號稱“鼓勵耕戰”的秦國，普通人的精神世界對於“財富”無比的渴望，這在《商鞅變法後的秦國是一個全民經商的“拜金”社會》中引用的秦人《日書》中有著淋漓盡致的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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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不過，從考古發現的戰國秦墓葬來看，普通秦人大夫、士、刑徒的墓葬，極少有貨幣陪葬，而以日用的粗糙器物居多，這對於事死如生的秦漢時代人而言，確實有些奇怪，倒是斷代在秦朝、漢初的墓葬、窖藏中有一定數量的“半兩錢”出土，這也是秦國“貨幣投放量”有限的一個旁證，可見，“缺什麼想什麼”真是古今的常態。
粗略地判斷，這種“人為”短缺到秦始皇統一天下後發生了變化，這也是秦帝國統治轉型的一部分，正如李斯在獄中自我表功中提到的：
緩刑罰，薄賦斂，以遂主得眾之心，萬民戴主，死而不忘。
可考的舉措有，秦始皇三十一年，改變普遍授田製為土地私有制；將田租稅率由“十稅一”降低到“十二稅一”；有限度地調整刑徒的刑期，重刑在一定年限後變為輕刑。
這裡又要加上一條——“投放貨幣以增加百姓財富”。
原理並不複雜，在“秦制”的體系裡，只從事耕種的百姓佔絕大多數，而“固定價格”體系下，米價固定為30錢，五月戶賦為15錢，十月戶賦不出芻藁出錢的為16錢，正好是1石米多一點，而秦朝一個三口之家，口糧以刑徒標準計全年即需54石，再計入租、稅、役、衣等大項支出，全家佔有土地至少需要49.56畝。問題是，秦朝遷陵縣的戶均土地佔有隻有34.84畝，湖北江陵鳳凰山漢墓中的《鄭裡廩簿》，每戶平均田畝數僅為24.68畝。
在此條件下，每1石米都是活命用的，而區域貨幣量增加，至少可以減少由於交易中的“貨幣缺乏”所導致的“升水”，從而為出售糧食的黔首減負。
所以，上文中秦始皇統一天下之後發佈的“詔書”，使本來罕見而平穩的“功賞支出”，在短期內“集中投放”，相當於一次性地向“舊秦地”的貨幣市場搞了一次“大水漫灌” ，又有“詔書”強制要求“時限”和“數額”，地方“諸縣”的庫存貨幣不可能充足，只能向長期積累的“禁錢”借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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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這個區域——“舊秦地”，也就是睡虎地秦墓竹簡中律文提及的內史及十二郡，這個區域是秦軍動員的核心區，也是“秦制”執行最徹底的區域，所以，秦始皇的詔令應該得到了不折不扣地執行。
這也就意味著秦朝剛剛統一，“內史及十二郡”所轄的“諸縣”就大大發了一筆“福利”，看著當然是好事，但必須考慮到一個事實，那就是秦國自秦惠文王二年（公元前336年）“初行錢”以來的貨幣鑄造量和“行布”的生產量都是有限的，尤其是後者，雖然“幣值”更大，1個“行布”相當於11個“行錢”，但“麻布”的有效儲藏時間遠比金屬鑄幣為短，流通中有幾年的壽命就很不容易了。
所以，儘管我們並不知道此次“放水”的總貨幣量，但其對秦國“舊地諸縣”的庫藏貨幣的消耗劇烈卻可以推知，也就意味著，“內史及十二郡”的市場流通貨幣總量大幅增加，對於區域經濟的繁榮當然是有好處的，這一條，甚至可以算作秦統一之後施行的善政中的一項。
不過，既然說到“內史及十二郡”，那麼在空間範圍上，與之相對的“新地”，又施行的是怎樣的貨幣政策呢？
