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不想從疫情的全世界路過
疫情下的這個春節，註定不同以往。如同很多人一樣，我的春節計劃隨著疫情的發展而產生了變動。我選擇整個春節假期都在老公家度過。作為普通個體，初期我選擇了“呆在家就是為社會做貢獻”的疫情應對態度。
直到我收到一個消息：我人生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深度田野調查的房東[1]去世了，可他才三十幾歲！我很震驚，很無力。過不了幾分鐘，面對一個年輕生命流逝的那種無力感，轉而成為一種心緒難安的焦躁。我想做點什麼，但我什麼都做不了，也挽回不了什麼！我還記得他和我一起討論過普通百姓活著的意義，也和我說過，如果他的發展經歷被記錄下來，對於別人或者後人而言，能夠有助於瞭解中國鄉村發展的真實歷程，那就是有意義的。他的去世讓我明白，生命的質感難以觸摸，可在其消逝之後顯得尤為厚重！
在公共疫情面前，數字成為一種最為簡潔有效的治理手段。每個數字後面是一個生命，是一個家庭，是一段治療與治理的片段。數字背後的很多意涵是政府的公共職能不包含也難以呈現的。但是，每個個體及社會自身有責任記錄歷史，記錄“災難”。我想，如果可以，這些記錄也許會有丁點意義！至少現在，我不想從疫情的全世界路過。最後，我撥通了一直在一線做防疫工作的S醫生的電話。
我所在的江蘇省A市B區，截至2020年2月11日，有5例確診病例，均為武漢輸入性病例，另有2例為武漢籍滯留人員。官方公佈的數據顯示，B區的首例患者出現在1月22日，在1月22日下午16時隔離收治。
2月5日，在社區醫院主要負責傳染病防疫工作的S醫生接受了我的電話訪談，話題涉及本區的疫情防控情況及流程、醫療物資的使用情況、疫情的上報公開、醫學隔離觀察者的生活心理狀況，以及她作為基層醫務工作者對此次疫情的看法及對未來的期許等幾個方面。
疫情防控方面：社區醫院在1月22日左右收到關於防控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通知，作為社區醫院內部公共衛生板塊唯一一名負責傳染病防治工作的醫生，她被通知這幾天必須24小時手機在線，不離身。1月23日晚上12點，她接到醫院電話趕回醫院。當晚，他們醫院送來了疑似患者的家屬。按屬地管理原則，患者家屬要放到他們的社區醫院進行醫學隔離觀察，可社區醫院並不具備隔離條件。住院部還有其他普通病人在院，若隔離觀察者與他們共同使用衛生間和淋浴間，存在交叉感染的風險。經醫院的集體協商及衛健委主任親自到現場勘察後，一致協商同意將家屬送回老家鎮級衛生院隔離觀察（鎮裡衛生院無住院病人）。
S醫生表示，經過前一兩天，自己孤軍奮戰、較為混亂的情況之後，政府的通知、任務逐漸分發下來，而醫院的其他同事也志願踴躍報名參與防疫工作。他們的防疫工作也在各方的參與下不斷細化、標準化，分類、分級地進行。
對於社區醫院而言，他們防疫工作內容主要分為院內和院外兩部分，核心在於從源頭控制疫情的傳播。院內的防疫任務主要是將發熱門診從普通門診中獨立開來。對於來院看病的所有人員在大門進行體溫測量，出現發熱症狀的即刻分離到發熱門診，進行進一步拍CT診斷。若出現可疑跡象，立馬被120送到區裡的傳染病醫院[2]進行隔離觀察。在傳染病醫院隔離治療期間若被確診，就會被送到市裡的定點醫院治療。
院外的防疫任務，主要是篩查和追蹤可疑人員。第一，在入境的高速路口，與公安和交警聯合設卡，查入境車輛及人員的體溫特徵、記錄相關信息並上報。從1月23號開始，一班兩人，每天24小時監測入境車輛及人員信息。最初只查武漢籍車輛，後來擴大到全國車輛。在查的過程中，他們就統計信息及對車輛進行分類，還有在現場區域劃分（分為監測區、等待區、服務人員休息區等）等方面不斷優化。據估計，他們平均每天大概要篩查2000人左右。對具有體溫特徵的人員，立即呼叫120送往隔離觀察點。
第二，聯合村醫、村幹部及居委會人員，對從武漢回鄉的人員進行身體健康狀況及體溫的密切追蹤，出現疑似症狀的患者同樣會被送往定點醫院隔離觀察。政府初期對從武漢歸來的人員信息進行彙總，給各社區醫院分發流行性傳染病調查表（流調錶），將武漢歸來人員劃分為A、B、C三類[3]。那些與患者有過接觸但非密切接觸者及從武漢歸來人員，由村醫每天兩次上門監測體溫。一旦發現相關症狀，也會送往隔離觀察點進行醫學隔離觀察。
