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夜裡世衛組織宣佈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剛剛穿過了疾風驟雨的十幾億中國人，眼看著世界又處在了驚濤駭浪中。
中國人此時的感受是複雜的，但由安全感支持的樂觀在其中比較突出，信心是增加的。現在公眾情緒的整體面貌完全不是1月底、2月初時候的樣子了，對此無論是政府還是熱衷談論這個話題的知識分子們，都應有一個實事求是的認識。
為什麼很多人還是緊緊盯著“哨子”的問題呢？首先大家認為這場災難應當避免，或者不至於搞得這麼嚴重。同時，這方面的認識也在微妙變化。原因是歐美應該“不存在這個問題”，而且如果說當初中國沒有聽見“哨子”的話，歐美就是連“敲鑼打鼓”也充耳不聞了。回頭看，各個國家紛紛中招，這當中一定有某種共性，不光是“哨子”的問題。
“哨子”之痛之所以在中國人這裡就是揮之不去，是因為它的背後有著人們的兩大疑問，一是對“輿論管控過嚴”的長期抱怨，二是對一些地方警察執法有些隨意，可能損害個人權利的擔憂，包括憎惡官僚主義。李文亮被輿論樹為“吹哨人”，現在又多了一個“發哨人”，說實話是有點牽強的，但不管這些標籤是如何形成的，那麼多人追捧這些標籤，真正的推力就是上面說的抱怨和擔心。
言論問題是當下社會治理的一個關鍵爭議，也是個長期問題。它的本質是如何把憲法第一條與憲法第三十五條統一起來。由於有西方體制這個外部重力場的干擾，增加了中國社會圍繞言論問題達成高度共識的難度。這一爭議可以說滲透到中國社會的方方面面，也是外國一些勢力向中國尋釁的焦點之一。因此把這個問題處理好，或許可以看成中國未來社會建設的一個主戰線。
中國無疑不能照搬西方那一套，他們的“新聞自由”是與他們多黨制的政治體制相協調的。
一些人要求中國的輿論完全按照西方那樣安排，這決無可能，那意味著中國這個憲法的規定的共產黨領導的國家要“多黨制化”，或者“多政治中心化”。一些公知在這個問題上的主張是極端的，完全不切合中國實際。另一方面，不能夠走向另一個反面。不能把維護中國的政治體制與保持輿論的監督功能和傳達意見功能，以及信息傳播功能等對立起來，不能漠視輿論多元化和即時活躍的天然屬性，追求輿論可控性的最大化。那會讓我們的社會失去彈性，變得過度剛性，於國家的現代治理不僅不利，反而有害。
其實據老胡觀察，中國絕大部分官員對此都是清楚的，從道理上說，他們也都反對“只有一種聲音”。對於講真話、不掩蓋問題，他們都普遍抱有道義上的支持。問題出在很多地方和部門在事情涉及到自己的時候，本位主義立刻衝到了前頭，這個時候他們為了工作方便，或者為了某個官員個人的利益，就會用權力壓輿論，要求宣傳部門和媒體“配合”他們的工作，並且偷換概念，把輿論支持黨對國家的領導異化成對他們具體地方和部門工作的無縫支持，甚至幫他們掩蓋問題，避禍消災。 其實這個時候他們是與黨的執政理念和宗旨相背離的。
為什麼刪帖這麼多？就像一支球隊，鋒線和中場出了問題，最後全指著守門員了。宣傳部門和網信部門就是那個守門員。現在一些地方和部門遇事不敢面對，或者治理本來就需要有的輿論成本不願意付出，對批評聲音承受力太低，上來就找宣傳部門幫忙“管控輿論”，刪帖被當成了社會治理的萬能神器。這是要不得的。
老胡堅持認為，共產黨做得挺棒的，把14億人口、比西方加起來還要大得多的社會一下子發展了起來，重塑了民生的面貌，我們應該是這個世界上最有資本講真話、說實話的國家。這次抗疫也是，開始沒做好，其實全社會都在反思，官方尤其在反思，這種反思絕對是中國積極上進的正能量。而且疫情的後續發展同樣證明了，與世界的其他體制相比，各方沒有防住疫情暴發的短處差不多，但我們在抗疫中表現的長處卻是其他體制不具備的。
到了今天，中國的抗疫鬥爭與其他體制比起來，長處顯然大於短處。我們完全可以說實話和真話，把假話都留給特朗普去說。他一直在宣揚疫情的風險很低，無需緊張，可以繼續相互握手，甚至擁抱貼臉。他就怕人們緊張衝了美國股市，影響他的競選連任。直到不久前，美國共和民主兩黨還在大搞人群聚集的競選造勢活動。
老胡是老共產黨員，也是媒體老兵。我愛這個國家，希望它永遠在黨的領導下強勁發展，長期保持社會團結。我深知輿論場有它的天性和規律，它們受到全球化趨勢和技術進步的支持。尊重輿論場的天性和規律，與它們和諧相處，順勢為之，讓我們言論空間有序而廣闊，讓社會有活力，這樣最有利於、而不是有損於國家的長治久安。 誠望一些部門和官員真正以黨和國家的事業大局為重，跳出日常工作的具體利益，支持形成強有力的輿論監督，也支持我們的輿論體系給各種情緒的有序釋放以必要的出口和空間。
最後我要對各路“公知們”說，千萬不要去挑戰社會的基本準則，不要稍有輿論空間，就琢磨著怎麼樣把國家朝著西方的體系忽悠。那樣只會破壞輿論的多元和開放格局，使不得啊。
如果能夠達成這樣的共識，我覺得“發哨子的人”這樣的文章多出來幾篇，完全不會“敏感”。更何必要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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