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民間收藏熱潮使得對於文物藝術品鑑定的需求暴漲，隨之而來的鑑定騙局和亂象層出不窮。記者梳理了近年來文物藝術品鑑定領域內的重大騙局，以探析當下文物鑑定的技術缺漏和現實瓶頸。文物鑑定走在商業化和文物保護的雙軌上，能否擺脫分裂的痼疾，尚不明晰。
“河南造”是一個讓收藏界和鑑定界都頭疼的詞，不少專家都曾經栽在“河南造”上！
2013年5月中旬，北京保利國際拍賣公司、北京中貿聖佳兩家拍賣公司先後發出公告，要拍賣錢書書信手稿，遭到錢書遺孀楊絳反對後，兩家公司陸續宣佈撤拍。
在保利撤拍的3封信中，有兩封被通信人、上海古籍出版社前社長魏同賢指為偽造，對此保利方面表示：“相關拍品已撤拍，不予回應。”
這為近年來文物和藝術品拍賣市場亂象又添一新例。“20年時間，從零到現在的幾百億，市場發展迅猛勢必帶來很多問題，比如人才問題，對這個行業特性的認知問題等，都存在著缺陷。”文化部文化市場發展中心藝術品評估委員會委員、北京華辰拍賣董事長兼總經理甘學軍對《瞭望東方週刊》說。
2012年3月16日發佈的《2011年國際藝術市場：藝術品交易25年之觀察》報告披露，中國已超越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的藝術品和古董市場，結束了美國數十年來在該領域的領導地位。據《2011中國文物藝術品拍賣市場統計年報》顯示，2011年度，全國共舉辦779場文物藝術品拍賣會，成交額達553.53億元。
此外，近年來民間收藏熱潮使得對於文物藝術品鑑定的需求暴漲，隨之而來的鑑定騙局和亂象層出不窮。2011年3月，《北京商報》記者探訪北京琉璃廠附近文物市場，報道稱，北京琉璃廠東西兩條街上，存在眾多貼有“文物鑑定”字樣的商鋪，“只要肯出錢，即便你拿來的東西是新貨，也有人能夠把它包裝出歷史背景，即便你拿來的是塊石頭，也有人能‘指鹿為馬’。事實上，這種明碼標價的藝術品鑑定證書，在任何場合都不具有法律效力，但出於各種目的，仍有人願意出錢做鑑定。這個市場非常火爆，而且水太深。”
騙局鬧劇屢屢刷新“底線”
2004年9月25日，“中國青銅器鑑定第一人”、上海博物館前館長馬承源去世。他的死，被摯友稱為“喪失了一個天才，一位如此熱愛文物的大師”。
早年，馬承源為海內外收藏家鑑定文物，不收分文。馬承源一生著作等身，出版了80餘部青銅專著和論文。同行、著名歷史學家李學勤評價：“他的16冊《中國青銅器全集》是目前中國最好的一部青銅器書。”
對於馬承源的離世，官方報道稱其因病逝世，但臺灣《中國時報》曾發文《上海博物館館長馬承源2004年自殺之謎》，透露馬承源或因受到偽造竹簡的謠言刺激而跳樓自殺。
文章提及2002年馬承源接受《中國時報》專訪時談到這批竹簡，稱1994年春，香港古玩市場陸續出現一些楚簡，其中有真的，但是假的也不少，幾可亂真，多數是大陸不肖文物專家偽造。那幾年，香港、臺灣都買過偽造竹簡，日本書法家也買過。
當時香港中文大學漢學家饒宗頤取得一批竹簡，經過鑑定，排除假的，有十枝為真的戰國楚竹簡。在香港非常關注戰國竹簡文字編纂的張光裕教授迅速把古玩市場消息告知上博，並電傳一批摹本。馬承源和專家研究後，竹簡文字文體及墨色與已出土的戰國楚簡文字一致，證明這批楚竹書確實是真品，決定立即搶救這批竹簡。