第三，社區醫生負責與確認患者密切接觸者的體溫測量、場所消毒、心理輔導等工作。值得肯定的是，當地政府在1月27日之前便將區內的格林豪泰酒店徵用為外來密切接觸者隔離觀察收治點。1月25日夜間11點，他們聯合公安部門截留了4名來自湖北的密切接觸者，第二天便將他們集中安置到該酒店。每人一個房間，統一供應飲食，垃圾當作醫療垃圾統一處理。社區醫生每天上門給他們量兩次體溫、消毒。而公安部門則派人員守住酒店大門，避免他們外出。至2月6日，已經有兩批人員解除醫學觀察，分別為5人和3人。除此之外，社區醫生還要負責本地密切接觸者的居家隔離觀察。而來自區內科創體系內部的行政人員則負責所有醫學觀察人員的後勤保障及外出，比如為他們採購食物，送食上門。至此，該區形成一套比較完善、運轉流暢的疫情防控體系。
三、物資與心理
S醫生表示，社區醫院裡一直有公共衛生應急醫療物資儲備，但是數量非常少，無法應對這麼大規模的疫情防護。儲備的醫療物資當中，過濾性強的N95口罩，只有20個，而一次性防護服只有5套。開始防疫初期，上面有撥付一部分物資。但是，在防疫初期消耗較多。在上確診患者家中為其家屬測溫、場所消毒的過程中，家屬擔心醫生所穿的防護服已經去過其他患者家中，可能沾染病毒，要求社區醫生每進一家就要更換一套新的防護服。S醫生表示，現在的年輕人防護意識很強，他們的要求也是合理的。後來防護服消耗太多，上面要求他們一天最多隻能穿兩套防護服，上午一套，下午一套。而對於患者家屬每家一套的要求，S醫生表示也很無奈，只有格外謹慎和說謊。
物資不足需要向上申請，遵從政府的統一調配，他們也理解政府將物資優先分給疫情較重的地區。後來政府也給他們分配過一些物資，主要以口罩為主。S醫生表示，只有口罩沒有防護服，無法滿足一線防疫人員的防護需求。另外，社區醫院還要分發部分醫療物資給村醫。公共衛生應急醫療物資儲備少，政府發放的物資無法維持較長的防疫工作。她們只能靠私人關係，以及社區醫院原有的供貨渠道弄到部分物資。此外，一起開展防疫工作的的領導弄到100套防護服給他們。S醫生表示，這100套防護服雖然不及專業的防護服好，但至少有比沒有好。團隊內部對於防護物資也是精打細算，比如
高速路卡口的人員，選擇戴頭盔和穿雨衣，將重要的防護物資留給一線防護人員。S醫生告訴我，大部分人的心理情況不錯。社區醫生每天上門測體溫及消毒時，會對他們進行心理疏導。對於有小孩的家庭，他們還會帶一些零食和玩具給小朋友。目前為止，酒店內部發生一例隔離人員心態崩潰的案例。此人來B市時間較早，在對其進行醫學觀察時間截點方面，該人與管理人員之間出現認識偏差。到底是以入B市時間為起點還是以其體溫記錄為起點，其認為自己應該以入B市時間為起點，而B市根據疾控方面的要求，以具有體溫測量記錄為起點，二者之間相差7天。後經過安撫，該觀察人員同意再觀察7天。之後，區層面出了防控方案，以車票為憑證，確定以入市時間為醫學隔離觀察的時間起點。
而另一起案例時間較早，也更為複雜。患者為武漢人員，來A市轉機。其出現發熱症狀，在當地就醫。在其就醫的過程中，有的醫院不具備隔離條件，不接受其就診。後來公安將其帶到公安局停留2個小時等待收治安排，再將其帶至機場所在的鎮衛生院就診，隔離收治。在這個過程中，該患者由於自己被拒診，在途中摘掉口罩，並向兩名公安人員吐口水。 後來，該患者被確診，而兩名公安人員也被送至定點隔離區進行醫學觀察。無論是感染者，還是醫護人員，抑或是普通百姓等，在這樣的艱難時刻方能見到每個個體的良善底色。
四、信息與恐慌
疫情相關信息的上報與公開：S醫生表示，當地防疫初期接到醫院領導的通知，不要讓疫情信息和公眾靠得太近。所以，醫務系統內部的人員，知道區內最新的疫情情況，但並不外傳，也不對外說。疫情爆發的後一段時間，各地相繼將疫情最新情況及確診患者的行動軌跡公佈。醫務系統內部的工作人員也敢在外公開討論，口徑各方面與市區保持一致。我婆婆也是醫生，當地防疫初期醫務系統內部員工對於區內的疫情比較瞭解。作為醫務人員的家屬，我們也較早知道區內的疫情，可廣大民眾並不知情。
1月22日B區出現首例收治隔離的病例，23號我和老公戴口罩上街，看到將近九五成的人的民眾依然不戴口罩，內心非常著急，我只能在朋友圈和家人、朋友中呼籲大家戴口罩。24日，一家人去爺爺家吃除夕年夜飯。婆婆將疫情告訴了爺爺，告訴他要勤洗手、戴口罩。同時，也告訴爺爺不能將區內收治隔離患者的信息對外說，上面有通知不讓醫務人員對外說。那兩天，在區中醫院工作的舅舅及在區傳染病醫院工作的舅媽，也在群裡發不讓對外說疫情等方面的通知。
