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11月12日，中国土木工程学家、桥梁专家、工程教育家茅以升去世。这位93岁老人一生事业辉煌，为他送别的人很多，可让人唏嘘的是，骨肉至亲只有小女儿茅玉麟一人为他送终，晚景十分凄凉。
茅以升膝下七个孩子，儿孙满堂，枝叶茂盛。可最后怎么会落得这个场景呢？这背后的原因还得从茅以升50岁那一年说起。
茅以升的人生转折点
茅以升50岁那一年是1946年，俗话说，五十知天命。这一年是他人生中比较特殊的一年，事业上他主持设计、修建的钱塘江大桥，为阻止日军进攻而自行炸毁的部分终于可以修复重建。也是在这一年，在上海遇到了小他30岁的年轻女子权桂云。
认识权桂云是茅以升人生的转折点，这段婚外情是不伦的，我们可以比较一组数据，茅以升当年50岁，妻子戴传蕙51岁，长子茅于越30岁，而权桂云才刚满20岁。即使放在如此开放的今天，也是难以让人接受的。
自从见到这个年轻美丽、青春洋溢的姑娘后，茅以升春心荡漾。茅以升总是找各种理由与她约会，权桂云对这个足以可以做自己父亲的男人也非常仰慕。一来二去，两人水到渠成。
而此时的戴传蕙，茅以升的妻子，却一无所知，还在南京的家中打理家务，整理资料，照料孩子。与权桂云同居后，茅以升对待妻子戴传蕙和平常没有区别，他对妻子一如既往的温柔体贴，也正因为茅以升这样，戴传蕙对自己的婚姻非常满意。她从来没有担心自己的婚姻会有危机。
可事与愿违，这个“从来没有担心”的事情却发生了。因为有着戴传蕙对丈夫茅以升的深信不疑，他家里家外两边穿插，茅以升平平安安地过着家外有家的生活，日子过得非常滋润。这期间，权桂云还为茅以升生下了女儿茅玉麟。可以说，如果不是茅以升后来自己坦白，戴传蕙或许会永远蒙在鼓里。
1950年，新中国刚刚解放，钱塘江大桥还在修复重建中，这时候新中国兴起了“忠诚老实运动”，这个运动的宗旨就是批评与自我批评。在那种特殊的历史背景下，茅以升迫于压力向组织上交代了他的“资产阶级腐朽生活”，彻底坦白了他与权桂云同居及生有小孩的事实。
组织上坦白后，妻子及家里人也是瞒不住的。茅以升非常担心妻子的身体，戴传蕙曾因自己建钱塘江大桥时，担惊受怕患有抑郁症，病情刚刚初愈。在这种情况下，她不能经受太大刺激。为了尽可能地减少出轨对妻子的刺激，茅以升以非常婉转的方式向妻子做了坦白。
让茅以升意想不到的是，戴传蕙听完后大惊失色，目瞪口呆，一言不发地呆坐着，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无论茅以升如何劝导，她都没有丝毫反应。
很显然，戴传蕙是被这突如其来的真相刺激到了。戴传蕙非常爱茅以升，非常信任茅以升，她不能承受这晴天霹雳般事实真相，戴传蕙对茅以升的付出，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戴传蕙为茅以升撑起了半边天。
茅以升的“贤内助”戴传蕙
茅以升与戴传蕙结婚后，虽已生育儿女，茅以升却一直未停止求学，甚至出国留学。这期间，家里一切事务和孩子，自然全部落到了戴传蕙身上。在后来的岁月里，他们一共生育了六个孩子，因为茅以升工作繁忙，这六个孩子的抚育，全部是戴传蕙一人承担的。
同时，因为时局动荡不安和茅以升工作频繁调动等原因，他们一直在不停奔波，过着漂泊不定的生活。1920年到1949年，29年中，他们可以说是走南闯北。不完全统计，他们搬迁过的住处就有唐山、南京、北京、天津、镇江、杭州、长沙、桂林、平越、重庆、上海等27处。每次搬家，牵涉到很多具体细节，租房退房，购添家具，重砌炉灶等等诸多事务，以及6个孩子的退学转学等事宜，事无巨细，全部由戴传蕙一人操持、一人打点。
戴传蕙出生于书香门第，读过诗书、气质过人，除了日常家务打理外，戴传蕙会帮助茅以升收发信件、整理文件、接待来访客人，每次茅以升回家时，总能看见桌上整整齐齐的报刊、文件、书信以至电话内容的小条子，有条不紊，为此，他还曾多次赞扬妻子是最称职的秘书。表面看，戴传蕙一直是家庭主妇，但殊不知她同时也是茅以升工作上的贤内助。
1933年春天，茅以升当时在天津大学任教，有一天他收到了杭州老朋友来信，要他去杭州商谈筹建钱塘江大桥的事。收到信后，爱桥如命的茅以升兴奋不已，戴传蕙兴奋之余，不免为茅以升担心，钱塘江江面辽阔，巨浪滔天，水流冲刷的江底变化莫测，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造桥谈何容易，要担当何等大的风险。茅以升担任大桥工程处处长之后，经常在闸口桥梁工地工作，周末才能回家。看不见丈夫的日子里，戴传蕙忧心忡忡，夜不能寐，在这种高压下，她每天还要照顾家里家外和六个孩子的生活，久而久之，她患上了抑郁症。
