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舟，專欄作者，南都觀察特約作者
每次有災情發生，總會湧現出一些英雄人物，這次新冠疫情也不例外。然而，和以往不同的是，這次一線的醫護人員中，卻出現了不少“拒絕當英雄”的聲音，也使得以往那種“塑造人物典型”的宣傳思路翻車了。這讓很多老一輩的人感嘆“看不懂”，但如果轉換思路就可以發現，或許正是在這樣微妙的跡象，體現出新一代的權利意識正在發生積極而不可逆的變化。▌“英雄也是人”：英雄觀的變革疫情發生後，很自然地湧現出許多有關醫護人員事蹟的報道，然而其中明顯的一個差異是：在社交媒體上，一線醫護人員自述式的記錄，真切可感，廣為傳播，也獲得許多好評；而那些歌頌醫護人員非同尋常犧牲奉獻的事蹟，諸如“90後護士流產10天重回一線”、“援鄂女護士放下植物人丈夫毅然奔赴一線”等等，卻遭到普遍的炮轟。甚至有人乾脆說：“造典型的媒體們，能不能放過女護士和女醫生？”
這倒也不是說媒體宣傳如何“蠢”，因為在我們以往的道德觀裡，確實是要超乎常人的犧牲才值得歌頌，才能成為“典型”。不僅如此，人們也普遍尊敬那種能無私忘我的道德榜樣，因為能做到這一點的確實寥寥無幾。順著這種思路，自然認為要非同尋常的事蹟才是值得報道的“新聞”。
問題是：這樣一來，歌頌的其實是一個道德超人，但現在的社會心理，想看到的卻是平凡而真實的人性。
道德超人所在意的，往往是大原則，他們可以大公無私、乃至捨生取義，這勢必讓他們顯得輕視自我權益，甚至可以完全不計個人得失，只有這樣才格外體現出非凡的高尚。然而，正因為能做到這樣的，往往百中無一，這樣極端的個案反而很難成為讓人追隨的“角色模範”（role model）。這就像以往的戰爭故事中，要竭力凸顯英雄人物如何“大無畏”，一絲一毫的“怕死”都是對他形象的玷汙，但現在人們則開始懷疑這是不真實的、反人性的，一個英雄人物承認自己同樣“怕死”不僅不會有損其形象，反倒會更深地引發人們的共鳴與好感。
這遠不只是宣傳口徑上把握“度”的問題，而是一種顛覆性的範式轉移：人們的英雄觀發生了迥然不同的轉變。新的價值觀強烈要求承認“英雄也是人”，拒絕道德綁架，認為這只是捧殺式的“架起來烤”。在這種情況下，一個人宣稱自己沒有私利，反而會被懷疑他是否別有目的，因為“私利”已經不再是見不得人的了，而被正當化了，可以大大方方說出來——這被承認為“人性”的一部分。
中國傳統其實也講“禮順人情”，要求不要違拗正常的人性。春秋時，有些魯國人被賣為奴，孔子的高足子貢將他們贖回，且拒絕了任何報酬和榮譽，受到廣泛讚譽，但孔子卻批評了他。子貢感到不解，孔子說：“你本來做的是一件好事，如果接受回報，別人看到自己同樣行事的回饋，也會效仿；可是你不受任何回報，立下了極高的道德標杆，魯國從此就沒人再敢做同樣的事了。”
承認“英雄也是人”不僅明確當事人的權利，不鼓勵、不強迫過度的奉獻犧牲，也能更好地體現人文關懷。正因此，浙江舟山市公安局一紙“強制陪伴令”，命令一直奮鬥在疫情防控前線的警察劉成攀必須回家陪伴在防疫一線身體不支、臥床休息又無人照顧的妻子，因為“警察是有血有肉的人，而非機器”。這一發佈於2月14日的指令感動了無數人，甚至被稱為“最動人的情人節禮物”。這是一個風向標事件：英雄的“超人性”已經不再能打動人，體現其“人性”才值得肯定。
▌被動員的自願：主動奉獻的權利
由此，我們也能理解另一個事件：15名甘肅護士集體剃光頭，出征湖北。這在前一陣也引起輿情軒然大波，有人讚賞為“年度最美髮型”，也有人抨擊為漠視女性權利。須知，在援助湖北的醫護人員中，過半的醫生以及90%以上的護士，都是女性。對她們而言，不僅僅“英雄也是人”，還要考慮到“英雄也是女人”。
固然，人們不是不能理解，在疫情的特殊情況下，護士頭髮較長，穿戴口罩、防護服時諸多不便，為了避免交叉感染的風險，將頭髮剪短也是非常之舉。像這樣的做法不僅有甘肅的這一批，陝西的一撥護士、雲南第一人民醫院的31名援助湖北醫療隊員，也都集體削髮出征。不過，上海、福建等地的醫護人員並沒有這樣集體剃光頭的舉措，上海仁濟醫院的援助醫療隊員在出發前雖然也有剪短頭髮，但都配備了理髮師，尊重醫護人員的意願，事先溫和問一句：“你想要剪成什麼樣？”做出來的髮型也各有不同，更沒人把這作為集體誓師儀式的一部分來宣揚。
