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漢末天下大亂到天下三分的歷史進程中，最有活力和魅力的是東吳統治集團，但人們常將欣賞的目光聚焦到了孫權、魯肅、周瑜君臣身上，就連頗為自負的曹操和諸葛亮也不得不承認:“生子當如孫仲謀”。諸葛亮則在隆中對中稱：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以為援而不可圖也。其實，吳國鼎足江南奠基於孫策時代，其謀劃者就是與張昭齊名的張紘。
一、鼎足江南 ，獻謀孫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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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紘，字子綱，廣陵人(今揚州市人)，漢末曾遊學於京都洛陽，在太學中精心研讀《周易》、《尚書》等儒學經典，熟知中原文化，胸懷天下，不願與當朝權貴同流合汙，不應徵闢，“大將軍何進，太尉朱儁，司空荀爽三府闢為掾，皆稱疾不就。後避難江東，投奔孫策，任“正議校尉”，與張昭一起成為孫策的左右手。《吳書》曰:“紘與張昭併為參謀，常令一人居守，一人從征討。後呂布襲取徐州，因為之牧，不欲令紘與孫策從事。追舉茂才，移書發遣紘。”在張紘的影響下，同郡的秦松、陳端“並與紘見待於孫策，參與謀謨。”《三國志·孫策傳》:“彭城張昭、廣陵張紘、秦松、陳端等為謀主。”在二張中，張紘才華出眾，聲名遠播，博得了孫策的高度信任。
“昔周道陵遲,齊、晉並興；王室已寧，諸侯貢職。今君紹先侯之軌，有驍武之名，若投丹楊，收兵吳會，則荊、揚可一，仇敵可報。據長江，奮威德，誅除群穢，匡輔漢室，功業侔於桓、文，豈徒外藩而已哉?方今世亂多難，若功成事立，當與同好俱南濟也......”
孫策與張紘的這段對話，可稱之為“廣陵對”，可與諸葛亮與劉備之“隆中對”，沮授與袁紹之“鄴城對”相媲美。在漢末政治舞臺上，張紘是“高名播越，遠近懷歸”，所以孫“策數詣紘，諮以世務”，期盼得到其支持與指點。這種君臣相遇與相知的感人情景，開啟了劉備與諸葛亮、孫權與魯肅等君臣關係的先河。張紘提出鼎足江南的宏圖大略，開啟了漢末由天下大亂到天下三分的最早藍圖，後來東吳的鼎足戰略都是這一藍圖的繼承和發展。因此，張紘可謂東吳鼎足江南最早的設計師。
二、雙面間諜 迎刃有餘
為了緩和和中央的關係，作為地方割據軍閥的孫策，難免要和中央政府進行互通互動。於是，作為本地士卒的代表，張紘就負擔起這個責任，作為孫策的主要謀主，曹操愛惜張張紘的才華，又有助於削弱孫策的勢力，於是張紘就被留在了許都，而孫策也需要來自許都的情報，也就默許了張紘的做法。孫策希望，張紘不僅能夠刺探情報，而且能夠在關鍵時刻影響許都政局，達到不戰屈人之兵的目的。
但就在孫策打算實現“據長江”的夙願，陰襲許昌的時候，遭遇刺客的襲擊，年僅26歲離開人世。孫策死後，曹操看到有機可乘，準備大舉征伐江南割據勢力，遭到了張紘抵制和據理力爭。
