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有這樣一段視頻講話傳遍全網：
“在國外感冒是不需要看的，回家喝水就行了，但在我們這，中國讓老百姓都回家喝水，那醫院就喝水了！”
“現在中國醫院用藥是，安全，無效，利潤高，就是可用可不用的輔助用藥，我們現在制度，大量錢浪費了，我們如果能把制度設好了，老百姓是可以得到很多福利的。”
這麼敢講！
可這些話有沒有說到你心裡去呢？
這麼透徹入骨的分析，
這麼一針見血的高論，
她是誰？
她就是北大教授，李玲。
六零後的她，出生於湖北武漢，1978年考入武漢大學物理學專業，之後在武漢大學，她先後獲得了，物理學和經濟學兩個碩士學位，然後留校任教5年。
八十年代中，作為學霸的她，前往美國匹茲堡大學，又先後獲得經濟學碩士和博士學位，後來在美國，她一路做到了，馬里蘭州立大學的經濟學終身教授。
這樣優秀的她本可繼續留在美國，享受終身教授的高福利，高待遇，然而就在2003年春夏之交，那個舉國陷入“SARS"的危機時刻，她卻拖著箱子，走進了北京大學。
離開美國之前，中國發生疫情的消息已經傳遍世界，但情況究竟有多嚴重，控制到何種程度，只能憑想象。
馬里蘭州政府向居民發出通知，告誡每個人“不許到中國去，去了一切責任自負”。可她還是堅定的去了！
此次是她應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的邀請回國的，這個開端顯得異常冷清，那時的北京，無論街上還是學校裡，都是空蕩蕩的。
在“非典”帶來的高度戒備和恐慌氣氛中，這個全世界最有活力的國家心臟，北京一度近乎停跳，她說：“到處都封著，所有門都關著，所有聚會都取消，整個城市的經濟幾乎驟然就停下來了”。
因為“非典”，原醫改方案“懸崖勒馬”，回國後，她除了擔任北大教職，還開始了學校和國家的科研任務。
下基層調研時，她才發現，自己的專業領域在國家的統計簿上，究竟處於怎樣的地位。她說：那時，問一個地方領導，特別是縣委書記、縣長，報起所有的經濟數據來如數家珍：多少GDP，多少產值，甚至多少牛多少羊，恨不得多少雞都能給你報出來。
但是你問跟人相關的數據，比如嬰兒死亡率多少，孕產婦死亡率多少，人均預期壽命多長，他們不知道。
我就覺得挺納悶的，然後一想：喔，它們跟GDP沒關係，因為GDP不算人哪。”
更進一步瞭解基層情況之後，她意識到：在“非典”面前的中國，其實曾經是很幸運的。如果疫情不是僅僅在幾個體系健全、動員能力強的大城市蔓延，而是深入了鄉村，情況會不堪設想，因為基層服務體系“已經完全垮掉了”。
“2003年回國時，老百姓看病貴，看病難是一大抱怨，當時發改委已經幾乎要出臺一個文件，參照國企改革，抓大放小，留幾所醫院，然後其他的全部給賣掉。”基本醫療服務並不掙錢，甚至賠錢。
如果比照國企改革，醫療資源將在市場的自然配置下，大幅度向城市傾斜，基層將逐漸變成一個空殼，面對“非典”這樣的公共衛生危機，將不堪一擊。這個過程實際上，已經自發進行了相當一段時間，但看到它的風險的人並不太多。
而恰巧的是在那份文件一錘定音之前，“非典”來了。
“非典”之後，醫改懸崖勒馬，內部爭議聲四起。她回憶說：“當時吵的，哇......”，“整個就開始討論醫改應該往哪個方向走，醫療衛生領域的改革,能不能照搬經濟領域的、國有企業的改革來做？政府和市場的職能和邊界是什麼？”
......
現在17年過去了，醫改改了也10年了，可還是有很多問題值得我們深思，而她從來就是敢把它大膽講出來。她說：
醫療是最市場失靈的，我的消費我做主，但面對醫療，你的消費你做不了主，醫療如果市場化，那麼病人就是強宰的雞，宰你沒商量！
我們曾經的公立醫療體系，那時候沒有醫患矛盾的。而現在，中國無論是公立醫院或是私立醫院，都是要創收的，我們的醫院沒有政府替他兜底，我們的醫改並沒有實質改進......
她說：醫改的人就是烈士，醫改，首先要問責政府，改革的制度應該是改政府，因為政府才是制度的制定者。醫改要走的就是政府要兜底，讓老百姓有信任感，安全感，有幸福感......
她說的這些中國醫療體制現狀，您也認同嗎？
而就在2020年1月，面對武漢防疫形勢愈發嚴峻之時，她再次挺身而出給武漢市委市政府，提了七點具體建議：
給武漢市委市政府的七點具體建議
此時的中國，亟需當機立斷的明智之人，而她也絕對算一個！就像鍾南山，就像張文宏，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不唱讚歌，只替蒼生說人話！
閱讀更多 醫師報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