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不想从疫情的全世界路过
疫情下的这个春节，注定不同以往。如同很多人一样，我的春节计划随着疫情的发展而产生了变动。我选择整个春节假期都在老公家度过。作为普通个体，初期我选择了“呆在家就是为社会做贡献”的疫情应对态度。
直到我收到一个消息：我人生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深度田野调查的房东[1]去世了，可他才三十几岁！我很震惊，很无力。过不了几分钟，面对一个年轻生命流逝的那种无力感，转而成为一种心绪难安的焦躁。我想做点什么，但我什么都做不了，也挽回不了什么！我还记得他和我一起讨论过普通百姓活着的意义，也和我说过，如果他的发展经历被记录下来，对于别人或者后人而言，能够有助于了解中国乡村发展的真实历程，那就是有意义的。他的去世让我明白，生命的质感难以触摸，可在其消逝之后显得尤为厚重！
在公共疫情面前，数字成为一种最为简洁有效的治理手段。每个数字后面是一个生命，是一个家庭，是一段治疗与治理的片段。数字背后的很多意涵是政府的公共职能不包含也难以呈现的。但是，每个个体及社会自身有责任记录历史，记录“灾难”。我想，如果可以，这些记录也许会有丁点意义！至少现在，我不想从疫情的全世界路过。最后，我拨通了一直在一线做防疫工作的S医生的电话。
我所在的江苏省A市B区，截至2020年2月11日，有5例确诊病例，均为武汉输入性病例，另有2例为武汉籍滞留人员。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B区的首例患者出现在1月22日，在1月22日下午16时隔离收治。
2月5日，在社区医院主要负责传染病防疫工作的S医生接受了我的电话访谈，话题涉及本区的疫情防控情况及流程、医疗物资的使用情况、疫情的上报公开、医学隔离观察者的生活心理状况，以及她作为基层医务工作者对此次疫情的看法及对未来的期许等几个方面。
疫情防控方面：社区医院在1月22日左右收到关于防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通知，作为社区医院内部公共卫生板块唯一一名负责传染病防治工作的医生，她被通知这几天必须24小时手机在线，不离身。1月23日晚上12点，她接到医院电话赶回医院。当晚，他们医院送来了疑似患者的家属。按属地管理原则，患者家属要放到他们的社区医院进行医学隔离观察，可社区医院并不具备隔离条件。住院部还有其他普通病人在院，若隔离观察者与他们共同使用卫生间和淋浴间，存在交叉感染的风险。经医院的集体协商及卫健委主任亲自到现场勘察后，一致协商同意将家属送回老家镇级卫生院隔离观察（镇里卫生院无住院病人）。
S医生表示，经过前一两天，自己孤军奋战、较为混乱的情况之后，政府的通知、任务逐渐分发下来，而医院的其他同事也志愿踊跃报名参与防疫工作。他们的防疫工作也在各方的参与下不断细化、标准化，分类、分级地进行。
对于社区医院而言，他们防疫工作内容主要分为院内和院外两部分，核心在于从源头控制疫情的传播。院内的防疫任务主要是将发热门诊从普通门诊中独立开来。对于来院看病的所有人员在大门进行体温测量，出现发热症状的即刻分离到发热门诊，进行进一步拍CT诊断。若出现可疑迹象，立马被120送到区里的传染病医院[2]进行隔离观察。在传染病医院隔离治疗期间若被确诊，就会被送到市里的定点医院治疗。
院外的防疫任务，主要是筛查和追踪可疑人员。第一，在入境的高速路口，与公安和交警联合设卡，查入境车辆及人员的体温特征、记录相关信息并上报。从1月23号开始，一班两人，每天24小时监测入境车辆及人员信息。最初只查武汉籍车辆，后来扩大到全国车辆。在查的过程中，他们就统计信息及对车辆进行分类，还有在现场区域划分（分为监测区、等待区、服务人员休息区等）等方面不断优化。据估计，他们平均每天大概要筛查2000人左右。对具有体温特征的人员，立即呼叫120送往隔离观察点。
第二，联合村医、村干部及居委会人员，对从武汉回乡的人员进行身体健康状况及体温的密切追踪，出现疑似症状的患者同样会被送往定点医院隔离观察。政府初期对从武汉归来的人员信息进行汇总，给各社区医院分发流行性传染病调查表（流调表），将武汉归来人员划分为A、B、C三类[3]。那些与患者有过接触但非密切接触者及从武汉归来人员，由村医每天两次上门监测体温。一旦发现相关症状，也会送往隔离观察点进行医学隔离观察。