張紘認為，趁人喪期進攻，不符合古禮，而且打不贏，就真的放棄了所有以前的示好。曹操聽了之後，認為很有道理，於是就讓張紘返回東吳，輔佐孫權。“曹公從其言，即表權為討虜將軍，領會稽太守。曹公欲令紘輔權內附，出紘為會稽東部都尉”從這段記載可以看出，曹操讓張紘迴歸東吳政壇，主要也是想讓張紘“內附”成為中央紮在東吳的釘子。這就開啟了張紘雙重間諜的身份，從此，張紘在魏吳雙方的默契下，充分發揮了自己的諜戰才能，成為三國絕唱。
張紘雖然在中央做官，但是這並不能盡情發揮他的才智，外加這是孫策的安排，所以孫權並不在意。張紘竭盡心智輔佐孫權，孫權的母親吳太夫人也特別倚重張紘，稱呼張昭為東部，而對於其他人，包括周瑜，都直接稱呼名字。正因為如此，張紘也深得孫權的信任，在二張等文武大臣的悉心輔佐支持下，孫權不僅穩定了個人的統治地位，而且進一步鞏固了孫吳在長江下游揚州六郡的統治，為進兵荊州、爭奪長江中游水陸交通要衝創造了條件，於是征討黃祖，報孫氏世仇，就成為孫權秉政後的第一個戰略目標，而在西征黃祖的問題上，張昭反對，張紘支持。張紘的想法是，在中央和吳境不發生正面衝突的前提下，以全力發展江東為首要。
黃祖作為荊州牧劉表麾下將軍、江夏太守，駐守夏口(今湖北武漢市境)，扼守江、漢水陸要衝。建安十三年(208年)春，孫權第三次親征江夏黃祖，命張紘“居守”大本營，鎮吳，全面負責後方事宜，並遙領會稽東部事務。平定江夏，剿滅黃祖，不僅告慰了孫權父兄的在天之靈，提高了孫權本人的威望，而且使孫吳的勢力範圍越出揚州六郡，深入荊州腹地，控制了長江中游水陸要衝，保證了下流安全，提供了迎擊曹魏的戰略基地，為在赤壁之戰中擊敗曹操奠定了基礎。
赤壁之戰中，張紘思慮再三，作為文官，他和張昭一樣，對周瑜的自大和擅權非常不滿，於是選擇主投降，但諸葛亮出使東吳，加上魯肅以文官之身盛讚對抗，二張陣營在答辯中不敵落敗。赤壁之戰後，孫權進佔荊州大部，曹操南進之勢受到遏制，孫劉立足江南漸成事實，天下三分成為必然趨勢。孫吳與曹魏在長江以北的合肥、廬江、潛山一線展開爭奪。建安十三年十二月，孫權以張紘為長史，親率大軍進擊合肥，久攻不下，被迫撤軍。
《三國志·張紘傳》記載，張紘多次勸阻孫權的輕敵狂躁。孫氏家族出身行伍，孫堅、孫策父子都以“主將輕脫，自敵小寇”而英年早逝，“皆輕佻果躁，隕身致敗。”張紘不僅在戰機的把握上老成持重，而且在戰術的運用上也可圈可點。《吳書》記載，合肥城久攻不拔，張紘進計曰:“古之圍城，開其一面，以疑眾心。今圍之甚密，攻之又急，誠懼並命戮力。死戰之寇，固難卒拔，及救未至，可小寬之，以觀其變。”議者不同。也就是孫權並未採納張紘的意見，導致合肥戰役的失利。隨後第二年，孫權幾次征討合肥，都沒有取得戰績，這和張紘的雙料間諜身份，存在很大關係。
張紘認為，“宜且隱息師徒，廣開播殖，任賢使能，務崇寬惠，順天命以行誅，可不勞而定也”建議孫權保持既有現狀，孫權不聽，果然戰敗合肥之戰後，孫權果斷的調整了對外的戰略與策略，一方面借荊州給劉備，樹曹之敵，加強孫劉聯盟，穩定西線，減輕自身的壓力；另一方面將戰略重心東移北上，採納張紘的建議，“出都秣陵”。建安十四年三月，曹操自赤壁退還譙縣(今安徽亳州市)，練兵待戰，孫權也將指揮中心東移，自柴桑(江西九江)回吳(江蘇蘇州)。“紘建計宜出都秣陵，權從之。”建安十六年，孫權徙治秣陵(今江蘇江寧)，十七年修石頭城(今江蘇南京西)，改秣陵為建業。不論是劉備勸都之，還是孫權自欲都之，定都金陵的首倡者是張紘。張紘將歷史記載與實地考察結合起來，建議孫權建都金陵，不僅體現了他嚴謹求實的學者風範，更重要的是通過遷都行動，減少了與曹魏的衝突，為將來實現吳魏的短暫聯合創造了契機，這才有了將來的“大魏吳王”。