眾所周知，戰國時代的關東六國也有完整的金屬鑄幣體系，有三晉“鏟形布”，有齊燕的“刀幣”，還有楚國的“銅仿貝”形狀的“蟻鼻錢”，正是可見的貨幣經濟的發達，使得一些“民間研究者”憑空杜撰出了一個六國貨幣兌換“秦半兩”的故事。
問題是，無論是存世文獻，還是出土簡牘，都沒有任何證據表明，秦朝統一之後曾經有過“舊幣收兌”的舉措，甚至沒有對六國舊幣有任何的關注和討論，這是偶然的漏記嗎？
當然不是，需要反思的不是“古人”，而恰恰是“我們”。
一個顯而易見的文獻記載與考古資料互證的事實是，斷代為秦始皇三十年，也就是秦統一之後4年的睡虎地秦墓竹簡，清晰地寫明，秦始皇統一後4年間所施行的貨幣制度是“行布”與“行錢”並用，而“黃金”則極少見於律文，自然不存在“行金”之說。
存世半兩錢比較
而《史記·平準書》中對於統一貨幣的記載是：
及至秦，中一國之幣為三（二）等，黃金以溢名，為上幣；銅錢識曰半兩，重如其文，為下幣。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為器飾寶藏，不為幣。然各隨時而輕重無常。
也就是說，兩個制度記錄完全是牴觸的。
再看《史記·秦始皇本紀》中的記載，在秦始皇二十六年兼併天下後，“定帝號、除諡法、改正朔、數以六為法、一法度衡石丈尺、車同軌、書同文字”，一系列“統一”相關的政令，在睡虎地秦墓竹簡和裡耶秦簡、嶽麓書院藏秦簡中都有表現，偏偏就是沒有“統一貨幣為‘秦半兩’”。
而眾所周知，秦傳二世，“及至秦”既可以是“始皇帝”的手筆，也可以是“二世皇帝”的手尾，並不能因為其名聲不好，就歸善於其父，事實上，在《史記·六國年表》裡已經清晰地寫明瞭胡亥登基後：
復行錢。
在確定了這點認識之後，再回頭去看《金布律》，就會發現，其中的“錢”、“行錢”可從來沒有特指“圓形方孔錢”或“半兩錢”，反倒是反覆強調了不許因為“錢善與不善”來“擇行錢”，
在不考慮重量、含銅量的前提下，作為“單枚”金屬貨幣，各國的遺留銅錢來擔當“一般債務憑證”有什麼本質的區別嗎？當然沒有。
這麼做反倒省去了“帝室”鑄造的成本，而秦帝國在滅亡六國的過程中劫掠所得的“錢幣”也自然而然地成為了新朝的財政資源，何樂而不為？
所以，真正的“統一貨幣”為“秦半兩”的恰恰應該是秦二世皇帝，時間點，就是在秦始皇三十七年，他剛剛即位之後，而他新定的“秦半兩”，應該與前代不同，有明確的重量、大小的規範。
這一事實，有兩個旁證，參見《楚漢春秋》記載：
項梁陰養生士九十人，參木者，所與計謀者也。木佯疾，於室中鑄大錢，以具甲兵。
有“大錢”則必有“小錢”，但無論“大錢”還是“小錢”，都不見於記載，只有《史記·蕭相國世家》的
“高祖以吏繇咸陽，吏皆送奉錢三，何獨以五”條下有註釋：《集解》：李奇曰：“或三百，或五百也。”
《索隱》：奉音扶用反。謂資俸之。如字讀，謂奉送之也。錢三百，謂他人三百，何獨五百也。劉氏雲：“時有重者一當百，故有送錢三者。”
這裡的幾位注家都認為“三”、“五”是“三百”、“五百”，更說當時有“當百錢”，只不過這個“當百錢”不見於記載，也沒見過實物，更重要的是，不符合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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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提及，秦的糧食官價為1石30錢，則300錢就是10石米，500錢16.66石米，劉邦為亭校長，百二十石吏，年俸全額是120石，也就是10位同僚就送了他1年的工資，而秦遷陵縣滿編吏為103人，哪怕是“諸官嗇夫”和“令史”加上“校長”這些重要的“吏”，就有42位，要給劉邦4年多的工資，沛縣遠比遷陵縣人口多、面積大，屬吏當然還要多，有沒有可能“隨份子”給這麼多呢？
