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RS vs 新冠病毒,誰更凶?廣州專家發論文總結這些發現

廣州專家比較SARS和新冠肺炎在廣州的流行特徵,相關結論發表在《中華流行病學雜誌》

廣州經歷過2003年SARS的侵襲,也同時在此輪新冠疫情當中一直處於防控、救治的第一線。11日廣州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廣州市胸科醫院、廣州市第八人民醫院的一班專家通過比對SARS、新冠肺炎在廣州的流行特徵後發現,2種傳染病均有較高的重症發生率。而與SARS分散救治時不同,此輪新冠疫情,廣州通過集中患者、集中專家、集中資源、集中救治。“四集中”策略後,在加強病例救治、降低疾病重症及死亡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A數據來源 :資料庫和公開資料

南都記者從該文的通訊作者、著名公共衛生專家、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王鳴處瞭解到。本輪研究通過對廣州市2003年重症急性呼吸綜合徵(SARS)疫情以及2020年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病例流行病學、臨床特徵等關鍵指標對比分析,探討2種疾病的流行特徵、相關指標異同的原因,為疫情防控提供參考。

王鳴表示,廣州市地處華南地區,人口密度大,人員交流頻繁,獨特的氣候條件造成呼吸道傳染病容易發生和傳播。2003年廣州市暴發了全國最嚴重的重症急性呼吸綜合徵(SARS)疫情,給廣州市的社會經濟發展帶來極大影響。時隔17年後,中國武漢市暴發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病例很快輸入到廣州市。2種傳染病的病原體SARS-CoV和2019-nCoV同屬於β屬冠狀病毒B亞群,人群普遍易感,均是以呼吸道飛沫和密切接觸為主要傳播方式。從病原體特性上,2種病毒均對紫外線和熱敏感,56 ℃ 30 min、乙醚、75%乙醇、含氯消毒劑、過氧乙酸和氯仿等脂溶劑均可有效滅活,潛伏期均為3~7 天,且在廣州市出現首發病例的時間非常相近。本研究系統地收集了廣州地區的SARS與COVID-19從疫情發生、到高峰、再回落、持續低流行至零報告期間所有病例的臨床及流行病學資料,通過對關鍵指標的對比分析,探討2種疾病的流行特徵、相關指標異同的原因,為今後新發、突發傳染病的防控提供參考。

他介紹,此輪研究的數據來源主要來自技術檔案和公開通報的報表等。本輪研究納入分析病例的起止時間:2種疾病均從首發病例報告時間算起,直到連續4 天零報告期間的所有確診病例。

本輪研究納入分析病例的起止時間:2種疾病均從首發病例報告時間算起,直到連續4 天零報告期間的所有確診病例。

B 新冠病毒來勢更為兇猛 更快到達發病高峰

研究人員們通過對發病概況對比發現,SARS納入研究病例為1 072例,其中男性475例,女性597例,男女發病比為1∶1.26;報告重症353例,發生率為30.13%;報告死亡43例,病死率為4.01%。

而新冠肺炎COVID-19納入研究病例為346例,其中男性167例,女性179例,男女發病比為1∶1.07;報告重症病例58例,發生率為16.76%;報告死亡1例,病死率為0.29%。

從兩次疫情的時間特徵對比來看。 SARS在廣州市2003年首次報告時間為1月2日,在第37天達到發病高峰,當日(2003年2月8日)新增病例41例,在第129天(2003年5月11日)起出現連續零報告。COVID-19在廣州市2020年首次報告時間為1月21日,在第11天(2月1日)達到發病高峰,當日(2020年2月1日)新增病例38例,在第35天(2020年2月25日)起出現持續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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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發病年齡特徵對比方面, SARS報告病例中年齡介於2月齡~92歲,20~39歲人群佔全部報告病例的56.72%,平均年齡38歲,中位數為35歲;COVID-19報告病例中年齡介於3月齡~90歲,30~69歲人群佔全部報告病例的74.28%,平均年齡46歲,中位數為48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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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發病患者的職業特徵對比方面,則體現出了廣州、廣東乃至全國在防控方面的進步。SARS報告病例中職業順位排前的依次是醫務人員、離退人員、家務待業和幹部職員,報告病例數依次為282、139、111和109,分別佔全部報告病例的26.31%、12.97%、10.35和10.17%;COVID-19報告病例中職業順位排前的依次家務待業、離退人員和商業服務,報告病例數依次為111、73和60,分別佔全部報告病例的32.08%、21.10%和1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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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兩種疾病的聚集性病例都以家庭為主