這事之所以引起輿情反彈，是因為女孩子們一邊哭一邊被剃光頭的場景觸動了個人權利的敏感底線：如果並不是非剃光不可，那一個愛美的女孩子為什麼要被迫這麼做？ 事實上，這樣的做法以前更多見於軍隊，只不過士兵出戰前剃光頭，是為了萬一頭部中彈，傷口便於清理。以此要求護士是否妥當，本就可議，固然事後官方的說法是她們都出於“自願”，但網上流傳的對話卻顯示並非如此，畢竟她們的眼淚就能透露出來真實的信息。何況，在那種情況下，不願意也會被集體壓力勉強著願意——它不僅侵犯個人權利，而且被侵犯的人還要在壓力之下承認自己是“自願”的。
在我們社會中，不時可以見到這種“被動員的自願”，一些本來自發自願的事，到後來也要整齊劃一、同一步調。2月14日，武漢東湖學院在各大微信群中組織捐款，建議的標準是：學校為50萬元，職工個人捐款按層級區分為校領導1萬元、正處級（院長）2000元、副處級（副院長）1000元、正科及以下人員500元，學生50元。雖然說明這遵循“自願”原則，但落實到現實中，這卻都是“強制”的，結果被捅到媒體上，又引爆一波議論。
這裡的問題在於：“自願”本應是自下而上的，但自上而下的力量主動性太強，都是定下規則，不由分說，結果本來個人自願的“捐款”變得與“攤派”無異，“自願”也就變成了“被動員的自願”。 此時，你不願意也得願意——想不通？那就做思想工作讓你想通為止。
當然，有一點也值得注意：不論如何，“自願”也還是被抬出來作為正當性的論據，換句話說，連官方也不得不承認，“非自願”是不正當的。也就是說，個體意願總是得到了公認，這比起強調“少數服從多數”的時代，總是一大轉變。只有這樣，個人才有權利“說不”，是不是要犧牲奉獻，要取決於他的自願，也只有這樣，這種英雄主義的主動獻身精神才更值得我們敬佩。
▌“我是醫生，我反對給醫護人員子女加分”
疫情發生後，醫護人員的貢獻有目共睹，各地紛紛推出政策，旨在激勵他們。但也許讓政策的制定者始料未及的是，“為一線醫護人員子女中考加分”的政策，連不少醫生都在反對。一位重慶的醫生在微博“眼科大白有話說”上，更是旗幟鮮明地反對。
醫護群體反對這一政策的原因，或是覺得破壞了社會的基本公平（畢竟考試製度被公認為最公平的制度之一），或是覺得醫護人員本身就無法均等地享受這一政策（並不是所有人都有子女面臨中考），又或是覺得這並未解決醫護人員真正關切的問題——例如對醫生的尊重、解決醫患糾紛、提高醫生待遇等等，有些人乾脆地說，直接發獎金也比這個好。
不僅如此，這樣向某一群體傾斜的做法，會使公眾質疑：特定的受惠主體範圍本身就帶有對其他參與奉獻主體的歧視。很多群體都為抗疫做出了貢獻，那麼醫院保安、雷神山/火神山/方艙醫院建設工人、負責為病號製作餐飲食物的廚師、快遞小哥、超市人員、社區幹部，這些人的奉獻怎麼評估？從個人權利的角度來看，這樣的政策更顯奇怪：父母做了好事，惠及的卻不是他們本人，而是其子女！無論是什麼獎勵，難道不應該是誰付出、誰擁有嗎？正如有網友一針見血指出的，這個政策“其實就是變相給個短期烈士待遇”。
直白地說，這一做法唯一的好處，可能就是政府既不用掏錢，也不用切實做出結構性改變。但從社會心理的角度來看，這也可以看出一個可貴的變化：大家都開始堅持權利與公義，哪怕一次性受益人是自己。
這種全新的權利意識，與上述英雄觀的轉變，正是一體兩面：人們拒絕為空泛的說辭無條件犧牲，不要大而無當的獎勵，大方地承認人性的私利、正當權益和切身利益，他們明確主張，自己想要爭取的不是前者而是後者。
武漢協和醫院的一位副教授2月18日在微博“維慈醫生”上所說的一番話，可能說出了許多醫護人員的心聲：“其實我們根本不是什麼英雄，在最黑暗的那段日子也會恐懼，只是疾病面前醫生首當其衝，就像火災消防員要上，打仗軍人要上，抓犯人警察要上，這幾類職業都是與百姓性命相關的，這叫職責所在。幕後是各方力量在幫我們，我們站在臺前，疫情結束後，還是退到幕後老老實實上班，別傷害我就行。”
在這裡，她強調的不是“英雄”的超凡品格，而是普通的人性；是明確的職責，而非寬泛的道德；要求的不是榮譽和特權，而只是“不受傷害”的權利。如果從大的社會歷史變遷來看，這意味著一直以來在“公”的籠罩下難以為自己爭取“私”利的中國人，其權利意識和主體意識終於達到了一個新的層次。尊重這種自我意願、承認這種個體利益的正當性，展現英雄身上真實的人性，這或許是這次疫情可以為我們這個社會帶來的新變革。順著這樣走下去，一個更好的中國社會完全是有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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