飯後，公公喝了酒，不能開車，一家人打滴滴回家。司機看我們一家四口戴著口罩，表示我們過於緊張。湖北離這裡遠著呢。我忍不住和他說，可是A市已經有確診病例了呀。司機非常不在意地告訴我們，A市那麼大，你知道在哪裡啊。還說這兩天B區收治的那例是謠言，不可信。他白天還拉著一家人去收治隔離病例住的小區玩。我和婆婆討論過，公開疫情會引起恐慌這樣的說法，其依據來源於何處。不告訴老百姓疫情的結果就是這樣：病毒就在自家附近，可他們認為病毒離自己還遠著呢。所以，可怕的並不是疫情本身，而是民眾對疫情一無所知。與滴滴司機交談之後，婆婆表示贊同我的想法。
值得慶幸的是，我的擔憂沒過兩天，26號當地政府啟動一級響應，強制要求民眾到公共場所佩戴口罩。1月31日，在家裡實在悶不住，我和老公到公園逛了會。發現公園裡人很少，以老年人為主。公園裡的籃球場、羽毛球場被上了鎖，公園每隔300米左右，有一名保安在值崗，避免民眾在公園聚集。我們在公園逛了一圈，也沒看到聚集的人群。返回家中，遇到小區的物業在公共領域消毒。到2月3號，電梯裡已經裝上了供按電梯鈕的抽紙。而在2月1號左右，小區嚴格管控外來車輛及人員，進入小區要測量體溫。在2月7號，實行封閉式管理，非居家隔離觀察家庭每2天只能安排1名家庭成員外出購買生活用品。對疫情的防控在逐漸加級，只希望這是管住在家中逐漸宅不住的人們的措施，而不是疫情更為嚴重的預兆。
我也問了S醫生，作為基層醫護人員，她本人對於公開疫情的看法。她認為就如湖北最初那8名醫生一樣，作為醫護人員，他們認為應該告知民眾疫情。如果不告知民眾，更容易引起恐慌。這是一線醫護人員根據親身經驗得出的結論。他們最初到B區首例患者家中對家屬進行體溫檢測及消毒事宜時，小區內的居民知道小區內有病例，但並不清楚是哪一戶。而當時，業主群中每天都在上演“逼供”大戲。
後來，當大家都知道是哪一戶時，小區業主並未像之前所設想的一樣，會打砸患者家的財物，而是自動遠離相關區域，更有助於疫情的防控。也許，就如同個體行為具有慣性一般，體系也具有思維慣性。就如福柯對微觀權力的研究所顯示的，體系對個體的規訓，促使體系內部每個節點上的個體既是權力的受害者，也是權力的實施者。時間長了，這樣的思維慣性便會浸入系統工作的各個領域，一致性的集體思維便得以形成。越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時代越需要像鍾南山院士一般的國士人物。
五、最後的問題
最後，我問了S醫生對於中國未來疫情防控有什麼期待或者有什麼地方需要改進。她告訴我，經過這次疫情，希望民眾可以改變對醫護人員的看法；通過這次疫情，希望國家以後要做好公共衛生應急醫療物資的儲備。否則等下次疫情發生，醫護人員仍然無法坦然從容地應對新疫情。
訪談的最後，S醫生提出了一個疑問：自從甲型H1N1和H7N9型兩大流感發生之後，江蘇地區確立了一套常規的監測不明原因肺炎的機制，即每年流感高發季節（大概為每年10月至第二年上半年），會有哨點醫院對不明肺炎進行監測。一有發現立即報疾控中心。H7N9流感之後，發現這套監測機制發揮了很大的作用，2018年常州市運用這套監測機制診出全球首例H7N4禽流感病例，並且很好地遏制了流感的傳播。
S醫生想問的是，湖北是不是也有這樣的一套機制？如果有，到底哪個環節出了問題，導致疫情發展到如今的境況？
文中註釋：
[1]2016年暑假，我在碩士在讀期間曾與另一個同學在他們村做田野調查，呆了將近兩個月。房東並不是因為新型冠狀病毒去世，而是肝癌。
[2]區裡的傳染病醫院一直保留，在醫療體制改革以績效為導向時，該醫院作為傳染病醫院，其業務難以與其他醫院競爭，因而享受財政撥款。
[3]我和我老公曾經在武漢工作、上學，至今仍然沿用武漢的手機號碼。而我和他自1月26號起分別收到來自區疾控中心和社區居委會的電話查詢，連續三天。
作者：楊海燕，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助理、政策分析師。
關於IPP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IPP）是一個獨立、非營利性的知識創新與公共政策研究平臺。由華南理工大學校友莫道明先生捐資創建。IPP研究團隊圍繞中國的體制改革、社會政策、中國話語權與國際關係等開展一系列的研究工作，並在此基礎上形成知識創新和政策諮詢協調發展的良好格局。IPP的願景是打造開放式的知識創新和政策研究平臺，成為領先世界的中國智庫。
國家高端智庫
中國情懷 國際視野
閱讀更多 IPP評論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