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读懂不能理解。
在豆豆小说《遥远的救世主》中，随缘这个词儿出现了7次。
能够接触到这本书，缘起于接触到王志文、左小青主演的一部电视剧《天道》。在第一集中，肖亚文如是评价丁元英：
“是魔、是鬼都可以，就是不是人。”
“会赚钱的人、地位高的人、有思想的人、有学问的人……我想，或多或少、直接间接，我都见过，但他们都是人，想的、干的都是人的那点事。丁元英不同，他跟正常人的思维颠倒了，说鬼话，办鬼事，倒行逆施，但是还有道理，像魔，柏林有个居士说他是极品混混。”
这样的一部剧很是吸引人一口气看完………
1.随缘
肖亚文给丁元英当过一年的助理，说有缘不为过。丁元英用从德国私募而来的1亿多元，在中国股市赚取了1亿多元，仅仅用了11个月的时间，随之私募基金解散，丁元英的几百万欧元不得不被冻结3年，由此开始了他在古城的故事。
丁元英说：“我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总有一种自卑感，老是格格不入，就想找个地儿一个人呆着，没有主义，也没观念冲突，相互之间谁都不妨碍。”因此，肖亚文给他在古城（山东聊城）找了一套房子，从此以后他将在古城“隐居”3年。
随后，他遇到了芮小丹。他与芮小丹无疑也是有缘的，后来能够成为男女朋友，说明这种缘很深刻，不过最后芮小丹的死去，也是一种缘起缘灭了，此是后话。
芮小丹的灵魂为丁元英40万元的音响效果所震颤，“原来人还可以这样活着”，随之她结缘了叶晓明、冯世杰、刘冰。顺便一提，丁元英因为某种原因在“穷困潦倒”之际，开始变卖印有自己名字“元英”的原装进口唱片，新片价格150元，刘冰收50元1张。在刘冰这里，丁元英总共卖掉了300多张唱片。丁元英与刘冰的缘，可以说是起源于生意的缘。
韩楚风与丁元英是好友，肖亚文与芮小丹是好友，芮小丹与欧阳雪是好友，叶晓明、冯世杰、刘冰三人是音响世界的发烧友。
前面说的是主要是几个主角之间的缘起。其实，这部小说的故事也是随缘而生。肖亚文让芮小丹“照顾”丁元英，结果丁元英一年之中宁愿变卖唱片“为生”也没去找过芮小丹帮忙。丁元英对芮小丹说自己的音箱也就几万元，结果芮小丹发现其实那套音箱价值超过40万元。也就有了后来的一次酒局，用芮小丹的话来说：“我想，还是先请他吃顿饭，找几个能喝酒的文化人作陪，不委屈他，歉疚、窝火一锅烩了。剩下的事，看看再说。”
结果在酒桌上，丁元英自己连喝6杯酒后背诵了一首《自嘲》：
自嘲
本是后山人，
偶做前堂客。
醉舞经阁半卷书，
坐井说天阔。
大志戏功名，
海斗量福祸。
论到囊中羞涩时，
怒指乾坤错。
这次酒局中，通过对芮小丹眼神的观察，欧阳雪发现好友芮小丹爱上丁元英了，欧阳雪说：“何必呢，女人都让你扯得一丝不挂了，你一个大男人还矜持什么？”故意为难丁元英，丁元英随之为欧阳雪指定了一支股票。
这之后，审讯罪犯王阳明，芮小丹在丁元英的帮助之下，说出了那句：神即道，道法自然，如来。进一步深刻地解释了文化属性延伸开来的人的属性问题。
文化属性是丁元英自创的一个词儿，在《遥远的救世主》中出现了27次。按照他的理解，支配人的价值取舍行为的那个东西就是主，即文化属性，任何一种命运归根到底都是那种文化属性的产物，强势文化造就强者，弱势文化造就弱者，这是规律，也可以理解为天道，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衡量一种文化属性不是看它积淀的时间长短，而是看它与客观规律的距离远近。五千年的文化是光辉、是灿烂，这个没有问题。但是，传统和习俗得过过客观规律的筛子。”
在与芮小丹探讨文化属性的时候，丁元英如是对芮小丹说：“比如说文化产业，文学、影视是扒拉灵魂的艺术，如果文学、影视的创作能破解更高思维空间的文化密码，那么它的功效就是启迪人的觉悟、震撼人的灵魂，这就是众生所需，就是功德、市场、名利，精神拯救的暴利与毒品麻醉的暴利完全等值，而且不必像贩毒那样耍花招，没有心理成本和法律风险。”