SARS傳染3.64人,新冠傳染3.09人

由於防控升級,兩種冠狀病毒對不同人群,尤其是醫務人員的感染存在明顯的差別。研究發現,2003年廣州市SARS疫情中,醫務人員出現感染時間為1月6日,在首次病例報告時間之後的第4天。納入研究的病例中,累計報告院感所致醫務人員271例。2020年廣州市COVID-19疫情中,未發生醫務人員院感事件。

SARS病毒和新冠病毒這對冠狀病毒“堂兄弟”,都喜歡發生聚集性的病例。SARS聚集性疫情涉及69起,病例276例,佔全部病例的25.75%,其中家庭聚集性疫情發生病例153例,涉及42個家庭,平均每起家庭聚集疫情發生病例數為3.64。COVID-19聚集性疫情68起,涉及病例219例,佔全部病例的63.29%,其中家庭聚集性疫情發生病例204例,涉及66個家庭,平均每起家庭聚集性疫情發生病例數為3.09。

此外,SARS報告病例中有類似病例接觸史者478例,佔全部病例的44.59%。COVID-19報告病例中有類似病例接觸史或重點疫區活動史者316例,佔全部病例的9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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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兩種傳染病在廣州均發生於春節前後

從數據分析上看,2種傳染病在廣州市均發生於春節前後,發病高峰較CO為相似,日最大新增病例數分別為41(SARS)和38(VID-19)例。2種疾病作為新發呼吸道傳染病,疫情初期,對廣州市的防控壓力非常相似,但流行曲線頗有差異。2003年廣州市SARS疫情表現為起病緩、且收尾慢的特點,流行曲線呈現明顯的“左偏態”,在疫情出現回落後,又出現一個小高峰,後期收尾時間較慢,從出現首發病例到持續零報告歷經達129 天,介於9~10個最長潛伏期。而2020年的COVID-19呈現起病急、收尾快的特點,流行曲線接近“正態分佈”,疫情後期略有拖尾但很快結束。從出現首發病例到零報告歷經35 天,介於2~3個最長期。

本研究數據顯示,2003年廣州市報告的SARS病例中,近75%的病例屬散在發生, 55%的病例無明確的類似病例接觸史,提示當年SARS在廣州市出現了廣泛的社區傳播。而2020年1月21日廣州市報告首例COVID-19病例的2 天后,於1月23日即啟動了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一級響應,實施了嚴格人員管控措施,確診病例呈現以輸入為主的特點,>90%的病例均有類似病例接觸史或重點疫區活動史,且>58%的病例為家庭聚集引起,即家庭成員近距離密切接觸傳播,

未發生廣泛的社區傳播。提示採取一級響應後防控效果明顯。此外, 2003年廣州市的SARS疫情早期屬於“不明原因”,發生首例病例104 天(2003年4月16日)才發現病原為“SARS冠狀病毒”,而COVID-19在傳入廣州市前,就已經明確了病原,也是影響疫情處置效果的關鍵因素。

