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13岁继位，由于年龄尚小，由刘太后垂帘听政。直到十一年后，刘太后临死前才交出了统治大权。仁宗皇帝在刘太后的垂帘听政下压抑了十一年之久，一直想着有朝一日亲政后来实现自己的宏图大志，但是事实上却不是如此。掌握实权的仁宗皇帝逐渐了解到自己从刘太后手里接过来的不是和平盛世，而是一副极为沉重的烂摊子。
实际上，宋代积贫积弱的国势并非开始于今日。早在他从真宗皇帝手中接过受命册宝时，宋王朝就已经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形势了。据《宋史》记载，当时有大臣在奏折中写道：“天下利弊，形势豪强侵占土地者多之，差役赋税不均。如若不加以管控、禁止，国之难安矣。”为解决这一问题，仁宗皇帝亲政后可谓是进行了一番大刀阔斧的改革。
烂摊子
天圣元年，也就是仁宗皇帝登基的第一年，当时的宰相就联合上奏，指出国家财政日窘、民力日穷的可悲现象。归根到底，在于国家财政开支过于巨大，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官员和军队开支。宋代为拉拢读书人，极大地扩大科举取士的数量，并且还大开恩科，步入仕途的人数激增。由于官职有限，部分人没有可以担任的官职，为稳定这些人的情绪，宋朝规定实行官职差遣制度，即将官职和实际担任的职务分开，官员即使不担任任何职务，也可以根据官职领取俸禄。
宋朝统治者为稳定农民阶层，尽可能地减少农民起义的发生，每遇到灾年，就将大量流民编入军队，从而一定程度上虽然减少了农民起义的发生，稳定了地方的安定。但是也造成了极大的弊端，那就是军队开支巨大，并且战斗力却在急剧下降。
十几年过去了，从仁宗皇帝登基就存在的危机，到亲政时依旧存在，而且是越来越严重了。在此期间，刘太后并非对其置之不理，也曾试图通过更改榷茶法等措施来增加财政收入，虽在一定程度上有了部分改善，但是刘太后与真宗皇帝一样，对道教十分崇拜，大修宫观，又一次加大了国家财政的支出，使相关矛盾越来越尖锐了。
大刀阔斧改革
改革财政，无非就是两方面的措施，一为开源，二为节流。仁宗皇帝有着极大的抱负，他总想着要彻底解决这一难题，于是开源与节流同步进行。最突出表现就是下令停止修建宫观，裁减天下所度僧人的数量。宋真宗和刘太后对道教极度推崇，真宗皇帝几次自导自演降天书的闹剧，并也是两宋三百多年历史上唯一一位亲自去泰山封禅的皇帝。为了自己的宗教信仰，在全国各地广建宫观，并且还大量度僧道。宋代时期，寺观田产是不需要纳税的，僧道也不需要承担徭役。
因此停止宫观的修建和裁减僧道人员对财政来说有着极大的功效，既减少了财政支出，也相应地增加了财政收入，可谓是一举两得。
每日上朝也恢复
明道二年，仁宗皇帝下诏恢复了每日上朝的旧制。真宗晚年的时候，由于病重卧床不起，没法继续每日上朝御事，因此临时改为单日上朝，双日休息。真宗皇帝驾崩后，仁宗年幼，刘太后垂帘听政，因此继续沿用了这一上朝规定。仁宗皇帝的这一改变，表明要继承当年太祖太宗皇帝勤勉治国的决心。
年号也要改
不仅如此，仁宗皇帝为了体现出新的气象，将举行大典的天安殿改名为大庆殿，将皇城正门正阳门改为宣德门，加之前一年因火灾改名的八大殿，使得整个皇宫内瞬间有一种焕然一新的感觉。当然要想体现新气象，还有一个最要紧的事，那就是改年号，之前的的年号“天圣”意为“两人圣”，即刘太后和仁宗皇帝共同执政，暗寓日月并存的意思。刘太后殡天了，月亮没有了，早该是旭日当头了。于是翰林学士们有任务了，那就是要拟选几个合适的年号，最后“景祐”得到了仁宗皇帝的青睐。
此外，仁宗皇帝多次下诏，向全国有贤能的人士征集治国良策。一时间，仁宗皇帝每日上朝问政，臣子们呈上来的奏折，无论大事小事都要亲自批阅。但是，尽管如此勤政，国家并没有很明显的有起色。
好景不长
十分可惜的是，仁宗皇帝的勤政热情并没有一直坚持下去，而是仅仅持续了一年的时间就消失了。宰辅大臣们发现，仁宗皇帝的主要兴趣转移到了修制乐章、校对经史方面了，剩下的精力则投向了后宫。虽说不上仁宗皇帝荒淫无道，但起码不如刚从刘太后手中接过来朝政时那么全力以赴了。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年轻皇帝对国家面临的潜在危机尚没有清醒的认识；另一方面则是因大刀阔斧的改革没有带来明显的成效，并且在废后问题上召来了众多大臣的指责，使急于树立明君形象的仁宗皇帝产生了极为严重的抵触情绪！
参考文献
①脱脱：《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
②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
③徐松：《宋会要辑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閱讀更多 磚家拾遺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