“你的前途在哪儿？就在无明众生，众生没有真理真相，只有好恶，所以你才有价值。觉悟天道，是名开天眼。你需要的就是一双天眼，一双剥离了政治、文化、传统、道德、宗教之分别的眼睛，然后再如实观照政治、文化、传统，把被文化、道德颠倒的真理、真相颠倒过来，随便你怎么写怎么拍都是新意和深度，这就是钱，就是名利、成就、价值，随便你能说的什么。”
利用文化属性，丁元英设计了一个“杀富济贫”的局，缘起缘灭的，是农户成为自己救世主，三个发烧友股东进进出出，乐圣公司董事长林雨峰开车自杀，刘冰跳楼，肖亚文接盘……
2.惜缘
作为无明众生，我们往往是在即将要失去的时候才知道这个东西的可贵。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已经知道的时候，可惜已经太晚了。
芮小丹就是一个例子。丁元英为芮小丹建议了一条文化属性道。
芮小丹说：“只要不是我觉到、悟到的，你给不了我，给了我也拿不住，叶晓明他们就是例子（三位发烧友成为扶贫公司股东后期退出）。只有我自己觉到、悟到的，我才有可能做到，我能做到的才是我的。”最后她觉到悟到了，可惜，最终芮小丹没有等来实践这条道的机会。是不是很可惜？
《遥远的救世主》这部小说，其实可以换作另外一个名字《天国之恋》。芮小丹去丁元英家听的第一首曲子就是《天国的女儿》。后来，芮小丹找导演父亲探讨的剧本《天国之恋》，表述了自己看法，这就有点剧中剧演员说戏的味道了。她自己其实就是来自天国的那个女孩，脱离了贪嗔痴地自性自在的这样一个人。
肖亚文无疑是一个懂得惜缘的人。在丁元英的私募基金解散以后，她与芮小丹的谈话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点。
“总之这个人对你有用，你是想在私募基金解散以后还能跟他保持联系，慢慢成为朋友。”
肖亚文轻轻摇摇头，淡淡地说：“朋友？不可能。认识、熟人、够得上说话，这就已经不错了。咱跟人家根本不是一种人，凭什么跟人家成朋友？”
芮小丹说：“仅仅是认识有什么意义？你总得为点什么。”
肖亚文说：“认识这个人就是开了一扇窗户，就能看到不一样的东西，听到不一样的声音，能让你思考、觉悟，这已经够了。其它还有很多，比如机会、帮助，我不确定。这个在一般人看来可能不重要，但我知道这个人很重要。”
最后，肖亚文接盘了这个扶贫公司，很多人都说她才是最大的赢家。或许吧。
3. 不攀缘
要说攀缘，不得不说到阶层。阶层这个词儿，在《遥远的救世主》中出现13次。芮小丹准备花几万元买一套音响的时候内心有过挣扎：几万元买一套音响，那该是什么阶层才可以享有的消费，这对于她无疑是一种奢侈。
随后，芮小丹去北京，正天集团总裁韩楚风去火车站接她，肖亚文选择了回避。她感到心里很不是滋味，也就是在这一刻，她脑海里不自觉地闪出了一个平时很少留意的词：阶层。
这里面，叶晓明、冯世杰、刘冰可谓都攀了缘的，换句话说，攀了阶层，他们与丁元英不是一个阶层的人物。利用丁元英的高人身份，他们三人作为股东，一起帮助王庙村的农民扶贫。
缘起的时候，丁元英起心动念本来就是想着成就他们三位的。丁元英说：“这事起因复杂，简单地说就是开发王庙村的廉价生产力资源，拉动王庙村经济，给叶晓明、冯世杰、刘冰他们一个成就事业的机会。这个市场夹缝虽然很窄，但是成就王庙村和几个发烧友是足够了。”
刘冰这种人在中国大有所在。先来看看刘冰在高光时刻的心理体验：
刘冰落下车窗玻璃，点上一支香烟，侧着身子悠闲地观赏车窗外的雨景。宽阔的马路上车来人往，树木被小雨洗刷一新，空气清凉、湿润，雨点儿淅淅沥沥地落着，在地上不规则地跳跃，发出美妙的“沙沙”声，仿佛是一首年代久远的老歌在耳边回响，能把人的思绪带向一个无拘无束的自由境地，让人有一种宁静的归依感。
置身于首都圣地，坐在舒适的汽车里听轻柔的雨声，真是一种惬意的享受。刘冰觉得自己像做梦一样，一夜之间就步入了一个以前只能远远仰视的阶层。