1937年11月上海战事爆发，为了让更多的老百姓过江避难，此前防止敌军袭击而一直没有开通的钱塘江大桥开放了，人们在桥面上行走，而桥墩里正堆积着炸药，随时准备炸断大桥，阻止日军进攻。茅以升痛苦极了，他在讲述亲手炸毁自己修建的大桥时说：“就如同亲手掐死了自己的儿子一般”。这年的12月23日，随着一声巨响，茅以升主持建筑的大桥被炸断，日军进攻的步伐也被拖延。
这段日子发生的一切，使得戴传蕙的病情日益加重，她的抑郁症转向了精神分裂。说来奇怪，戴传蕙的病情，到了抗战胜利后，茅以升收到修复大桥的命令后，竟然不治而愈，神奇地康复了。
茅以升的背叛无疑像一把利剑刺中了戴传蕙，她经受不住这样的打击，从此她脸上再也没有了笑容。茅以升的外孙女徐依协回忆说:“外婆总是眉头紧锁，心事重重，好像没有高兴过。”
人的精神一旦土崩瓦解，肉体的消亡便是迟早的事了。戴传蕙这期间几次自杀，都被救了过来，6个孩子看到母亲精神越来越差，身体越来越坏，心如刀绞，他们渐渐地把这种怨恨集中到父亲身上，这一点在茅以升大儿子茅于越身上体现得尤其明显。此时的茅于越已经成家，原本他对父亲非常敬重，他开始公开顶撞父亲，只是碍于母亲的缘故，他一直隐忍着，才没有完全爆发。1967年，戴传蕙70岁那年她离开了这个让她爱恨交加的世界。母亲戴传蕙离世后，长子茅于越十分悲痛，他是家里长兄，他和弟弟妹妹们都是戴传蕙一手带大的，在他的印象中，母亲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茅于越是孝子，他总想着等母亲年老带她安享晚年，以慰藉她辛劳的一生。不曾想，他还未尽孝道，母亲就早早离世了。茅于越将母亲的死归咎于父亲的背叛，他始终认为，如果没有父亲的出轨外遇，母亲就不会过早去世。
茅以升重组大家庭
就在茅于越和弟妹们沉浸在悲痛中的时候，父亲决定要把权桂云和女儿茅玉麟接到茅家居住，茅于越和弟妹们对此坚决反对。但最终在1968年，戴传蕙过世一年后，权桂云和小女儿茅于麟还是搬到了茅家，和茅以升同住。此时的权桂云和茅玉麟当然开心无比，对于权桂云来说，这是二十年来，她第一次同自己爱的男人名正言顺地一起生活；对他们的女儿茅玉麟来说，这是十几年来，她真正体会到了正常的家庭生活。权桂云脾气温顺、为人低调内敛，她到茅家后很快与亲友搞好了关系，但她却始终没有办法得到茅以升与戴传蕙六个子女的认同，甚至1972年茅于越回国探亲时，拒绝回茅家，而是坚持住在宾馆。在这样一个矛盾重重的大家庭中，茅以升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迷茫与痛苦。
茅以升的侄孙茅青在回忆中说：“我曾亲眼目睹茅以升遭到亲友指责的场面，茅以升对此的态度是一言不发，我二舅说他有一次亲眼看见茅以升为此掉了眼泪。”茅以升小女儿茅玉麟曾在回忆中说：“每当父亲因精神痛苦而犯胃痉挛时，母亲就默默地为父亲煮一个鸡蛋，硬壳蛋可以把胃痛压下去。”茅玉麟还坦言，母亲因为亲眼看到父亲为她遭受到的精神折磨，最后也患上了抑郁症。因为心情抑郁的缘故，1975年，权桂云就去世了，当时，她年仅50岁。
茅以升晚年的心愿
权桂云死后，茅以升晚年非常看重亲情，他意识到他和自己的亲身骨肉已经疏远了，所以他一直致力于恢复和子女的关系。遗憾的是，茅于越他们始终不肯原谅父亲。在这期间，只有茅玉麟一直陪伴在父亲身边。1979年，茅以升亲自来到瑞士，和长子茅于越交流了一次。此时，横在两人中间的后妈已去世，茅于越的怨恨应该消了些。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谈话不欢而散，茅于越拒绝了父亲茅以升提出的“长兄如父”的传统，希望茅于越能在他百年后好好照顾茅玉麟的想法。茅于越甚至表示此后将不再与父亲往来。茅以升父子和睦相处、兄妹相认的计划落空。
茅以升回国后，他一直不断地给长子茅于越写信，希望修复父子关系。但茅以升的信寄出去后，都如石沉大海，杳无音信。1987年， 茅以升因发高烧入院治疗，在这期间，在他身边照顾的主要是小女儿茅玉麟。冥冥之中，他一直不放心一件事，只要他一睁开眼就会询问：“他（茅于越）回信了吗？”但每一次，他得到的都是否定的回答。对于茅以升而言，茅于越的回信意义非常重大，他想取得儿子的谅解，否则他死不瞑目。
1989年11月12日，茅以升弥留之际，终于等来了“一封信”，当茅玉麟把信读完后，老人眼中流出泪水，如释重负，安详地闭上了眼睛。殊不知，这是一封捏造的假信，他的长子茅于越最终都没能原谅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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