第三，社区医生负责与确认患者密切接触者的体温测量、场所消毒、心理辅导等工作。值得肯定的是，当地政府在1月27日之前便将区内的格林豪泰酒店征用为外来密切接触者隔离观察收治点。1月25日夜间11点，他们联合公安部门截留了4名来自湖北的密切接触者，第二天便将他们集中安置到该酒店。每人一个房间，统一供应饮食，垃圾当作医疗垃圾统一处理。社区医生每天上门给他们量两次体温、消毒。而公安部门则派人员守住酒店大门，避免他们外出。至2月6日，已经有两批人员解除医学观察，分别为5人和3人。除此之外，社区医生还要负责本地密切接触者的居家隔离观察。而来自区内科创体系内部的行政人员则负责所有医学观察人员的后勤保障及外出，比如为他们采购食物，送食上门。至此，该区形成一套比较完善、运转流畅的疫情防控体系。
三、物资与心理
S医生表示，社区医院里一直有公共卫生应急医疗物资储备，但是数量非常少，无法应对这么大规模的疫情防护。储备的医疗物资当中，过滤性强的N95口罩，只有20个，而一次性防护服只有5套。开始防疫初期，上面有拨付一部分物资。但是，在防疫初期消耗较多。在上确诊患者家中为其家属测温、场所消毒的过程中，家属担心医生所穿的防护服已经去过其他患者家中，可能沾染病毒，要求社区医生每进一家就要更换一套新的防护服。S医生表示，现在的年轻人防护意识很强，他们的要求也是合理的。后来防护服消耗太多，上面要求他们一天最多只能穿两套防护服，上午一套，下午一套。而对于患者家属每家一套的要求，S医生表示也很无奈，只有格外谨慎和说谎。
物资不足需要向上申请，遵从政府的统一调配，他们也理解政府将物资优先分给疫情较重的地区。后来政府也给他们分配过一些物资，主要以口罩为主。S医生表示，只有口罩没有防护服，无法满足一线防疫人员的防护需求。另外，社区医院还要分发部分医疗物资给村医。公共卫生应急医疗物资储备少，政府发放的物资无法维持较长的防疫工作。她们只能靠私人关系，以及社区医院原有的供货渠道弄到部分物资。此外，一起开展防疫工作的的领导弄到100套防护服给他们。S医生表示，这100套防护服虽然不及专业的防护服好，但至少有比没有好。团队内部对于防护物资也是精打细算，比如
高速路卡口的人员，选择戴头盔和穿雨衣，将重要的防护物资留给一线防护人员。S医生告诉我，大部分人的心理情况不错。社区医生每天上门测体温及消毒时，会对他们进行心理疏导。对于有小孩的家庭，他们还会带一些零食和玩具给小朋友。目前为止，酒店内部发生一例隔离人员心态崩溃的案例。此人来B市时间较早，在对其进行医学观察时间截点方面，该人与管理人员之间出现认识偏差。到底是以入B市时间为起点还是以其体温记录为起点，其认为自己应该以入B市时间为起点，而B市根据疾控方面的要求，以具有体温测量记录为起点，二者之间相差7天。后经过安抚，该观察人员同意再观察7天。之后，区层面出了防控方案，以车票为凭证，确定以入市时间为医学隔离观察的时间起点。
而另一起案例时间较早，也更为复杂。患者为武汉人员，来A市转机。其出现发热症状，在当地就医。在其就医的过程中，有的医院不具备隔离条件，不接受其就诊。后来公安将其带到公安局停留2个小时等待收治安排，再将其带至机场所在的镇卫生院就诊，隔离收治。在这个过程中，该患者由于自己被拒诊，在途中摘掉口罩，并向两名公安人员吐口水。 后来，该患者被确诊，而两名公安人员也被送至定点隔离区进行医学观察。无论是感染者，还是医护人员，抑或是普通百姓等，在这样的艰难时刻方能见到每个个体的良善底色。
四、信息与恐慌
疫情相关信息的上报与公开：S医生表示，当地防疫初期接到医院领导的通知，不要让疫情信息和公众靠得太近。所以，医务系统内部的人员，知道区内最新的疫情情况，但并不外传，也不对外说。疫情爆发的后一段时间，各地相继将疫情最新情况及确诊患者的行动轨迹公布。医务系统内部的工作人员也敢在外公开讨论，口径各方面与市区保持一致。我婆婆也是医生，当地防疫初期医务系统内部员工对于区内的疫情比较了解。作为医务人员的家属，我们也较早知道区内的疫情，可广大民众并不知情。
1月22日B区出现首例收治隔离的病例，23号我和老公戴口罩上街，看到将近九五成的人的民众依然不戴口罩，内心非常着急，我只能在朋友圈和家人、朋友中呼吁大家戴口罩。24日，一家人去爷爷家吃除夕年夜饭。婆婆将疫情告诉了爷爷，告诉他要勤洗手、戴口罩。同时，也告诉爷爷不能将区内收治隔离患者的信息对外说，上面有通知不让医务人员对外说。那两天，在区中医院工作的舅舅及在区传染病医院工作的舅妈，也在群里发不让对外说疫情等方面的通知。
