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期的“週末讀詩”，我們分享了“詩聖”杜甫筆下的大地山河，自然而然地，本週就要講“詩仙”李白了。
在我們的印象中，李白與杜甫總是連在一起的。然而奇怪的是，兩人的詩風截然不同，像鏡子的正反兩面：前者浪漫不羈，後者悲愁沉鬱。留給後人的寫作形象是一個信手拈來、妙手偶得，一個搜腸刮肚、苦吟不止。李白曾在《戲贈杜甫》（真偽待定）中戲謔杜甫：“借問別來太瘦生，總為從前作詩苦。”說杜甫因作詩太苦而消瘦。雖是朋友間的戲言，也不是毫無根據。
無疑，李白是個不世出的語言天才，寫詩如在天壤間、在生活中撿拾字句，或者說，他的生活即是還未行諸語言的詩，寫或不寫，詩都已存在。在這一層面說，“詩仙”二字實在很貼切。此外，其人生也似一段華麗傳奇，就連他的死亡也被傳說得浪漫無比。但李白的人生真的如此“浪漫”？豪言“天生我材必有用”的李白，活成了他自認為的“有用”之人了嗎？他又為什麼要尋求“仙道”？入世行路難，出世心不甘，本期“週末讀詩”，來認識一個浪漫才情和內心困頓兼具的李白。
撰文 | 三書
被我們稱為“詩人”的人，大概可分三類：詩人、詩匠、寫詩的人。
第一類詩人中，又可分兩類：寫詩的和不寫詩的。杜甫屬於寫的，李白屬於不寫的。不寫的意思是不作意寫，或沒有“寫”的痕跡。
如果玄之又玄，那麼眾妙之門在於另有一類詩人：根本無需寫詩，此人活著就是詩，以其生命創作，無需寫亦無需知道什麼叫詩人，不知所以然而然。此類可稱之為“詩人外的詩人”。
1
先於詩人而發生的詩
某春夜，李白獨坐花間，舉杯邀月同飲，起身與影共舞。用現代的眼光看，這算不算行為藝術？這個行為本身就是一首詩。李白以文字為其賦形，落於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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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下獨酌》
花間一壺酒，獨酌無相親。
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
月既不解飲，影徒隨我身。
暫伴月將影，行樂須及春。
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亂。
醒時同交歡，醉後各分散。
永結無情遊，相期邈雲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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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情此景，很多人可能用“浪漫”或“詩意”來描述。浪漫固然浪漫，問題是浪漫等於詩意嗎？詩意又等於詩嗎？
這裡發生的是一個生命事件，它涉及人與春天，人與宇宙，人與孤獨的關係。不是不能說浪漫或詩意，而是這樣的描述在觸及本質上還遠遠不夠。
儘管行為本身已是詩，然而李白還是要把它寫出來。並非為寫詩而寫，寫詩本身也是行為的一部分。多數時候，人忙於各種言行，對自己的心靈是無知覺的。通過寫詩，我們可以更細緻地省察心靈，從而擁有它。寫詩的目的在於與自我對話，與世界對話，辨認自己，把自己的感受傳遞給世界。
李白（701－762） ，字太白，號青蓮居士，又號“謫仙人”，唐代大詩人，被後人譽為“詩仙”，與杜甫並稱為“李杜”，為了與另兩位詩人李商隱與杜牧即“小李杜”區別，杜甫與李白又合稱“大李杜”。愛飲酒作詩，喜交友。圖為南宋畫家梁楷《太白行吟圖》（部分）。
再來看一首不怎麼“浪漫”的詩，李白的《自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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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酒不覺瞑，落花盈我衣。
醉起步溪月，鳥還人亦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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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很簡單，意味卻很複雜。對酒乃至忘記時間，忽然發覺天已經黑了。這才看見自己身上滿是落花。“盈”，可見詩人之靜，時間之久。好像剛才他神遊到另一個時空去了。落花量化出他在此的缺席，讓那段被遺忘的時間變得可見可感。
醉起步月，緣溪而行，半夢半醒。鳥還人亦稀，寂寞無邊，將他包圍。亙古的寂寞，如同溪月，萬物如謎。夜的單純與寧靜，甦醒了詩人身上的另一個自我，無名而神秘。
這些真實而不現實的況味，李白用四句四個形象傳達了出來。同樣，先有了對事物的感受，對生命的洞察，即先有了詩。天才詩人似乎是隱身於文本的，他只是讓事物自己發出聲音。
