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畫像）
古代官方史書是以君主為中心記載歷史的，文人士大夫當然會被連帶記載，但是，文人士大夫的詳盡事蹟更多的還是通過他們自己的詩文流傳下來的，當然，文人詩文中既記載了他自己的人生經歷，也會涉及與他相關的其他人。
李白（701-762）和王維（701-760）都是唐代第一流的詩人，他們的詩歌作品反映了他們各自完整的人生經歷，然而，這兩位同齡人之間卻並無交集，我們從他們的詩歌中無法找到與對方有關的任何一絲痕跡，雖然孟浩然、高適、杜甫這些文人屢屢在他們二人的作品中出現。
對於李白和王維“老死不相往來”的這種怪現象，古往今來不乏好奇者，但是人們想到的那些理由卻並不靠譜。或者說二人人生匆匆，擦肩而過了；或者說二人都跟玉真公主有染，是一對情敵；或者說二人詩名相當，“文人相輕”了；或者說二人詩風迥異，藝術上難以溝通。
李白和王維不可能擦肩而過。李白於開元十八年（730）初夏曾到長安拜謁時任宰相張說，並與張說的兒子張相結為好友，王維早就是張說的忘年交和張相的座上賓。同在這一年，李白結識了玉真公主，而王維早在開元九年（721）及第後就成為玉真公主府上的常客。開元二十三年（735）之後，李白時常進京，天寶元年至三年（742-744）李白在長安供奉翰林。這麼多年中李白廣交長安名士，終日飲宴並互相以詩唱和，而王維於開元二十三年（735）後絕大部分時間均在長安任監察御史，並且其輞川別墅也是文士聚集之處，長安的許多著名詩人在這些年裡既是李白的詩友和酒友，又是王維的詩友和茶友。
李白與王維也絕不會是一對情敵。李白和王維雖然都被玉真公主引為知己，但是他們都不可能跟公主有染。玉真公主是唐玄宗同母妹妹，無論是李白還是王維在出身上都夠不著。玉真公主比李白、王維年長約十歲，自幼習文，善寫詩，二十來歲時就皈依道教，大部分時間都在煉丹和修養身心。這些因素意味著玉真公主跟李白、王維只是藝術知音，李白、王維不可能成為情敵。
此外，“文人相輕”和詩風迥異對於李白和王維來說也是不攻自破的。對於詩藝，李白並不輕視年長於他的賀知章、孟浩然，年齡與他不相上下的王昌齡、高適、崔顥，年齡小於他的杜甫，難道唯獨輕視王維嗎？同樣的，王維既欣賞風格迥異於自己的杜甫的詩、高適的詩，又高度讚揚詩風格跟自己相近因而相互更具競爭關係的孟浩然的詩，唯獨輕視風格跟自己迥然不同因而不存在競爭關係的李白的詩嗎？
其實，影響一個古代文人立身處世的最大因素是政治抱負，其次就是宗教信仰。政治抱負塑造了文人跟外部世界打交道的方式，宗教信仰則塑造了他跟自身的內心世界打交道的方式。我向來主張以“知人論世”的方式研究古人，研究古人，主要就是研究其思想觀念，而且要在特定歷史背景下考察他的思想觀念。從這樣的立場出發，
我認為李白和王維未能結交，主要原因有兩個：第一，兩人的政治格局和人生抱負不同；第二，兩人的宗教觀念和修身手段不同。 （王維塑像）
一、李白和王維的政治格局和人生抱負不同
一個標準的古代文人總是奉行“治國平天下”的人生觀，對於他們來說，如果與其他文人以文結交，建立在“以天下為己任”的政治上的志同道合尤為重要。李白自幼胸懷大志，他所交結的賀知章、高適、杜甫等也都是這樣的文人。
唐代取士的途徑除了科舉，就是士子通過朝廷重臣把自己的文章及政治見識直接上達給皇帝。科舉入仕相對容易些，但是做官需要從基層做起，這樣的人想迅速成為左右國家政治方向的人是很難的。而直接通過皇帝獲取官職雖然難度較大，但是隻要你的詩賦水平足和政治見解夠高，並且有足夠強大的薦舉力量，一旦獲得皇帝青睞，你就可以直接成為朝廷大員，進入權力中樞。王維選取的是第一條路，李白、杜甫選取的是第二條路。孟浩然也是選擇的第二條路，但是他沒有成功，高適則是通過軍功獲取功名，類似於第一條路，孟浩然和高適能夠同時成為李白、王維的朋友，關鍵原因不在政治抱負。孟浩然是李白出蜀之初生活上的關照者，有恩於李白；高適跟李白的藝術追求相似，都有浪漫主義風格。孟浩然是王維藝術上的知音，都善寫山水田園詩；高適則是王維官場上的同盟，高適官階頗高，對王維的仕宦生活有益。