而“三、五”就是字面意思，42位吏員共126錢，加上蕭何5錢，就是131錢，相當於官價米4.36石，並不算少了。
既然“大錢”不面值的“大”，那就是形制的“大”了，這恰恰是有記載的，見顏師古注《漢書·高後紀》“行八銖錢”條：
應劭曰：“本秦錢，質如周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即八銖也。漢以其太重，更鑄莢錢，今民間名榆莢錢是也。
民患其太輕，至此復行八銖錢。”這裡其實已經把前因後果都說清楚了，“八銖半兩”就是秦朝通行的“秦錢”，劉邦因為它“太重”，所以改鑄小的“莢錢”，施行了10幾年後，又因為太輕而恢復，也就是“復行”。
所以，項梁門客盜鑄的“大錢”就是秦二世皇帝“復行錢”確認的“八銖半兩”，因為其比之前流行的“秦半兩”和六國“雜錢”要“大”，要“重”，所以才稱之為“大錢”。
綜上所述，秦朝在統一之後，實際上形成了以“故徼”（舊邊塞）為界線兩個“貨幣區”，西方的“內史及十二郡”以“秦半兩”和“行布”為流通貨幣，而以“黃金”為財富收儲工具和記賬指標，而東方的“新地”則以“六國舊幣”和“行布”為流通貨幣，以“黃金”為財富收儲工具及記賬指標，也就是說，“上、中、下”三層，“上、中”一致，下層則不同。
這種不同，直至秦始皇三十七年，秦二世“復行錢”為止，廢除“行布”、“六國舊幣”，保留“黃金”與“行錢”，“黃金”是否為流通貨幣，存疑。
具體到“貨幣”制度的變革，由於史料缺乏，我們只能基於上述考證來做一個模擬猜想，三解姑妄言之，諸位姑妄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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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二十六年至秦始皇三十七年，為第一階段：
“黃金”不是流通貨幣，在官方內部的會計體系中，有“黃金”固定折錢的定價，但同時“黃金”作為一般商品，也會在市場上銷售，所以有“市場價”。
“行布”則是流通貨幣，在官方內部的會計體系中，有“行布”固定折錢的定價，但與“黃金”一樣，也是一般商品，有“市場價”。
“行錢”則有兩種，“內史及十二郡”主要通行“秦半兩”，“新地”主要通行“六國舊幣”，均以“枚”定數。
由於“黃金”和“行布”都具有“商品”特性，就意味著其“市場價”有可能與“官方定價”發生偏離，理論上，只要區域市場的“行錢”數量規模越大，“市場價”也就越高。
在此條件下，有三種假設：
（1）“半兩錢”單向通行兩個“錢幣區”；
（2）“行錢”自由通行兩個“錢幣區”；
（3）“行錢”需要兌換轉移“錢幣區”。
第一種假設意味著，秦只允許“帝室”鑄造的“秦半兩”在“舊地”流通，並允許其在“新地”流通，並不禁止“六國舊幣”並行，兩者效力一樣，但禁止“六國舊幣”在“舊地”的使用，也就意味著“六國舊幣”到“舊地”需要兌換，這就和第三種假設是一回事，因為，“秦制”只允許人口從“新地”到“舊地”的流動，而禁止反向，其“貨幣投放”也沒有“反向”的舉措。
則兩者可以合併，即“六國舊幣”需要“兌換”，進入“新地”。
“兌換”行為又只能發生在出發的“新地”，因為（1）（3）假設下“舊地”的“六國舊幣”沒有貨幣資格，接下來就要選擇兌換的“媒介”，“行布”、“半兩錢”還是“黃金”，而“新地”的“半兩錢”投放渠道有限，流通量很小，只能兌換“行布”或“黃金”。