收購竹簡後，上海博物館投入巨量人力及經費整理竹簡，但當2002年古竹簡出專書發表研究成果後，“用國家經費買的楚竹簡是假的”這樣的消息陸續傳出。
文物鑑定的難度和紛亂從上述頂級專家雲集但真相卻渺茫的事件中可見一斑，而近年來曝光的文物鑑定騙局更是屢屢擊穿輿論底線。
上世紀90年代，河南洛陽孟津南石山村高水旺燒製的仿北魏陶俑的工藝品，於1994年夏在北京古玩市場上被國家機構列為“搶救性收購”的“北魏珍貴文物”。
自此，“金縷玉衣”的驚天秘密被公眾知曉。
金縷玉衣本是漢代規格最高的喪葬殮服，大致出現在西漢文景時期。商人謝根榮的“金縷玉衣”是他找來一堆玉片，請北京中博雅文物鑑定中心鑑定委員會主任牛福忠串成的。牛福忠又請來中國收藏家協會前秘書長王文祥、故宮博物院前副院長楊伯達、北京大學寶石鑑定中心前主任楊富緒、國家文物鑑定委員會前副主任委員史樹青，5位專家在裝“金縷玉衣”的玻璃櫃子外“走了一趟看了看”，為這件“文物”估價24億元。
謝根榮用這一紙估價說明騙銀行放出7億元貸款。
另一場鬧劇曝光於2012年初。漢代玉凳由北京中嘉國際拍賣有限公司於2011年初拍出2.2億元天價，成為當年拍賣市場的“最貴玉器”。漢代玉凳為漢代青黃玉龍鳳紋化妝臺之組件，曾被拍賣公司說成是一套“讓今人看後歎為觀止，具有極高的收藏和歷史價值”的文物珍品。
但一年之後，關於這套玉器到底是國寶還是贗品的爭論突然爆發。2012年2月23日，邳州寶玉石行業協會會長汪如棉公開表示，這個所謂的“漢代玉凳”2010年產自邳州市，當初是作為高仿工藝品出售的，由向陽村幾個小夥子忙活一年多，他們還幾次請自己去做指導，提出造型、紋飾及圖案的設計建議，最初以230萬元的價格賣給了一個外地人。汪如棉說，“不知怎麼回事，弄到今天竟成為一件價值連城的文物進行拍賣了”。
2012年，十位中央美院油畫系首屆研修班的學員聯名發表關於“徐悲鴻油畫造假”的公開信，針對2010年6月在北京九歌國際拍賣有限公司春拍中以7280萬元成交的名為《人體蔣碧微女士》的“徐悲鴻油畫”，信中指這幅畫只是當年他們研修班的習作。
宋徽宗《千字文》被疑作假、唐大禧被拍賣畫作系仿作等事件，一再將那些新高迭創的拍賣會變成了贗品鬧劇。
鑑定難度不斷升級
伴隨層出不窮的鑑定醜聞，各地文物造假的內幕也浮出水面。從製假到售假的產業鏈條在中國已經發展成熟，作假的手段五花八門。
2012年3月，一份涉及中國文物的《地下作舊產業調查》公佈。該調查對中國龐大的文物造假體系產業鏈進行了分析，並對文物造假按照類型進行分區。
陶瓷造假重災區以江西景德鎮、河南(洛陽孟津南石山村、禹縣神鎮、寶豐縣)、浙江龍泉地區、廣東潮州等地為重；青銅器造假重災區則是以河南洛陽伊川縣煙澗村為代表的製假村；玉器造假重災區：河南(南陽鎮平縣石佛寺鎮)、安徽(蚌埠)，這些地區主要是漢代玉器造假地，遼寧是全國90%的仿製紅山玉的聚集地；書畫造假重災區：天津鼓樓地區為最廣，北京潘家園、琉璃廠等地的假書畫多是由地方流入，南京夫子廟和清涼山古玩市場則多為當地書畫家，作品被造假嚴重。
