个字：我们的父母是谁？——老百姓！我们的兄弟姐妹是谁？——老百姓！我们为谁当兵？——老百姓！我们为谁打仗？——老百姓！……天天如此，不厌其烦，直把部队的士气鼓得很高涨，打起仗来很勇敢”。——由此我们可以窥见冯玉祥的治军方略和所属部队与日寇厮杀的场景。
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赵树亭一直在战事频繁、敌特袭扰、条件简陋、缺医少药的情况下从事战地医疗救护工作。“尤其是解放战争时期，我那个小小的卫生所，最多时收治各部队和地方伤病员达到3000人（这个数字令我吃惊，他说是真的）。生命垂危需要抢救的，断胳膊少腿疼得喊叫的，吃喝拉撒需要服侍的，居功自傲发脾气骂人的，什么样的人都有，什么情况都发生过。我当所长，既要救护，又要管理，昼夜不分，东奔西忙，顾前想后，弄得疲惫不堪、焦头烂额。因之，从那时起，我就成夜成夜睡不着觉了……”。
“1948年的某一天，有一个女护士，因天天给伤病员打针送药，喂水喂饭，端屎倒尿，累得喘不过气来，就发了几句牢骚。我劝慰她：‘再坚持一下，咱们快熬出来了，全国很快就解放了，胜利以后我们就能享福了！’她却不以为然地说道：‘到那时，谁还知道咱们受过这样的罪！恐怕人们都不想理睬我们了！’
“有句老话是‘欲知朝中事，深山问野人’，不起眼的小人物往往有先见之明……”
解放战争结束后，约在1949年4月，赵树亭所在部队整编为长治军分区，他转任卫生科长，成为分区医疗卫生工作的奠基人；1951年初，为救治抗美援朝志愿军伤病员，华北军政委员会决定抽调100多名医护骨干，在太谷县城成立山西省军区后方医院，他被调任三分院院长，与抽调来的同志团结协作，克服重重困难，半年时间即完成了筹建工作，6月份开始收治志愿军伤病员；1952年5月，因战后优抚工作之需，组织上决定赵树亭转业到晋中荣军疗养院任院长，此后十几年间，他忠于职守，任劳任怨，注重基础建设，不断探索工作经验，被领导和同志们称为晋中优抚工作的创始人和建设者。
赵树亭奔赴抗日前线没多长时间，他在村东头的土石房子，和全村百分之九十的房屋一样，被鬼子一把火烧光。直到1963年，他第一次回到家乡，看到自家的房子仍然是一片废墟，只有院子中间的一棵老槐树长出了新的枝芽……。
——解放后，李德全特邀他到北京治疗失眠症
与赵树亭在患难岁月结下深厚友谊的李德全，1949年10月至1965年1月，担任新中国第一任卫生部长。
“解放后，李德全当了卫生部长，还几次写信询问我的病情。50年代中期，她特邀我到北京，亲自安排协和、同仁等几个大医院的专家给我诊治，想把我的失眠症治好。但是，中医、西医各种办法都用了，中国能弄到的药都吃了，仍然无济于事，还是每天吃安眠片才能睡上几个钟头。”
——文革中，他和张增堂不约而同，坚贞不屈
1966年，文革开始，乱象丛生，榆次武斗迭起，在家里还能听到大街上的枪炮声。在此形势下，赵树亭心理郁闷，失眠症加重，就提前办理了退休手续，试图在家里安心休养。然而，他并未因此得以安宁。
“文革开始后，我和张增堂（文革前任石家庄地委副书记）就连书信联系也没有了。
“石家庄的造反派，几次找到我家里，每次都有五、六个人，其势好汹啊！他们指着我的鼻子狂呼乱叫：‘赵树亭，你是张增堂的入党介绍人，必须揭发他的反革命历史问题！’还逼着我写证明材料。我了解张增堂的革命经历，就毫不妥协地说：‘张增堂干了一辈子革命，怎么会成为反革命呢！你们要的材料我一个字也写不出来！’弄得他们没办法，只好甩出一句：‘负隅顽抗，没你的好下场！’怏怏地走了。
“当时我想，他们对我这样凶狠，不知在石家庄会把张增堂整成什么样子？！”
正如他所担忧的：文革开始不久，石家庄的造反派及其支持者就逼着张增堂交代在赞皇县发展国民党员的政治历史问题。这本来是莫须有的罪名，张增堂有理有据地反问他们：“我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发展了何人加入了国民党？！”他们拿不出任何事实根据，就把张弄到新华砖厂与国民党战犯一起劳动改造……。1972年10月，张在劳改中突发重病、昏迷不醒，送医院后被诊断为肝癌晚期，1973年1月就含冤离世。直至1978年，石家庄地委才给予平反昭雪，并开了追悼会。
