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看到鄧曉芒《儒家文化的最大遺毒就是習慣虛偽和集體無意識》這篇文章，真是被嚇到了！
該文涉及數十個大概念，若干個大命題，可是每一個都未經省察和分疏，就這麼含糊籠統地使用，斬釘截鐵地判斷，至少是不嚴肅的。
鄧氏號稱“康德專家”，真讓人大跌眼鏡，甚至驚出一身冷汗。從下文即可看出，鄧氏的批評既不是邏輯的，也不是歷史的，而只是宣洩一種情緒，表達一種立場或態度。
或者說，似乎鄧氏既沒學過哲學，更沒念過歷史，對四十年來思想史的研究（包括西方的漢學）沒有一丁點了解，甚至連基本的學術訓練都不具備，否則決不會這麼輕薄為文。他所依據的思想資源恐怕只是七十年代評法批儒兩報一刊的“論文”而已。哪怕認真讀一讀《德意志意識形態》也不至於如此寒磣和空虛。
這太讓人遺憾了！
隨便拎出以下這一段為例，我們來看看鄧氏有多麼荒腔走板：
夏禹治水而家天下，開創了中國以家庭農業自然經濟為政治文明之本的國家；商代重商，拜鬼神，在一定程度上脫離了夏的以農為本的國策，但樹立起了神權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權威性；周代綜合了上兩代的政治制度，主張“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尚書·泰誓》)，既堅持了以農為本的世俗政策，又引入了君權神授的意識形態，將之改造為君王通過百姓的視聽而奉行天意的政治合法性，形成了在孔子看起來最完備的政治制度即禮制。
上文說夏“以農為本”，還“國策”，夏之有無尚無定論，此“國策”的判斷依據何在？是文獻資料還是考古證據？假定就算有這樣一種夏朝的“國策”，說商人“脫離了”，周代又“堅持了”，又如何證成或說明？思想史，經濟史或政治史等相關領域哪位學者的論述支持這一論斷？
下文就更讓人一頭霧水：“（周代）既堅持了以農為本的世俗政策，又引入了君權神授的意識形態，將之改造為君王通過百姓的視聽而奉行天意的政治合法性。”政治合法性的來源到底是君權神授還是“百姓的視聽”？“以農為本”跟“君權神授”有什麼邏輯關係？為毛兩者“既……又”相結合？到底兩者結合產生了政治合法性？還是僅僅改造“君權神授”就得到新的合法性？上引文語法就是混亂的，邏輯更是悖謬。
最可笑的是，鄧說夏代是“以家庭農業自然經濟為政治文明之本”，這純屬臆造。
首先“家庭農業自然經濟”是什麼意思？大概他是當成小農經濟概念在用。
其次，假定有夏代，夏代的家庭是何形態誰能講清楚？
再次，西周以前的農業經濟形態是農村公社制，“井田制”是其代表性制度，哪兒來的“家庭農業自然經濟”或小農經濟？
隋唐以後，以家庭為經營單位的小農經濟才佔據主流。鄧氏自造夏代“家庭農業自然經濟”的概念荒唐到不象念過書的人說的話。
僅此一端，可見鄧曉芒之輕率輕佻，實在是不堪！
知道他一直“批判”儒學，但以前沒看過他的東西，沒想到這麼low（陋）。通篇都是類似的不著調的昏話和胡話，真難以想象他是如何成為名師的？象鄧這樣唸書教書幾十年，書對他有什麼意義？如果連最基本的思維能力都不能建立，又如何育人樹人？
儒學當然可以批判，但不是這麼個批判法子。看看趙汀陽幾篇批評儒學的文章，兩相對照，就可明瞭，鄧氏連哲學的門都沒入。鄧大師這是到儒家門前潑大糞，最後連自己也搞臭。
易中天吹捧鄧曉芒為當代唯一哲學家，這真叫人哭笑不得，只能呵呵了！
妄人，此之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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