饭后，公公喝了酒，不能开车，一家人打滴滴回家。司机看我们一家四口戴着口罩，表示我们过于紧张。湖北离这里远着呢。我忍不住和他说，可是A市已经有确诊病例了呀。司机非常不在意地告诉我们，A市那么大，你知道在哪里啊。还说这两天B区收治的那例是谣言，不可信。他白天还拉着一家人去收治隔离病例住的小区玩。我和婆婆讨论过，公开疫情会引起恐慌这样的说法，其依据来源于何处。不告诉老百姓疫情的结果就是这样：病毒就在自家附近，可他们认为病毒离自己还远着呢。所以，可怕的并不是疫情本身，而是民众对疫情一无所知。与滴滴司机交谈之后，婆婆表示赞同我的想法。
值得庆幸的是，我的担忧没过两天，26号当地政府启动一级响应，强制要求民众到公共场所佩戴口罩。1月31日，在家里实在闷不住，我和老公到公园逛了会。发现公园里人很少，以老年人为主。公园里的篮球场、羽毛球场被上了锁，公园每隔300米左右，有一名保安在值岗，避免民众在公园聚集。我们在公园逛了一圈，也没看到聚集的人群。返回家中，遇到小区的物业在公共领域消毒。到2月3号，电梯里已经装上了供按电梯钮的抽纸。而在2月1号左右，小区严格管控外来车辆及人员，进入小区要测量体温。在2月7号，实行封闭式管理，非居家隔离观察家庭每2天只能安排1名家庭成员外出购买生活用品。对疫情的防控在逐渐加级，只希望这是管住在家中逐渐宅不住的人们的措施，而不是疫情更为严重的预兆。
我也问了S医生，作为基层医护人员，她本人对于公开疫情的看法。她认为就如湖北最初那8名医生一样，作为医护人员，他们认为应该告知民众疫情。如果不告知民众，更容易引起恐慌。这是一线医护人员根据亲身经验得出的结论。他们最初到B区首例患者家中对家属进行体温检测及消毒事宜时，小区内的居民知道小区内有病例，但并不清楚是哪一户。而当时，业主群中每天都在上演“逼供”大戏。
后来，当大家都知道是哪一户时，小区业主并未像之前所设想的一样，会打砸患者家的财物，而是自动远离相关区域，更有助于疫情的防控。也许，就如同个体行为具有惯性一般，体系也具有思维惯性。就如福柯对微观权力的研究所显示的，体系对个体的规训，促使体系内部每个节点上的个体既是权力的受害者，也是权力的实施者。时间长了，这样的思维惯性便会浸入系统工作的各个领域，一致性的集体思维便得以形成。越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时代越需要像钟南山院士一般的国士人物。
五、最后的问题
最后，我问了S医生对于中国未来疫情防控有什么期待或者有什么地方需要改进。她告诉我，经过这次疫情，希望民众可以改变对医护人员的看法；通过这次疫情，希望国家以后要做好公共卫生应急医疗物资的储备。否则等下次疫情发生，医护人员仍然无法坦然从容地应对新疫情。
访谈的最后，S医生提出了一个疑问：自从甲型H1N1和H7N9型两大流感发生之后，江苏地区确立了一套常规的监测不明原因肺炎的机制，即每年流感高发季节（大概为每年10月至第二年上半年），会有哨点医院对不明肺炎进行监测。一有发现立即报疾控中心。H7N9流感之后，发现这套监测机制发挥了很大的作用，2018年常州市运用这套监测机制诊出全球首例H7N4禽流感病例，并且很好地遏制了流感的传播。
S医生想问的是，湖北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套机制？如果有，到底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导致疫情发展到如今的境况？
文中注释：
[1]2016年暑假，我在硕士在读期间曾与另一个同学在他们村做田野调查，呆了将近两个月。房东并不是因为新型冠状病毒去世，而是肝癌。
[2]区里的传染病医院一直保留，在医疗体制改革以绩效为导向时，该医院作为传染病医院，其业务难以与其他医院竞争，因而享受财政拨款。
[3]我和我老公曾经在武汉工作、上学，至今仍然沿用武汉的手机号码。而我和他自1月26号起分别收到来自区疾控中心和社区居委会的电话查询，连续三天。
作者：杨海燕，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助理、政策分析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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