驅張以後，湖南怎樣建設？毛澤東起草了一份改良性質的《湖南建設問題條件商榷》，於三月十二日寄給在京的老師黎錦熙，表示這些雖然是“枝枝節節的向老虎口裡討碎肉”，不是“根本解決”的辦法，但在中國如果連這樣一些事也不去做，也就覺得人生沒有任何意義。
驅張以後，一班志同道合的湖南進步青年做什麼？毛澤東設想，自己邀上一些人，租一所房子，辦一個自修大學，試試看，在裡面“實行共產的生活”。
這個時候，毛澤東和李大釗接觸更是頻繁。他們多次討論了赴俄留學和女子留學之事。毛澤東在一九四九年進北平前，還在西柏坡這樣講到李大釗：“在他的幫助下，我才成為一個馬列主義者。”由於李大釗的影響，他對布爾什維克主義有了越來越濃厚的興趣，很注意報刊上發表的介紹馬克思主義的文章，特別留心搜尋和閱讀了那時能夠找到的為數不多的中文版馬克思主義書籍。當時，和毛澤東交往甚密的鄧中夏、何孟雄、羅章龍等舉辦的“亢慕義齋”（意即共產主義小室），油印了劉仁靜翻譯的《共產黨宣言》。
一九二O年一月四日下午，黎錦熙到北長街九十九號福佑寺平民通訊社會晤毛澤東，在他工作的香案上便看到一本《共產黨宣言》，還有一堆關於社會主義的新書刊。他二月間給在湖南的陶毅的信中說：“即我，歷來狠懵懂，狠不成材，也狠少研究。這一次出遊，觀察多方面情形，會晤得一些人，思索得一些事，覺得這幾種問題，狠有研究的價值。”三月十日下午，毛澤東又前往黎錦熙住處長談到深夜，討論改造中國究竟應該選擇哪一種社會主義的問題，黎錦熙也主張中國的問題應該從“根本解決”下手。
毛澤東的思想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對問題如果不經過自己的深思熟慮和透徹瞭解，他是不肯輕易地作出判斷的。問題越重要，就越是如此。他覺得，自己對於“種種主義，種種學說，都還沒有得到一個比較明瞭的概念”。通過驅張運動的實踐，再加上對馬克思主義的進一步瞭解，他意識到，“好多人講改造，卻只是空泛的一個目標。究竟要改造到哪一步田地（即終極目的）？用什麼方法達到？……這些問題，有詳細研究的卻很少”。自己也一樣，未曾詳細研究，因此如同“睡在鼓裡”。
然而，這時的毛澤東，似乎一時還不願去做“詳細研究”。他歷來不是一個只從書本里尋求真理的人，更想做的還是在他看來更現實的一些具體事情。一九二年四月一日，“湖南改造促成會”在上海成立。這是一個尋求如何改造和建設湖南的群眾性政治團體。由彭璜、毛澤東等新民學會會員發起，由旅滬的一些新聞界、教育界人士組成。毛澤東決定到上海，同彭璜率領的驅張代表團會合，商討下一步的行動計劃。
四月十一日，毛澤東離京赴上海。二十五天後，五月五日，毛澤東一行到達上海，住在哈同路民厚南里二十九號（今安義路六十三號）。上海之行的主要目的是商討湖南建設問題。毛澤東同彭璜等幾經討論，草擬了《湖南人民自決宣言》，在上海的《天問》週刊及《時事新報》發表。六月十一日，湘人痛恨的張敬堯被逐出長沙，湖南政局發生重大變化。如何在湖南建設民治這個新問題，立刻提到湖南人的面前。十四日，毛澤東將原先寫好的《湖南改造促成會發起宣言》發表於上海《申報》。這個月內，毛澤東還接連在上海《時事新報》上發表《湖南人再進一步》、《湘人為人格而戰》、《湖南改造促成會復曾毅書》等文章，闡明他的主張。毛澤東深深感到，張敬堯走了，還會有新的張敬堯回來。根除的辦法是廢除督軍，裁減兵員以“推倒武力”統治；以銀行民辦、教育獨立、自治建設及保障人民權利等，達到“實行民治”的目的。這樣做的先決條件，是“湖南的事，應由全體湖南人民自決之”。他認為，一省一省的問題解決了，將來合起來便可以得到全國問題的總解決。
陳獨秀這時也在上海，正同李達、李漢俊等籌組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毛澤東向陳獨秀談了“湖南改造促成會”的一些計劃，徵求意見。談話中，自然也談到馬克思主義的問題。毛澤東後來回憶說：“他對我的影響也許超過其他任何人。”“陳獨秀談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話，在我一生中可能是關鍵性的這個時期，對我產生了深刻的印象。”
在他“一生中可能是關鍵性的這個時期”，和南陳北李這兩位當時中國思想界的巨人相繼晤談，可說是毛澤東第二次離開湖南的巨大收穫。他又要回湖南了，他這時的事業還在湖南。
踏入領袖故里，
首觀《夢迴韶山》。
說是人生必看的紅色大劇也不為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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