眾多造假地區中，“河南造”是一個讓收藏界和鑑定界都頭疼的詞，不少專家都曾經栽在“河南造”上。
走進北京大大小小的古玩市場上，每個青銅器銷售點上都有產自河南的青銅器。歷史留給了這裡的人們鑄造青銅器的工藝，在這片土地上，青銅時代鑄造了夏商周“九鼎帝王”；進入20世紀末，隨著收藏熱的大潮，河南地區的一個個製假村應運而生。
河南省伊川縣煙澗村是中國著名的“青銅器之村”，因為出產高仿青銅器而聞名中國甚至世界。數據顯示，這個村子的專業加工戶達到300多家，從業人員1880餘人，年創產值9000餘萬元，主要產品有東漢馬踏飛燕、東周天子駕六、戰國方鼎、春秋蓮鶴方壺及各種造型壁掛、仿古檯燈等1000餘種。
此外，以洛陽為中心的河洛地區也存在著數量眾多的“青銅村”、“製假村”，村子裡不論男女老少都能製作青銅器。每天成千上萬的仿古青銅器從這裡流向全國和世界。
河南目前有很多村鎮都以生產贗品作為當地的支柱產業。河南省寶豐縣汝瓷研究所所長馬聚魁2009年接受《北京科技報》記者採訪時說，
一個只有300多戶人家的村落，成規模的文物仿製廠就有20多家，小作坊更是為數眾多。他們除了仿造、複製三彩、陶器等作為工藝品出售外，同時也仿造、做舊“文物”，當作另一種價格稍高的“工藝品”公開出售，銷路都非常好。馬聚魁介紹了當地農民將器物做舊的過程。對於瓷器，他們會將剛燒製成的器具埋入土中，時間長的可以達兩三年；然後再將鹽酸和無水乙醇塗抹到器具上，讓瓷器與土結合得更加緊密，給人一種在地下埋藏多年的滄桑感。對於銅器，工匠會戴上厚厚的手套，對著銅器的邊緣使勁摩擦，並用鐵棒打磨銅器邊緣，為的是讓銅器有使用過的痕跡，最後再塗抹上化學試劑讓其形成腐化層。
此外，作為全國最大的古玩市場，北京潘家園的字畫造假早已形成系統產業鏈，2000年後開始繁榮起來。當時湧現了大批造假者和大量假字畫，齊白石的蝦、鄭板橋的竹、範曾的“關公”，啟功、歐陽中石以及劉炳森的書法，王沂東、張曉剛的油畫，還有郎世寧、左宗棠、魯迅的作品，用潘家園不少賣主的話說：“哪個名家的都有，如果找不到，那肯定是剛賣完。”
北京大學文物學院院長李彥君曾提供一組數據：2007年，全國的藝術品拍賣行拍出的官窯瓷器達2萬件。2006年到2009年乾隆玉璽共拍出100多件，而實際上乾隆玉璽真品流出的僅有3方。
李彥君解釋，之所以沒有人追究，是源於中國藝術品市場的霸王條款。這個條款由拍賣行業制定：拍賣行不負責拍品的真偽和瑕疵。
除了造假井噴帶來的鑑定困難，造假技術“升級”，也使文物鑑定亟需尋找新方法。
以書畫複製技術的進步為例，“現在北京就有很多電腦複製、打印的東西，很多博物館的老專家之前沒接觸過。如果按照傳統鑑定方法，對圖章、氣息、神韻，查著錄，等等，都已經失效了。”湖南省文物鑑定專家李智勇說，現在吳冠中的油畫或水粉都可以打印出來，而且具有立體效果，現代科技已經到了肉眼無法辨識的地步，“我們以前就是靠眼睛，靠手摸一摸就可以知道，現在靠鼻子聞，靠耳朵聽。”
此外，不同的文物鑑定難度亦不同。“書畫在中國市場最大，製假手段豐富，鑑別複雜。那麼多名頭那麼多畫家，每一個畫家創造那麼多東西，都不一樣，無法歸類和標準化，甚至不能用一個標準來看同一個畫家的東西。”甘學軍告訴本刊記者，瓷器鑑定相比書畫稍微單純一些，“玉器有材質和工藝水準的高下指標，在鑑別上相對便利，書畫就更麻煩了。”