《獨坐敬亭山》與之類似，但絕不相同。每一首詩捕捉的都是珍貴而獨特的瞬間，不可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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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鳥高飛盡，孤雲獨去閒。
相看兩不厭，只有敬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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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能感到人在面對宇宙時那種大寂寞的心情，然而在這首詩裡，詩人不動如山自得而安定。字面上也是簡簡單單，一個人面山而坐，坐了很久，不過是鳥飛雲去，似乎什麼也沒發生。然而恰恰在這種時候，才能看出詩人的天賦，詩人傾聽事物的能力。
美國作家福克納曾在採訪中被問及“如何編出了那些故事”，他大為驚訝地回答他什麼也沒編，一切都在那裡發生著。如果用心想想我們每個人每天經歷過的一個個瞬間，豈不比任何編出來的電影和小說更為複雜難解甚至驚心動魄？只不過我們習慣於選擇忽視和遺忘，而更樂於活在別人的故事裡。
感受即天賦。詩絕非用文辭造出來的，一定是先有感受，再用文字和修辭準確地把感受傳達出來。《獨坐敬亭山》，什麼也沒發生，但在詩人生命的感受中，卻發生了大事。讀者用心涵詠，自可體會。
如果感受已被很好地說出，也就是說如果已經有詩準確地表達了你的感受，那麼你就不必寫了。此詩雖非自己所寫，然感受是自己的，那麼詩也就是自己的了。比如李白在黃鶴樓眺望有感，結果發現崔顥題詩在上頭，雖是天才，此時也不得不擱筆。那首對的詩已有人寫出來了，何必再寫？！
2
作詩的苦與逸
李白的詩大有脫口而出之感，他寫詩也的確毫不費力。這是他的天賦所在。寫詩對他從來都不是難事，只要興之所至，下筆成詩。相比之下，杜甫寫詩可就苦多了。
744年夏，李白被賜金放還離開長安，在洛陽與杜甫相識，二人同遊梁宋
（今河南開封、商丘一帶）
。李、杜的相遇，是中國文學史上的一件大事，被譽為“太陽與月亮的相遇”
（雖然這個說法欠妥，誰是太陽誰是月亮呢？）
。兩個大詩人竟然能在現實中相遇且同遊，今人對此多覺不可思議。其實杜甫生前從未被當作大詩人，他比李白小十一歲，當時算個無名小卒，乃詩名滿天下的李白的一枚粉絲而已。另外，唐代詩人之間交遊甚多，李白、杜甫、高適、岑參、王維、孟浩然等
（排名不分先後）
，他們之間多有交遊，互相贈詩頗多。此處需要順便一提的是，李白與王維生卒年吻合，各自的朋友中也多有交集，然而二人在詩文中從未提到過彼此。這是一樁懸案。
且說李白和杜甫於河南別後，次年又在山東相見。李白在飯顆山上遇到頭戴斗笠的杜甫，信口吟出《戲贈杜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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飯顆山頭逢杜甫，頂戴笠子日卓午。
借問別來太瘦生，總為從前作詩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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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這首詩的真偽爭論頗多，難以確論。不妨姑妄聽之，內容倒也合乎李、杜二人寫詩的狀態。李白才逸氣高，信手拈來。而杜甫呢，用他自己的話說是“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雖不至誇張到“兩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然杜甫為作詩而吃苦卻是事實
（苦中當然也有樂）
。
李白這首贈詩題為“戲贈”，即戲謔之辭，開開玩笑。說杜甫你怎麼這般消瘦，都是向來作詩太苦費心思了。言下之意呢？只能猜測，取決於對玩笑的理解。玩笑中有沒有真的什麼？從李白為人的率性不羈來看，他應該的確對杜甫作詩這麼費勁有些同情，但沒有嘲笑的意思，所謂謔而不虐。再者，如果後二句是李與杜一問一答，則劇情又變，也或許更有趣了。
宋人葛立方在《韻語陽秋》中說，“杜詩思苦而語奇，李詩思疾而語豪”。一個詩人的語言才能的確很重要。詩要表達人在瞬間複雜微妙的感受，意能逮物是感覺的敏銳，言能達意則是一種技藝。寫作如大將用兵，字詞句很難得心應手，而寫詩尤其是一場語言的搏鬥。李白的天才主要還在語言上。
李白寫得不費力，我們讀得也愜意。“東風動百物，草木盡欲言”，“桃李開東園，含笑誇白日”，春天在他筆下活生生的。“為我一揮手，如聽萬壑松”，“山花向我笑，正好銜杯時”，“別來能幾日，草木長數尺”，不僅才氣逼人，而且天然去雕飾。另有一種大詩人才擅長的散文筆法，“春風爾來為阿誰，蝴蝶忽然滿芳草”，“淚亦不能為之墮，心亦不能為之哀。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玉山自倒非人推”，“雖然不如延年妹，亦是當時絕世人”等等。
尤其《子夜吳歌·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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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安一片月，萬戶搗衣聲。