此時天下三分的大勢更加明朗，東吳迫切需要建設一座既能抵禦外敵，又能號令江南的新都;從局部來看，曹魏與孫劉的軍事鬥爭，西線有劉備的牽制，中線有江夏郡的控扼要衝，惟東線的吳(江蘇蘇州)偏於南部，對東線的北方鞭長莫急，需要另建新都金陵。為了保衛建業，孫權在建業城西秦淮河入江處修石頭城，又於巢湖以南修濡須塢，以防來自上游的侵犯。從此，東吳的政治策略從聯劉變成了鏟劉、溶劉、防劉。
三、文才出眾，筆挺孫吳
張紘是東吳眾多的文臣中為數不多的幾個在國都洛陽太學中深造過的高級知識分子，是當時江南一大學問家。張紘還是東吳眾多的文臣猛將中，受中原王朝器重，被漢室朝廷正式任命的官員。張紘廣博的學問、出眾的文才和特殊的個人經歷，使他成為聯繫中原文化與江南文化的橋樑與紐帶，張紘也不負眾望，在北方朝堂之上大力宣傳江南英雄與江南文化，努力為東吳築造文化長城。
《三國志·張紘傳》注引《吳書》曰:“紘至，與在朝公卿及知舊述策(孫策)材略絕異，平定三郡，風行草偃，加以忠敬款誠，乃心王室......”正因為張紘不僅熟知中原文化，且心繫東吳，所以孫策、孫權時代“每有異事密計及章表書記，與四方交結”，常令紘草創撰作，《三國志·張紘傳》記載，“紘著詩賦銘誄十餘篇”，但目前保存下來的張紘文章並不多，比較完整的有兩篇：一是建安二年，袁術在壽春稱帝，引起一片討伐之聲，《吳錄》記載孫策使張紘為書，張紘代孫策起草了一封千言長信，講了九條不可僭號的理由，文采飛揚，說理透徹，雄辯滔滔。這篇大氣磅礴的長文，不僅讓孫策嶄露頭角，讓各路軍閥刮目相看；也讓張紘一鳴驚人，聲名遠播。“臣松之以為張昭雖名重，然不如紘之文也，此書必紘所作。”
張紘臨終前留給兒子張靖的短牋，主要談君臣關係，重點講君主的求賢納諫，從善如流，“自古有國有家者，鹹欲修德政以比隆盛世，至於其治，多不馨香。非無忠臣賢佐，闇於治體也，由主不勝其情，弗能用耳。”這篇文章類似諸葛亮的《出師表》，表白了張紘以儒家為核心的思想實質，同時又對孫權頗多希冀，故“權省書流涕”。另外，張紘還把孫堅、孫策父子的創業艱難和卓絕成就寫成頌文，也得到了孫權的稱讚。除了大力宣傳孫氏父子外，張紘還對孫吳的傑出人才大加揄揚。虞翻是東吳一位著名學者，對這樣一位頗具真才實學的學問家，張紘抓住機會進行宣傳。《三國志·虞翻傳》雲:“會稽東部都尉張紘又與融書曰：虞仲翔前頗為論者所侵，美寶為質，彫摩益光，不足以損。”張紘就是這樣以自己溝通南北文化的特殊身份，不遺餘力的宣傳南方英才，筆挺孫吳，功不可沒，這也為他的間諜工作提供了很大的便利，終其一生，孫權雖然對他產生過懷疑，但始終沒有像張昭那樣，發生過激烈衝突。
張紘享年六十歲，孫權聽到他的死訊，不禁為之落淚。作為一名雙面間諜，在吳魏兩國政壇迎刃有餘，三國志中，再無第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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