經驗鑑定存在歷史斷代在中國國家畫院原副院長、著名文物鑑定專家趙榆看來，文物鑑定目前除了科技鑑定沒有跟上之外，經驗鑑定亦存在歷史斷代。
“1949年之後文物市場沒有了，鑑定專家只能在文物市場裡培養，沒有市場就沒有課堂。老一代的鑑定家在市場中鍛鍊，解放之後進入文博單位，所以現在的博物館陳列，特別是故宮博物院、國家博物館、上海博物館，各個門類的物品都是標準件。因為它們是被鑑定領域裡公認的權威所鑑定的。”趙榆對《瞭望東方週刊》說。
趙榆舉例，瓷器類，新中國成立初期故宮博物院用的是著名瓷器鑑定家孫瀛洲和他的得意弟子耿寶昌，“所以在故宮博物院陳列的瓷器都是標準件，沒有偽件。”
玉器專家是傅增湘的長子傅忠謨(傅忠謨的長子傅熹年是國家文物鑑定委員會主任委員)，“所以故宮博物院陳列的玉器也都是標準件，不是那些個‘金縷玉衣’專家鑑定的，但是傅忠謨先生沒有教出徒弟來，因為沒有文物藝術品市場，沒有課堂。
現在出的那些笑話，原因之一就是那批‘專家’他們沒有跟傅忠謨先生學，名師才能出高徒，市場才能鍛鍊本領，這兩條都沒有。”趙榆說。“關於鑑定培訓班，‘文革’前舉辦過一期，‘文革’開始時夭折了。1974年，‘文革’後期，我調入國家文物局，1975、1976年開始辦文物鑑定學習班，請啟功先生、徐邦達先生、劉九安先生等到學習班講課，從那時開始，鑑定技術和知識由老一代傳下來。”趙榆告訴本刊記者。
“1992年後有了拍賣市場，鑑定人員開始在市場上邊學習，邊自己買自己賣，跌爬滾打，練出來一些社會上的鑑定專門家，雖然沒有出現像解放前那種權威，但還是有很多中青年人的鑑定水平得到很大提高。”趙榆說。
2009年中國嘉德徵集到一件宋人《瑞應圖》手卷，開始定為價值3萬元的“蘇州片”，“經過章津才、傅熹年先生鑑定，確定為珍貴的宋代書畫，國家博物館一級藏品，最後以5824萬元成交，搶救了一件國寶。”趙榆說，這些年比較嚴肅的鑑定專家還是有的，“比如齊白石的一隻老虎，南方的鑑定家說他是假的，寫文章在報紙上攻擊，北方的許麟廬、章津才、米景揚說它是真的，結果經過一些買家瞭解，確實是真的，3000多萬元成交。”
同樣是業界專家的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原所長、著名秦漢考古學家劉慶柱則認為，憑著名鑑定專家的經驗其實也可能鬧出笑話。“漢代玉凳”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幾個專家簽了字鑑定了，連故宮有的專家都說是真的，卻忽略了基本常識，漢代都是席地而坐的，違背考古學常識。”他對《瞭望東方週刊》說。
“鑑定技術整體來說需要科學化，大陸的科學研究體系就是師徒相傳，看什麼像什麼。雖然器物類有采用科學檢測，比如瓷器的熱釋光、木器的碳-14檢測，以及青銅的金相學檢測和自然鏽蝕檢測，等等，但這方面目前的鑑定隊伍我覺得做得不夠。”劉慶柱說，目前高等學校缺乏這方面的系統學科，“還談不上是個學科，只是根據市場流傳的一些東西進行摸索，相當不成熟。”
“從寬”還是“較真”