秋風吹不盡，總是玉關情。
何日平胡虜？良人罷遠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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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詩學大家王夫之在《唐詩評選》中，點評此樂府詩曰：“前四句是天壤間生成好句，被太白拾得。”太白筆參造化，多的是這種渾然天成的好句好篇，輕鬆自然脫口而出，正如天壤間本就有詩，被他拾得而已。
杜甫仰慕李白即在於此。二人山東別後再無相見。杜甫前後寫了約十五首詩懷念李白，包括《飲中八仙歌》、《贈李白》、《春日憶李白》、《夢李白》、《天末懷李白》、《不見》等。在這些詩中，他寫得最多的還是對李白詩才的仰慕：“李白斗酒詩百篇”，“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群”，“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敏捷詩千首，飄零酒一杯”。
李白呢，他端著酒杯說：“古來萬事貴天生，何必要公孫大娘渾脫舞！”
《李太白全集》，作者：李白，版本：中華書局 2015年8月
3
詩仙等於詩神嗎？
李白的語言天賦足以成就他為一個大詩人。然而語言天賦對詩人來說意味著一切嗎？又如何理解“詩仙”這個頭銜？
語言才能的確非常重要，因為詩是語言的藝術，然而詩人最終能在語言上走多遠，還取決於心智。才華，心地，學識，三者的比例因人而異，幾乎沒有樣樣頂尖的詩人，以故而自生風格。心地和學識加起來構成心智。心智的力量如果不夠大，光靠才華寫不出偉大的詩。比如曹丕和曹植，曹植才華橫溢，然心智欠缺，而曹丕的才華不耀眼，但亦有真才，關鍵是心智強大。因此曹丕的詩比之曹植，正如王夫之在《姜齋詩話》中所論“有仙凡之隔，人知子建，而不知有子桓，俗論大抵如此”。
李白被冠以“詩仙”，那麼何謂“仙”？仙這個稱謂來自道家，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蓋為仙人之儔。李白受過道籙，也念念不忘煉丹，然而成仙之事卻一再擱置。同遊時杜甫追著偶像入山訪道，見證了李白入道教的儀式。然而，他在《贈李白》詩中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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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來相顧尚飄蓬，未就丹砂愧葛洪。
痛飲狂歌空度日，飛揚跋扈為誰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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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詩堪稱李白一生肖像速寫。李白給杜甫總共只寫過三首詩，且在他們分別一年之內，他大概沒有想到杜甫這個苦吟的晚輩原來是最瞭解他的人。
四川江油市李白紀念館
入世行路難，出世心不甘，李白一生困在中間。進不得進，退不甘退，他始終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然而現實是“大道如青天，我獨不得出”。詩名滿天下，在當時並不能實現他的人生價值。唐代雖以詩賦取士，然詩賦寫得再好，對於以兼濟天下為理想的士子來說，終歸也只是手段而非目的。這不僅是李白的遭遇，也是當時優秀詩人們普遍的身份焦慮。反言之，李白在兼濟與獨善的衝突上，並未離其他詩人太遠，更沒作為謫仙人飄然隱去。
“詩仙”這個稱謂，李白的詩才當之無愧，如果用於他的人生和詩歌，那未免涉嫌俗論的過譽。說到詩仙，有人馬上想到“豪放”，豪放是檢驗神仙的標準嗎？直著脖子喊一句“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與爾同銷萬古愁”，就仙了嗎？
最後，不妨再拋出一個問題：詩仙等於詩神嗎？
寫詩的人大都有類似體驗，即“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詩原本就有，只是經詩人的妙手偶然寫出。這是一個驚人的發現。我們古典詩歌傳統中，沒有“詩神”的概念，文章本天成，觸及到了詩作為先知的聲音，但沒有延伸到傾聽者。古典詩歌的傾聽者不是繆斯，而是現實世界中的一個知己。流傳至今的李白詩中大半也是寫給這類知己，或渴望呼喚出某個正在缺席的知己。
今天我們閱讀李白，閱讀任何一位古代詩人，不僅須警惕過於簡化的標籤，還須慎用所謂“主義”或“精神”這類粗暴的詞，謹防其對具體詩意本身造成的壓抑。
校對：李項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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