本研究顯示,2種傳染病均有較高的重症發生率。從數據上看,2003年的SARS重症發生率是2020年COVID-19的近2倍,但病死率卻高達近14倍。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經過17年的醫療能力積累,醫學界對於新發、突發傳染病的診療水平上了一個新臺階,對不明原因疾病的救治能力得到顯著提升;另一方面,當年收治SARS病例的醫院較為分散,而2020年廣州市對COVID-19實行定點醫療機構集中收治,從全市層面整體協調,集中患者、集中專家、集中資源、集中救治。“四集中”策略可能在加強病例救治、降低疾病重症及死亡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E 廣州有4名醫務人員新冠肺炎病例 均可排除院內感染

對比2種傳染病在廣州市的流行特徵,最為值得關注的現象是醫務人員感染問題。2003年廣州市SARS流行初期,出現了相當數量的醫務人員感染現象,當年報告的職業為“醫務人員”中,有96%是在醫療行為過程中引發的感染。2020年COVID-19疫情中,武漢大學中南醫院1月1-28日連續入院的138例患者中,醫務人員的比例高達29%。這提示,在新發傳染病疫情早期,由於醫務人員警戒不高以及院感防控準備不足,對患者實施醫療護理仍然是高風險工作。武漢市發生COVID-19疫情後,廣州市及時開展了醫務人員不明原因肺炎防控技術及院感規範化培訓。

雖然疫情報告顯示4名醫務人員病例,但經流行病學調查,這4名患者均是在職業範圍外作為社會人前往武漢市或與武漢市來廣州市病例有密切接觸史,均可排除院內感染。提示加強醫務人員個人防護以及院感防控尤為重要,今後應持續加強。

F廣州新冠肺炎有30例依靠聯防單位大數據確定感染途徑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廣州市在針對其中一名COVID-19醫務人員病例調查中,由於病例提供信息的不真實,一度懷疑是院感事件。後期通過聯防聯控單位提供的大數據信息平臺協查,掌握了活動軌跡,明確感染來源。

此外,廣州市還有類似近30名病例是在CDC調查無果的情況下,利用其他部門的數據資源理清感染途徑的。這提示,今後應重視公共衛生大數據及信息系統的深度建設,緊密圍繞“精準全維度大數據實時採集體系”、“大數據雲計算智能預警預測體系”和“應急保障統一資源管理和調配體系”,在常態化監測、疫情預警處置、趨勢預測研判、傳染源追本溯源、資源調配和防控救治方面發揮重要支撐作用。

G 現階段的系列防控舉措有效

從發病人群上分析,2種傳染病人群普遍易感,但主要罹患人群略有差別。SARS病例主要罹患人群為青壯年(20~40歲),而COVID-19病例主要為中青年(30~70歲);從發病年齡的平均數和中位數上看,COVID-19罹患人群年齡大於SARS近10歲。這是由於COVID-19疫情中更多的病例發生在離退人員、家務及待業人員。這一方面與離退及家務人員防控意識較為薄弱,另一方面這些人群需要外出市場購買生活必需品等行為,加大了疾病暴露和感染風險。此外,本研究數據還顯示,相比SARS,COVID-19較少發生學生病例。這提示,廣州市2020年緊急採取了延遲復學的政策是有效的,顯著降低了學生通過學習活動發生感染的風險。但根據2003年SARS疫情數據,學校開學後在部分學校出現了SARS聚集性疫情事件,警示學校開學後應該更加加強呼吸道傳染病的防控。尤其是在南方等城市,上半年正處於季節性流感的流行高峰期,學生出現發熱等症狀的風險會加大,急需加強防控,及時採用實驗室檢測手段對可疑病例進行有效甄別,實施精準防控。

通過對比2003年廣州市SARS和2020年COVID-19疫情防控各項關鍵指標可以看出,我國近幾年疾病預防控制體系得到了長足的發展,在應對突發新發傳染病防控能力方面得到顯著提升。此次廣州市COVID-19疫情防控中,在疫情響應的及時性、人員活動的嚴格管理、流行病學調查的多部門聯動、院內感染的控制、患者的集中救治等方面值得總結和推廣。但由於COVID-19疫情還未完全結束,其他公共衛生防疫措施需要進一步評價。

採寫 南都記者 王道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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