李白二十六歲出蜀後，東下或北上游歷，增長見識是一方面，他的主要目的還是試圖結識州縣官員，因為州郡甚至縣一級的長官都是朝廷直接任命的，太守、州判官都是可以直接接觸皇帝、宰相的，縣令也是能夠接觸朝廷官員的。自薦的道路是曲折的，李白先後拜謁安州長史裴某、陳州刺史李邕、宰相張說、衛尉張卿等官員，均無結果。從開元二十三年（735）開始，李白往來於長安和居住地東魯，廣泛求人引薦，其《大獵賦》甚至都呈給唐玄宗了，但還是沒有結果。直到他通過名士司馬承禎結識了其女弟子玉真公主，並通過玉真公主結識名臣賀知章，然後在玉真公主和賀知章的共同舉薦下，唐玄宗才於天寶元年（742）拜李白為翰林學士。翰林學士作為皇帝近臣和顧問，官階一般為三品，有“內相”之稱，其前途往往是宰相。
那麼，在李白流連長安求仕的這些年，王維在做什麼呢？開元二十三年（735）王維已經官拜右拾遺，次年升任監察御史。到李白任翰林學士時，王維除了臨時兼任過涼州河西節度幕府判官之外，一直做監察御史。在盛唐時期，監察御史共設十五人，僅僅是八品官。可見王維通過科舉之路是無法像李白那樣可以迅速進入朝廷中樞的。不過，王維不走舉薦之路，說到底還是他沒有遠大政治抱負。王維入仕僅僅是為了入仕，是養家餬口的需要，是職業選擇；李白入仕卻是為了改革時弊，完善國家治理，是事業選擇。政治格局如此大相徑庭，這應該是李白看不上王維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王維無法接近李白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安史之亂”中對待叛軍的不同態度也可以說明王維的政治抱負跟李白是不可相提並論的。叛軍攻陷長安，大批官員西逃，王維沒來得及逃出，被叛軍所俘。當時被俘的官員不止王維一人，有的堅強不屈，有的尋找機會逃跑，但是膽小懦弱的王維選擇了投降，接受了偽職。幸虧王維的弟弟王縉平叛有功，上書替王維抵罪，不然的話朝廷是要處死王維的。同是在“安史之亂”中，在王維做著偽職繼續他的榮華富貴的時候，李白加入永王幕府，積極參加平叛戰爭。王維降敵，李白抗敵，兩人政治抱負的卑微和宏大一目瞭然。更加令人敬佩的是，李白意識到“安史之亂”的根源在於大唐帝國的內部腐朽，加之當時諸王爭權，在“安史之亂”行將結束的時候，李白勸永王效法歷史上的東晉王室南渡，即佔領會籍，割據江南，以後再與諸王逐鹿中原。平叛後，李白以此獲罪。當我們看看“安史之亂”後中晚唐的政治亂局，就明白了李白的政治識見不同於一般，這也是王維所不能比擬的。因此，李白與王維在政治上根本談不到一起去。
（王維塑像）
二、李白和王維的宗教觀念和修身手段不同
古代文人習儒，無論他的目的是要如李白那樣保國安民，還是要如王維那樣安身立命，於儒之外，他們總還會選擇一種信仰作為他們在習儒的目的不能達到時的補充。
在唐代之前，文人們普遍選擇道教作為儒的補充，當他們在仕途上遭遇巨大挫折時，他們就選一山以終老，在山上，他們所做的事基本上有兩樣：讀書和煉丹。東晉時期的葛洪十六歲就已精通《論語》、《詩經》、《易經》等儒家經典，入仕無望後遂學道煉丹，後來短暫入仕，仍不遂意，他便入羅浮山修道至卒。南朝陶弘景早年為官，以儒學修養為諸王侍讀，後因感於政治抱負難酬而入茅山修道煉丹，偶為梁武帝解理政之惑，時人謂之“山中宰相”。