也就意味著（1）（3）條件下，“新地”的“行布”和“黃金”會往“舊地”單向流動 ，而本地“縣廷”的貨幣開支則仍將使用本地稅收回收的，本地通行的“行布”和“銅錢”，也就意味著，“新地”的“行布”、“黃金”是“淨流出”，“舊地”則是“淨流入”。
則“行布”、“黃金”在“舊地”的“市場價”越來越低，在“新地”的“市場價”越來越高，而物資，比如糧食的價格，則是由官方規定的價格並實時調整，並且最大的物資出售方也是“帝室”，也就意味著，理論上“黃金”和“行布”會持續地流入“舊地”的“帝室”手中。
而“新地”，則會呈現出相反的態勢，擁有“黃金”和“行布”的是地方的“低爵貴族”、豪強，在掌握權力的情況下，他們甚至可以循環套利，如果能夠突破“人口流動限制”，還可以賺取不同“縣”的區域間差價，但整體來說，由於“黃金”的生產增量為“帝室壟斷”，“黃金”價格的高漲，只會讓它更多轉入窖藏，而可持續生產的“行布”會大量輸出。
也就是說，長達11年的“單向流動”的大宗，應該是關東的“行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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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假設下，“六國舊幣”、“行布”作為“自由通貨”，“淨流入”“舊地”，而“新地”則是“淨流出”，“黃金”仍舊會在價格高昂之下轉入窖藏，而可持續生產的“行布”會大量輸出到“舊地”，而“六國舊幣”則會被“舊地”的“帝室”收入進“官營刑徒手工業”，作為“秦半兩”的原料，或者進入市場再次流通。
而“新地”則會面臨嚴重的“錢荒”，因為“行布”和“行錢”全部淨流出，物資價格反而會不斷降低，這個結果與現實的歷史表現完全不符，也就意味著應該並非事實。
也就是說，（1）（3）假設，甚至可以說，只有（1）才像是“秦制”政權能夠作的選擇，因為從整個制度框架來看，唯有這個方式，“帝室”所把持的“錢幣鑄造事業”才最不吃虧，而不吃虧，還要佔便宜，才是“秦制”面對社會管理時最重要的原則。
當上述運轉持續到了秦始皇三十七年，會發生什麼呢？
秦始皇三十七年到秦二世三年，為第二階段：
11年間流入“舊地”的“行布”達到了巨大的規模，而秦朝“帝室”採購物資和官營生產的區域主要集中在關中，尤其是四個都城，這些“行布”的存在成為倉儲的極大負擔，而“舊地”的市場上，“行布”的“市場價”已經跌落到無以復加的程度，並有持續、大量的來自“新地”的“盜鑄”半兩錢流入“舊地”。
“市”中充斥的“行布”和“行錢”造成了嚴重的通貨膨脹，關東輸送轉運來的物資卻杯水車薪，而倉庫中收儲的這些“貨幣”每一天都在貶值，甚至連“新地”都在傳導著通貨膨脹帶來的物價上漲。
最重要的是，秦律中對應物資、錢數的“固定定價”，全部成為了廢紙，貨幣危機已經危及了政治統治。
此時，切斷價格傳導才是正道，廢除“行布”的貨幣資格，同時在全國通行“八銖錢”，停用一切不符合標準的“舊幣”，則全國無論“新地”、“舊地”，都因為缺少通貨而“物價大跌”，也就是《史記·平準書》中說的“秦錢重難用”。
但是，對秦二世而言，“秦半兩”的“一般等價物”價值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可以停止用“值錢”的物資來償付之前向天下黔首“預借”財富的債務，接下來的“八銖錢”的“貨幣投放”又回到了秦帝國依靠“身份”和“特權”支付“貨幣”的老套路，相當於是將其父祖玩過的“戲法”重來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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