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東北農村長大的。小時候，鄰家、同村的人，無分老幼，偶爾突然不舒服而症狀似乎奇特，就被認定“招沒臉的了”，即“鬼魂附體”，遂採取燒紙“送走鬼魂”的辦法。
初中時，一個同學腰間長了“蛇盤瘡”，多日醫療無效後，請人毛筆畫符唸咒請太上老君“斬蛇”，居然立時奏效。
這都是“迷信”。但是，前者可以抵抗力強以致“自愈”駁之，後者更難“科學”解釋。上大學後，終於進了“大城市”，和關內關外、城鎮鄉野的同學聊起“蛇盤瘡”，神秘療法卻不僅存在於鄙村。
我對這些“迷信”療法的效果並無興趣，但當我的思緒遊走在古今之間時，確實不只一次想起這些事，好奇於纏繞其中的社會觀念的複雜性，它們又是那麼有力地指揮著老百姓的社會行為。我們的“身體”被什麼東西影響？疾病從哪裡來、到哪裡去？在“迷信”的村民看來，“蛇盤瘡”的神秘療法中，起碼有身懷巫術的儀式執行者、畫符唸咒這種形式、毛筆、墨、符、太上老君、“蛇”或“病魔”與我們的身體或顯或隱地“直接”發生了關係。他們中間，有儀式，有物質，有神仙，有人，有巫師，有妖魔。不能忘了，還有請他們而來的家人、鄰居，更遠的“熱心人”、“好事者”或“旁觀者”、“議論者”。如果以病人為本位，作用點只有一個，就是人本身。那麼，圍繞這個對象，病人的觀念，家人的觀念，鄉人的觀念，巫師的觀念，聽故事的人的觀念，一樣嗎？交集在哪裡？不行巫術時，巫師往往即是普通的村民，那麼，因為掌握這種“技術”，他們的生活以及在村中在四鄉八村的地位有何等變化？這種治療方式與醫院有何關係？我甚至想到，在西醫的發源地，歐美人也這樣治療“蛇盤瘡”嗎？那也太難為他們了，到哪裡去請懂得畫符唸咒的巫師呢，還是自有別種巫術存焉？
這是“觀念”，還是更為複雜的“社會”，更為複雜的“人”？
剛剛讀到梁其姿教授的《面對疾病——傳統中國社會的醫療觀念與組織》，開篇即談“為中國醫療史研究請命”。自序以“請命”為基調為主題，主要是鑑於“中國傳統醫學在清末鉅變後的歷史書寫中，從未能蛻變為‘英雄’。在20世紀初期新文化運動中，傳統醫學成為中國舊文化中‘落後’與‘迷信’部分的主要符號。”於是，近年來以這個“非英雄”為研究對象的梁教授屢被問及“為何仍在做醫療史，為何不回去做傳統的社會史”。中國醫療史研究需要“請命”，以梁教授的學術水準，自然當仁不讓。但“請命”這種姿態總有些悲壯，為何“老史學”政治史、偏老一點的“新史學”社會史就不需要“請命”呢？同時，讓我“不安”的是，傳統醫學的“非英雄”地位，再次燭照出我所見的大眾“迷信”來。我那些靠著“迷信”療法的偶然奏效來維持生命的同鄉們，真的那麼“落後”嗎？該如何理解他們的所思所想、所作所為？
我更為不安的是，作為芸芸眾生之一員，我對傳統醫療的好奇與迷惘，難道不值得歷史學家同情與關注嗎？梁教授還有另一段話：“我認為最需要受到檢討的，是在克服了研究方面的各種技術性困難後，寫出來的醫療史是否會被認為是中國歷史的構成部分，如能做到上述西方醫療史那樣清楚而自然地顯示西方文明發展的階段、甚至主導著史學取向的變化，那這種醫療史是成功的歷史書寫。”以此為目標，醫療史研究需要進一步揭示人的角色、社會組織、身體與疾病觀，及與其他社會制度、知識系統的關聯等。如果說，“這樣”的醫療史才“必然是中國歷史的構成部分”。那麼，我的好奇與迷惘、鄉人對死生大事的應對該如何對號入座呢？算作身體與疾病觀之一種嗎？它們必須與既有的史學價值取向關聯才能獲贈“中國歷史的構成部分”之地位嗎？我一度最信服的是，能與“大歷史”互動的“小歷史”才是有意義的；生活經驗卻提醒我，“小歷史”自有意義，不待與“大歷史”的關聯程度而定，只是不能忽略“大歷史”的存在罷了。從帝王將相到升斗小民，生老病死都是大事，“醫療”本身還不足夠重要，還不“必然是中國歷史的構成部分”嗎？