甘學軍親歷了拍賣市場從無到有的歷史，24歲時從國家文物局正處級管理崗位上離開，下海經商，參與組建新中國成立以後的第一家拍賣公司。他認為，在收藏領域，“鑑定是一個永遠要解決但永遠也解決不了的問題。古今中外都是如此。”
“近十年來中國文物藝術品市場蓬勃發展，藝術品投資的氛圍越來越濃烈，對於藝術品鑑定的需求越來越迫切，大量的行外人加入了這個市場，產生一個新的行當---鑑定業。”甘學軍說，從收藏家或投資者等不同角度出發，形成了不同的鑑定方法和理念。
權威準確的鑑定涉及各種因素。“瓷器鑑定在技術上層次已經很高，玉器有材質、工藝等標準，最複雜的是書畫，無法歸類和標準化。”甘學軍說，某一個地區對某一個東西更熟悉，準確率相對較高是很正常的，“比如齊白石，一個生長在北方的畫家，他的畫風比較適應北方人的情趣，北方人比較喜歡，在北京地區鑑定水平就會高一些，而且大量齊白石藏品集中在北京地區。南方如海派，對於南方某些畫家的鑑定水平會高一些。”
“但區域性只是對於近現代書畫的鑑定比較重要，關於歷史文物書畫界定，區域性就差了，因為歷史時間沉澱太久，就要看鑑定家的修養和學識。”趙榆說，其他的都是分階段分領域的，比如有的對宋元鑑定修養高一點，對於明清又差一點，“一個專家要是自稱通才和大師的，都值得畫問號，一個鑑定專家不可能是全才。”
除了鑑定本身遇到的難題之外，從事文物藝術品經營、出版及鑑定工作20多年的北京榮寶拍賣有限公司總經理劉尚勇對《瞭望東方週刊》說：“文物鑑定問題實際上是在不同層次、不同語境下、不同維度上發生的一個問題。”
“如果從文化保護的角度來講，就要從寬。已故的國家文物局全國古代書畫鑑定小組組長謝稚柳先生曾說，看著30分、50分，就差不多判斷是真的了。現在這個觀點被文物界很多人反對，說太鬆了。可是不能說有的是假的就不保護了，我們先保護起來，讓子孫再研究。謝先生當時的觀點就是文物保護。”劉尚勇說。
另一個角度是拋棄社會功利目的的學術研究，“這個就必須較真，到底是不是真的，學術研究還允許翻盤，今天說是真的，明天說是假的，後天又有了新證據說是真的，來來回回翻盤都可以。學術鑑定是不斷趨向於真理，還原歷史的真相。在這個過程中不斷否定之否定。”
劉尚勇說，書畫鑑定大家徐邦達先生的鑑定就偏重於學術鑑定，他的文章翻來覆去在變化，“學術鑑定，基本上可以總結為鑑而不定，一直在鑑定，但是永遠定不下來，因為學術允許百家爭鳴。比如故宮收藏的所有名畫都被人質疑，但質疑不可怕，名作仍然是名作，絲毫不影響其價值。張伯駒向故宮捐贈的‘中國第一帖’《平復帖》，無論學術上怎麼爭論，它依舊是國寶。”
此外就是市場鑑定，“市場是用估價來表明其看法的。如果特別真，就100分；比較真，90分；有點像，80分；或者有點影子，30分；等等。它是用價格的尺子來表明態度。像齊白石的畫，貴的上億，有的幾十萬。”劉尚勇說。
他認為，從不同領域、不同的維度和角度看到的是不一樣的鑑定，“所以沒有辦法大家坐下來討論所謂的鑑定問題，各自有立場，沒有統一的標準，要分別研究對待和去把握，很大程度上不是法律問題，也就無法用法律去規範。”
有沒有必要對鑑定機構(專家)進行政府認證？
現實中，文物鑑定難以在商業化和文物保護之間平衡，在巨大利益糾葛之下，假文物被鑑定為真、真文物被鑑定為假的荒誕實例屢有發生，且利益勾兌層出不窮。
