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祥王覽能全孝，真卿杲卿均致身。
所遇由來殊出處，要推諸葛是全人。
-乾隆帝《五賢祠》
諸葛亮於亂世中相機而出，擔當起濟世救民重任，為報知遇之恩，他為蜀漢事業殫精竭慮，雖最終未能成就大業，卻實現了自己的人生價值。
後世文人對諸葛亮充滿仰慕之情，多在詩歌中自己感嘆懷才不遇，功業無成。儒家強調“外王”之道，他們稱讚諸葛亮“忍所私以行大義”。
諸葛亮成為知識分子理想人生的投影，與他高超的治國才能、為“王者師”的政治理想和崇高的道德操守分不開。
01
諸葛亮的統軍才能和治國之道
諸葛亮融儒、法、兵、陰陽、縱橫諸家為一體並付諸實踐，體現了“天行健，君子自強以不息；地勢坤，君子厚德以載物”的精神。
統軍才能
陳壽在《諸葛亮傳論》評論諸葛亮：“亮之器能政理，抑亦管蕭之亞匹也。”但陳壽認為諸葛亮缺少軍事才能：“然連年動眾，未能成功，蓋應變將略，非其所長歟？”
實際上，諸葛亮具有戰略眼光，能夠從政治的高度確定戰略方針，如敦睦東吳，避免同時與魏吳兩面作戰。再如進軍巴蜀，奪取益州，出征南中，運用“攻心”戰略使少數民族接受蜀漢統治，建立鞏固的戰略後方，然後率主力北伐。即使暫時失利受挫，諸葛亮也能沉著應對，使損失減少到最小程度。
如第一次北伐，馬謖失街亭，前軍潰敗，諸葛亮臨危不亂，收兵撤退，保全了蜀軍主力；第二次北伐，強攻陳倉不利，退軍途中受到魏兵追擊，諸葛亮佈陣待敵，一戰斬殺魏將；第四次北伐，李嚴偽造糧運難繼軍情，諸葛亮被迫撤退，魏將率軍追擊，諸葛亮以強弩伏兵射殺魏將；第五次北伐，司馬懿堅壁拒戰，諸葛亮在敵佔區屯田，建立作戰根據地，病情突然加重，他安排分路撤兵，保全了蜀軍兵力。司馬懿“案行其營壘”時嘆諸葛亮為“天下奇才”。諸葛亮深通治軍為將之道，其《心書》《知人性》《將弊》《將強》《整師》《習練》等論述了統軍用兵之道。
治國之道
與軍事謀略相比，諸葛亮的治國才能更為突出。
王夫之在《讀通鑑論》中評價諸葛亮：“軍不治而唯公治之，民不理而唯公理之，政不平而唯公平之，財不足而唯公足之”“先主殂，武侯秉政，務農殖穀，釋吳怨以息民，然後天下粗安，蜀漢之祚，武侯延之也”。
劉備病逝後，諸葛亮成為蜀漢的實際當國者，他“外連東吳，內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極；科教嚴明，賞罰必信，無惡不懲，無善不顯；至於吏不容奸，人懷自厲，道不拾遺，強不侵弱，風化肅然也”，蜀國呈現“田疇闢，倉廩實，器械利，蓄積饒，朝會不譁，路無醉人”的景象。
諸葛亮的治國思想強調“安民為本”，他批評劉璋治益州“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他安撫流亡，打擊豪強，閉關息民，安定民生，恢復國力。
諸葛亮推行“務農積穀”的經濟政策，興修水利，灌溉農田，再加上減輕賦役，百姓生產積極性大大提高，農業發展，經濟繁榮。
諸葛亮又把發展鹽鐵、織錦放在重要位置，“較鹽鐵之利，利入甚多，有裨國用”；設立錦官，大力提倡植桑養蠶織錦，組織蜀錦的貿易輸出，使蜀錦成為蜀漢重要的財政來源。
諸葛亮還修建橋樑、道路，發明木牛流馬以改善運輸，使得物資交流變得暢通無阻。他又倡導勤儉節約，增加積儲。
諸葛亮強調法治，但是他主張治國法、禮並用，威、德並行，重視道德教化，先德後刑。諸葛亮認為，為政過寬則民慢，為政過嚴則民殘，故須寬猛相濟，應該審情度勢，不拘於常法。諸葛亮主張以教令為先，誅罰為後，以仁待民，以德教民，安民要“以禮為本”。
02
諸葛亮的君臣際會實現了其“為王者師”的政治理想
傳統知識分子注意出處，強調人格獨立，最高理想是“為王者師”，只有“為王者師”，才能實現自己大濟蒼生的政治理想。
宋代詞人辛棄疾在《木蘭花慢》中說：“一編書是帝王師。”諸葛亮一生的出處進退，立身行道，為知識分子樹立了榜樣.