——1980年，他离职休养
据有关专家研究，在维系人体健康的各种要素中，优质睡眠占70%，而心态、饮食、调理各占10%。由于失眠症的长期折磨和安眠药的毒副作用，1970年以后的赵树亭身体消瘦，弱不禁风，饭食硬了、凉了都不行，棉衣比常人穿的早、脱的晚，除了理发、洗澡，很少走出他那个狭长的旧平房院子。但是，他在家人的精心照料下，意志不衰，精神不垮，还经常看报纸、听广播，和亲朋挚友说话、聊天，关心国家大事，关心战友的命运，关心家乡的变化，关心子孙们的生活和工作，特别地为张增堂的蒙冤而悲愤，为李德全加入中国共产党而高兴，为皮定均的空难殉职而惋惜，为国家的安定团结而欣慰，为百姓生活逐步改善而鼓舞……。
1980年10月，榆次市开始办理老干部离职休养手续。他听到这个消息，“就穿着平常衣服、拖着瘦弱的身体，去市里办理退休改离休手续”，没想到30多年前那个护士的预言真的应验了，“那个办事人员态度冷漠，爱答不理的，草率地翻了一下材料，就说‘没有团级职务证明’，把我打发了。
“回到家里，我翻箱倒柜找出了在长治军分区时的军官证（上面注明：卫生科长、团职），换了一身好衣服，第二次去找他们，把军官证往桌子上一放，不客气地说‘这个行了吧！’。还是那个工作人员，二话没说就给办了。
“这件事告诉我们：现在的年轻干部牛气、势力，你低三下四的求他还真不行。另外，就是个人的历史资料，应该妥善保存，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有用了”。
办理了离休手续，他们一家就从榆次南关的旧平房搬到了郭家堡干休所的新楼房里。在这里，居住、医疗、生活条件好了，妻子、子女、儿媳对他更加关怀备至了，因而他的身心状况也曾有好转；在这里，暮年的他常常感叹“人生苦短，一辈子不知不觉就过去了，红火也就是那么几年”；在这里，弥留之际的他费力地对妻子儿孙投出了关爱和期望的目光……。
——他的家世
北水峪村有南赵、北赵两大族系。北赵为望族，相传从山西洪洞老槐树底下迁至元氏县东正村，约在1680年左右，赵因一枝又迁至水峪村，赵树亭为第七代；其父乾和，母梁氏；弟树堂，英年早逝。祖坟在村北一里西坡根“老牛场”，依山傍水，翠柏掩映，坟头接续，墓碑林立，透射着三百多年来家族的繁盛不衰。
在艰难的抗战岁月，赵树亭与战友王喜玉（山西定襄人，1923年3月3日出生，家境贫寒，13、4岁即参加革命）结为夫妻，战乱中生死相依，胜利时欢歌同庆，经济困难时期节衣缩食，改革开放以后共度晚年。1945年，生女爱菊，1948年生子新春，1951年生子新民。夫妻二人以身作则，严格管教，省吃俭用，精心养育，使子女们刻苦学习、工作上进，相继成家立业。他们尽心尽力照管过的5个孙辈，逐步长大成人，个个有所作为。本固枝荣叶繁茂，出于蓝者胜于蓝也！
赵树亭因顽疾缠身久治无效，于1988年9月15日安然辞世。为尽孝感恩，合家人同心协力，于2000年8月将其坟地迁至榆次东沟之阳苏家庄附近的风水宝地。其妻王喜玉2007年10月16日病故后，亦随葬于此。二位老人辛劳一生入土为安，槐树枝芽叶落归根！2014年，原籍堂侄英辰托我将家谱捎来，使远离家乡的赵家后人铭记本源、理清支脉、精诚团结、光大祖业！
呜呼赵老先生：
少壮入党，经寒历署，理想信念从未改；
舎家报国，投身革命，功名利禄不曾求。
医德昌明，救死扶伤，因劳成疾无怨悔；
克己奉公，艰苦朴素，高风亮节是口碑。
平民本色，体恤群众，真情赢得众人尊；
言传身教，子孙聪秀，遗志自有来者为。
（张春年，2016年4月6日写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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