佛教早在東漢時期就已經成為社會主要宗教之一，漢明帝就是虔誠的佛教徒；魏晉南北朝時期，佛教得到較大發展，後秦高祖、梁武帝分別是大力推動北方和南方佛教發展的帝王，那時候的長安、建康已經是佛教名城。但是歷代文人大都接受道教作為儒學的補充，而反對佛教，這可能是道教主張通過煉服丹藥改變現實人體，由此與儒學的有為觀有點牽連，而佛教只是一味的等待來生，完全不符合儒學的有為觀的緣故吧。因此，在儒、道、佛的思想鬥爭中，儒常常會與道聯合起來反對佛。而李白和王維恰恰就是一個信道，一個信佛。
李白早在蹉跎安州期間的開元十三年（725）就認識了道教大師司馬承禎，不久還追隨司馬承禎的行蹤到天台山去。此後的二十年中，李白交往的群體中多有道士身影，包括“竹溪”諸逸人，也包括玉真公主。天寶三年（745）從長安“賜金放還”回到任城後，李白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正式皈依道教。天寶五年（746）之後成為李白又一任妻子且共同生活了十年之久的宗氏也是道教徒。可以說，李白在追求報國之路的青年時期就已經有了“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儒道相濟思想，在李白的意識中，道教只是隨時修身的手段，一旦條件允許，他還是要積極入仕的，他晚年兩度入永王幕府就是明證。
初唐時期的官方是反佛的。高僧玄奘“非法出境”赴天竺取經，十九年後回到長安，其不屈不撓的取經經歷感動了唐太宗。唐太宗希望玄奘還俗入朝做官，並多次逼迫玄奘接受，但是玄奘無心為官，再三要求能到洛州少林寺翻譯印度佛經，唐太宗擔心佛教的廣泛傳播會影響積極進取的大唐國家精神，便不允許玄奘去洛陽，而把他安置在長安大慈恩寺譯經。
唐太宗死後，唐高宗非常支持玄奘，他採取一系列措施擴大佛教的宣傳，在長安和全國各大城市廣建了一批佛寺，為武后、開元時期佛教在中國的普及奠定了基礎。然而，即便佛教在開元時期影響很大了，儒家子弟還是大多反對佛教的，特別是佛教中的不拜父母，不拜君王，不為王者所用的與儒學完全對立的不忠不孝的教義為儒家弟子所深惡痛絕。同時，佛寺廣佔良田，僧侶不僅不勞而獲，還時常仗勢欺人，也加重了本來就已複雜了的社會矛盾；而佛教教義也不利於帝國繁衍人口，以充實越來越空虛的邊疆。武週末、開元初的狄仁傑、張柬之、崔華、敬暉等人不僅是反佛崇道的文人士大夫，還促成唐中宗通過行政手段抑佛，李白反佛崇道，在一定意義上代表了開元時期道、佛之間矛盾鬥爭的主流方向。
人們稱李白為“詩仙”，杜甫為“詩聖”，王維則被人稱為“詩佛”。王維賴張九齡提攜升為右拾遺、監察御史，張九齡罷相後，三十來歲的王維缺乏仕途上繼續晉級的門路，遂攜全家皈依佛教，並以摩詰這一帶有鮮明佛教色彩的詞為自己的字。他不僅素服長齋，而且潛心鑽研佛經，還曾手繪過四十八幅羅漢圖，寫詩也追求佛理禪機。
李白與王維，一個以道教為臨時思想寄託，以圖再起；一個以佛教麻痺自己，甘做行屍走肉。而道教與佛教在盛唐時期是對立的宗教，李白與王維自然難以走到一起。
（李白詩意圖）
李白和王維如同生活在兩個世界的大詩人，這確實令人感到蹊蹺，難怪後人要做多方揣測。
綜上所述，我相信李白和王維互相之間是認識的，最初也肯定有過交往，但是後來他們刻意不願意再來往了。影響一個人放棄跟另一個人交往的核心因素是思想，特別是政治思想和宗教信仰。因此，李白和王維互不來往的根源在於他們一個具有遠大的政治抱負，以帝國興衰為己任，一個只想把自己的日子過得滋潤，把自己的詩寫得愜意；一個通過道教療養受傷的心以待政治上的復出；一個鑽入佛教中默默等待可能會更加美好的來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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