我再次想起劉震雲在小說《溫故一九四二》中這樣描寫歷史與普通人的關係：“我姥娘今年（1992年——筆者案）九十二歲。與這個世紀同命運。這位普通的中國鄉村婦女，解放前是地主的僱工，解放後是人民公社社員。在她身上，已經承受了九十二年的中國歷史。沒有千千萬萬這些普通的骯髒的中國百姓，波瀾壯闊的中國革命和反革命歷史都是白扯。他們是最終的災難和成功的承受者和付出者。但歷史歷來與他們無緣，歷史只漫步在富麗堂皇的大廳。所以俺姥娘忘記歷史一點沒有慚愧的臉色。”小說家接著問道：“歷史總是被篩選和被遺忘的。誰是執掌篩選粗眼大筐的人呢？”
我也再次想起梁教授自述研究“窮人與病人的歷史”的心路：“或許是本性使然，又或許與我在1970年代末在法國求學的經驗使然，我研究的興趣一直圍繞著邊緣或下層的人群，與生老病死等不太‘高貴’的問題。我的論文導師Lucien Bianco一輩子研究中國的農民。另一位影響我甚深的老師Philippe Aries則以探討近代歐洲人面對死亡的態度變化出名。我從他那裡學到，人面對必經之生老病死歷程時的態度與行為，也有其歷史。但當時我無法體會，對這位年近七十、有深刻生命體驗的學者而言，研究這些題目是他面對生命的方式。當時年輕懵懂的我只是被這些好玩的歷史吸引著，近年來才漸瞭解箇中之意義，也更感謝這些老師早年的啟迪。”
是的，當歷史研究成為“面對生命的方式”時，歷史學家會有慈悲的觀照和寬廣的襟抱，學術就不再意味著論文、專著和地位，而是生命、生活的“自問自答”。從這裡出發，儘量放下“篩選粗眼大筐”，就能看見小民百姓的生活和憂心，看見同樣經營家庭、同樣要經歷生老病死的英雄們的生活賬目，然後才能夠在形形色色的歷史觀之外，發現更加鮮活的歷史，感受到“瞭解之同情”的美。筆者近年來時常念起中國歷史中奇特的、神秘的、邊緣的、落伍的、失語的種種，借“南都”寶地說清玩說旅遊說武俠說舊學，反覆討論中國史研究的“還原取向”和“整體取向”，正有感於此。正視一切“存在”的“合理性”，以當時當地當事人的邏輯，從上下左右全方位出發還原“一整個兒”的歷史，我們就將虛懷若谷而非挑挑揀揀地進入歷史本身的情境，歷史也將虛懷若谷而非挑挑揀揀地接受她的子孫。儘管我們永遠無法真正“穿越”到過去的時空。
歷史學家不一定要和其他歷史學家對話，因為有些歷史學家從來是不值得對話的。歷史學家的寫作不一定要就今日史學之“範”，因為今日之史學不能代表、也不能決定明日之史學。我空發議論為中國醫療史研究請命者吶喊助威，卻並不自慚形穢，只因為我希望有更多Lucien Bianco、Philippe Aries這樣的先生和梁其姿這樣的學生（梁教授也早已是先生了）注意到歷史中還有我的東北鄉親、劉震雲的河南姥娘；只因為，無論你見與不見，病痛就在歷史裡，不增不減。
本文原刊於《南方都市報》，收入孫明《生活的史學》，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延伸閱讀
閱讀更多 新史學1902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