2003年，故宮博物院與嘉德拍賣行協議，以2200萬元購買了一幅有爭議的書法作品《出師頌》。《出師頌》自唐朝以來，一直流傳有序，1945年後失落民間，2003年7月突然在中國嘉德2003年春季拍賣會上亮相，引起業界軒然大波。8月21日，時任故宮博物院副院長肖燕翼公開承認，他和嘉德拍賣行週末拍賣部的肖洋是父子關係，輿論一時更加質疑故宮此次收購存在暗箱操作。
2003年8月22日，故宮博物院舉行《出師頌》學術研討會，時任財政部教科文司文化處處長王家新對收購價格、收購理由和收購程序等作出詳細解釋，關於收購程序，王家新介紹，首先是故宮給文化部、財政部、北京文物局打報告，接著由專家對原件進行鑑定，判斷評估其價格，後來動用了國家優先購買權從嘉德拍賣公司購得。
雖然有澄清，但《出師頌》收購風波已然使得外界對於文物鑑定的權威性產生了懷疑。而大量鑑寶類電視節目的誕生，更是將文物鑑定推上了風口浪尖。
2012年5月，《天下收藏》節目組將王剛6年裡砸掉的315件民間持寶人帶來的、被節目組專家團鑑定為贗品的“寶貝”碎片拼貼，與首都博物館館藏真品對比展出。展覽到8月，中國收藏家協會玉器委員會主任姚政先後帶30個專家和收藏者，看了5次展覽，得出的結論是：王剛砸掉的90%是真品，其中30%是珍品。
對於“錯砸”，《天下收藏》製片人韓勇表示，節目專家由專業機構的專家、拍賣公司的高級從業人員以及高端藝術品行業當中的經紀人等三部門組成。“我們拿這些東西也不是什麼疑難器物，對於鑑定結果我們是完全可以負責任的。”
雖然有解釋，但由於拍賣市場的增速發展、全民收藏熱的襲來等，文物鑑定不斷受到商業利益的衝擊，被疑為早已走上為商業背書的歧路。
2011年3月15日，央視3 15晚會曝光一起關於文物鑑定的黑幕，央視記者拿著從古玩市場花300元買下的一幅齊白石畫作，來到北京金坤國際拍賣有限公司。鑑定師顏仲省斷定這幅畫是贗品，但在收下了1000元鑑定費後，還是開了寫著“齊白石本人畫”的證書。隨後，記者花200元買的小瓶，在北京聚寶齋文物鑑定中心鑑定師劉育新過目後，搖身一變又成了價值20多萬元的光緒仿品。被央視曝光的“給錢就出證書”的公司包括：北京金坤國際拍賣有限公司、北京聚寶齋文物鑑定中心、鴻騫文物鑑定品收藏中心、北京古雅閣文物鑑定中心。
而民間鑑定機構和專家產生背後，是洶湧的民間藏品的鑑定需求。目前國內最權威的文物藝術品鑑定機構---國家文物鑑定委員會，主要從事博物館的藏品鑑定和司法鑑定。
“市場有這麼多需求，公立的學術機構中的學術資源和專家應該更多地跟社會大眾的需求結合起來，發揮更大的作用，而不應該關門。既然拒絕民間鑑定，就應該為社會提供規範的高水準的服務。”甘學軍說，此外，政府應該制定行業規範和規則，把鑑定的流程和責任確認下來，“不過，政府沒有必要、也沒有能力去認定某機構某人有鑑定資格，否則出了問題，和現在的區別就是公眾對市場的抱怨轉化為對政府的抱怨，這樣解決不了問題。所以政府搞認證既是越俎代庖，也是不切實際、沒有意義、適得其反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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