不过，刘冰是一个想要高人指点出人头地而又不愿意承担任何可能的风险结果的人。
丁元英其实早就应该有所料到。韩楚风就曾经如此说到：“这盘菜不是人人都能吃的，如果扒着井沿儿看一眼再掉下去，那就真是饱了眼福，苦了贪心，又往地狱里陷了一截子。”丁元英说：“让井底的人扒着井沿看了一眼再掉下去是不是让他患上精神绝症？”
遭遇风险之际，叶晓明也不大愿意承担：“那也得讲理，是谁的决定导致了这种局面？当时咱们就反对，她欧阳雪就是不听嘛，现在让咱们跟着承担后果，这合理吗？”
叶、冯、刘找欧阳雪退股，欧阳雪选择了承担。三人谁都没有想到欧阳雪会这么简单地答应了，他们原以为欧阳雪会以公司法和创建公司的背景为理由一口拒绝，因为一旦格律诗公司败诉，此时接受股份转让就意味着承担了这一部分股份的法律责任……
欧阳雪就不明白一个问题：格律诗公司到底是谁的事？是谁非要找高人指条道？是谁需要通过格律诗公司解决生存和事业问题？商业投资就要承担商业投资的风险，请高人决策就要承担请高人决策的风险，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不能承担的风险就不要凑热闹，怎么就可以……可以……这样？！
最后的最后，肖亚文选择了接盘，选择了承担：“我的机会就在于败诉的风险，等打完官司，我就不该有机会了。如果可以胜诉以后再入股，以叶晓明他们的资历，他们理当比我有优先权。胜诉以后公司升值，如果按升值后的股价入股，我就得承担更多的负债……
肖亚文对于自己一直是有比较清醒认识的：“还在北京漂着呗，咱一没能耐二没本钱，除了打工还能干什么？省吃俭用攒点钱，看将来有没有机会。”
“我的机会就在于败诉的风险，在于应诉之前。我本来就是个打工的，输了接着打工。对我来说，能有个往牌桌上凑的机会就已经很不错了。”
“败诉了，我还去打工，从哪儿来到哪儿去。等老的打工都没人要了，我就摆个小摊、开个小店。这不是我愿不愿意的事情，是我必须得这样。如果我这辈子都没把债务还清，那欧阳也只能认倒霉了。”
攀缘的问题，在丁元英与智玄大师论道的时候就提到，丁元英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人的死结在一个“靠”字，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靠上帝、靠菩萨、靠皇恩……总之靠什么都行，就是别靠自己。这是一个沉积了几千年的文化属性问题，非几次新文化运动就能开悟。
在审讯王阳明的时候，芮小丹就指出，王是一个弱者，一个弱势文化群体的人，在强势文化里面他会觉得自卑，他的逻辑实质是强盗逻辑，追求破格获取的逻辑。另外阶层的上升之路，其实也是一种破格获取之路。
所以在扶贫王庙村的农民这件事儿上面，他一开始就说了，要“忍人所不忍，能人所不能”，中间的空间就是生存空间。人一生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生存问题，一个是生命的价值。
如果非要深究之攀援后又不能承担的缘起，其实本质是一个心里成本的问题。
对于心里成本，丁元英无疑是有过深刻的体验：“股票的暴利并不产生于生产经营，而是产生于股票市场本身的投机性。它的运作动力是：把你口袋里的钱装到我口袋里去。它的规则是：把大多数羊的肉填到极少数狼的嘴里。私募基金是从狼嘴里夹肉，这就要求你得比狼更黑更狠，但是心理成本也更高，而且又多了一重股市之外的风险。所以，得适可而止。”
“这里面既有政治经济学，也有市场经济学，既要为改革开出一条道，又要分解改革的阵痛，这时的股市真真假假、大起大落。在这种背景下，你既得盯住庄家的黑手，也得盯住衙门的快刀，你得在狼嘴里有肉的时候下筷子，还得在衙门拔刀之前抽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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