“君臣際會”是儒家政治理想的最高體現。封建時代有“伴虎”“逆鱗”之說，君臣之間多猜忌，少有善終，如伍子胥與吳王，韓信與漢高祖。但諸葛亮與劉備卻肝膽相照、患難與共，體現了“賢臣聖主”的理想君臣關係。
諸葛亮以管仲、樂毅為榜樣，期望能遇到齊桓公、燕昭王那樣求賢若渴、能以師禮待賢的君王，實現其政治抱負。
諸葛亮與劉備君臣際遇的基礎是相同的志向和道德追求。劉備所到之處，為士民所擁戴，主要因為劉備的“寬仁有度”。劉備臨終時遺詔後主，叮囑其“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惟賢惟德，能服於人”，可見他以儒家道德規範為立身行事準則。清代趙翼論諸葛亮與劉備關係時說：“惜是時人才已為魏、吳二國收盡，故得人較少，然亮第一流人，二國俱不能得，備獨能得之，亦可見以誠待人之效矣。”諸葛亮與劉備興復漢室的政治政治信念和目標相同，道德觀念一致，“劉備足信、亮足重”，君臣之間推心置腹、肝膽相照。
在很大程度上，諸葛亮將劉備視為知己。正是為了報答劉備的知遇之恩，諸葛亮盡心竭力，助劉備奪得荊州、益州和漢中，建立了蜀漢政權，成就了三足鼎立的格局，實現了“隆中方略”的前半部分。劉備臨終託孤於諸葛亮，諸葛亮受顧命之後，唯恐託付不效，夙興夜寐，“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以此報答知己。劉備臨終時曾對諸葛亮說：
“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但諸葛亮沒有絲毫不臣之念，不像曹氏父子之於漢、司馬氏父子之於魏。
值得注意的是劉禪與諸葛亮的君臣關係。劉備託孤於諸葛亮，使諸葛亮得以統攝一國軍政大權，實踐“君道無為，臣道有為”的政治運作。諸葛亮與劉備父子的特殊關係，使他能以“相父”的特殊身分處理政務而不招致懷疑和攻訐。劉禪即位後，亦有自知之明，他
“以亮為丞相，委以諸事”，提出“政由葛氏，祭則寡人。”03
諸葛亮崇高的道德境界和忠誠的政治人格
與“事功”相比，儒家更看重“立德”，太上立德，其次立言，其次立功。“志於道”“據於德”，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儒家反覆強調與終身追求的人格取向。
諸葛亮被時人讚譽為“當世伊、呂”“參伊、周之巨勳”。就功業而論，諸葛亮不及“霸諸侯，一匡天下”的管仲，更無法與伊尹、周公比肩，但諸葛亮稱得上是道德偉人。
諸葛亮說：“商鞅長於理法，不可以從教化，蘇、張長於馳辭，不可以結盟誓。白起長於攻取，不可以廣眾。子胥長於圖敵，不可以謀身。”
諸葛亮有著嚴格的道德自律精神。諸葛亮治蜀，嚴以律己，寬以待人。他多次表示自己“任重才輕，故多闕漏”，要求將士“但勤攻吾之闕”。出現失誤則勇於擔責。街亭兵敗，咎在馬謖，而諸葛亮以“春秋責帥”之義，上書自請貶官三等，並“引咎責躬，布所失於天下”。
諸葛亮嚴於律己還體現在生活儉樸廉潔，出山之前，躬耕自食，出山之後，為官清廉，生活儉樸。諸葛亮提出“儉以養德”，要求官吏“清心寡慾，約己愛民”，杜絕鋪張浪費。他以身作則，戴“葛巾”，出
“乘素輿”，“蓄財無餘，妾無副服”。諸葛亮秉公而斷，不徇私情。李嚴、廖立因貽誤軍機、誹謗朝政，被諸葛亮貶為庶民，後諸葛亮死，二人“聞之痛之，或泣或絕”。
諸葛亮高風亮節，甚至受到仇敵崇敬：“同時人無不服，身後人無不服，雖仇敵如魏、吳亦無不服。”
諸葛亮的品德中最為後世稱頌的是他的忠誠。宋代理學家胡瑗說：“人臣居於顯位，上而奉一人之尊，下而有百官萬民之責，內無覬覦僭竊之心，若伊尹之於太甲，周公之於成王，霍光之於昭帝，諸葛亮之於蜀主，此數君子是謂知終，終之於人臣之分，能存萬世之義也。”
諸葛亮在《兵要》中把“忠君”作為人臣的最高道德準則。諸葛亮剛出山時並未得到劉備的重用，但諸葛亮一旦選擇就竭其所能，忠心耿耿，任勞任怨，沒有私心雜念，踐履了儒家
“事君以忠”精神，很快獲得了劉備的信任。
劉備白帝託孤時，諸葛亮表示：“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劉備死後，諸葛亮忠心輔佐後主劉禪，以完成劉備的未竟事業。他以對事業的高度責任感，為國操勞，“夙夜憂嘆”，以至積勞成疾，他唯恐
“託付不效”，至於自己的生死存亡，早已置之度外，直至星落秋風，病死在五丈原北伐前線。在後世的流傳中，民間傳頌諸葛亮的智謀，士人羨慕諸葛亮的君臣際遇和功業，統治者則強調諸葛亮的忠誠。諸葛亮對蜀漢的“忠誠”，被後世奉為鞠躬盡瘁的典範。
結語
本文從統軍才能和治國之道、君臣際會實現政治理想、崇高的道德境界和忠誠的政治人格三個方面分析了諸葛亮成效明顯的統軍治國之道，基於君臣際會的政治理想，淡泊寧靜、廉潔自律、忠誠奉獻的道德追求，諸葛亮於亂世中擔當濟起世救民的重任，顯示了儒家所倡導的兼濟天下的濟世情懷及“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積極進取精神。
當然人無完人，諸葛亮也有不足之處，有人認為其過於專權，他推薦的大臣、選定的接班人不能擔當中興之臣的大任。但瑕不掩瑜，諸葛亮仍是歷史上少有的“全人”，他的的道德人格境界為後世所敬仰。
唐代的裴度在《蜀丞相諸葛武侯祠堂碑銘》中評價諸葛亮：“則知地無常形，人無常性，自我而作，若金在鎔。”
清雍正二年通過“廷議”將諸葛亮從祀孔子於孔廟中。清魏晉南北朝以來的民間傳說和歷代講述，特別是《三國志通俗演義》的成功塑造，傳統倫理觀念和審美理想不斷滲入，諸葛亮形象越來越理想化，成為知識分子的崇高典範，是知識分子理想人格的化身，寄託了知識分子的人生理想和政治抱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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