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高临下是在战争中握有先机的重要手段。放在技术条件较为简单的古代，就是大家所熟知的那些城墙高塔。乃至横行水面的各类战舰，也期望能在身形上压过对手。

然而，唯有在东亚地区，两者被非常直接的拼接起来。以至于在漫长的水/海战历史上，都浮现出楼船这个名字。

秦汉盛世的浮动碉堡

春秋时期 最早的楼船雏形就已出现

早在公元前5-6世纪，春秋时期的先民就留下部分关于水面作战的形象，为后人体察其状态提供方便。虽然当时的船舶技术非常原始，但也有了楼船型战舰的雏形。

当然，原始的楼船思维绝非东亚本地专属。时间略早200-300年的腓尼基人，就在地中海东岸也捣鼓出类似东西。尽管其航海技术明显高于吴越土著，但对作战框架的理解却是惊人类似。通过为划桨的船只加装第二层，建立有效的作战平台，甚至比数百年后的东亚竞品更类似早期城楼结构。然而，这样的做法还是在公元前5世纪初就宣告淘汰。原因当然是希腊人的后来居上，用更加适合近海作战的低矮桨帆船，将笨重而不灵活的腓尼基楼船取代。结果，原本的师傅反而向徒弟学习，也使得整个地中海沿岸的战舰都逐步偏向希腊样式。

公元前8世纪的腓尼基楼船 就因适用性问题而被淘汰

这倒不是因为西方先民不懂居高临下的好处。但近海风浪，是无论如何都强于内陆大河。所以，若只是粗糙的在船体上架设多余结构，就容易造成整体性倾覆。因此，在淘汰腓尼基式楼船后，整个希腊-罗马世界的舰船都更加追求整体性结构升级。一面增加划桨手的数量，同时也在增加船体高度，对体量较小的对手形成天然优势。至于个别突出的小型塔楼，也不会在整体上影响整船平衡。

与此同时，东亚地区的楼船技术还始终停滞不前。由于木工技术欠佳，原先的小型船只很难按照原结构进行直接放大。为了迅速追求效果而不耗费太多时间用于研发，便有人在两艘小船之间架设平台木板，从而开发出秦汉帝国盛世阶段的古典楼船。这种船型的最大好处，就是能将内河小船迅速“增强”为多层浮雕碉堡。无论是秦军从汉水或长江上游出发远征，还是汉武帝派人走近海攻打箕子朝鲜，都用这些古典楼船输送部队及粮草。甚至在攻灭南越国的战争中，楼船成为南下大军的主要载具。

秦汉时期的楼船 技术和造型都相当原始

尽管古典楼船的技术上毫无优势，但在缺乏竞争者的东亚世界，已算得上是顶级的王牌战舰。到了公元1世纪初，还有东汉将领马援率2000艘大小楼船出海，远征到越南中部。这也不是因为汉军的航海或水战技艺多么超强，只是人丁稀少的地方部族无力抵抗同时赶来的20000人大军。笨重的楼船就得以顺着海岸，慢慢依靠有效的人力划桨移动。

也是在东汉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成形为东亚输入更多船只技术。真正适合走海路的帆船，由印度和南洋商人引入交趾或番禺等地，向北辐射到吴越沿岸。由此逐渐成型的东亚海船，势必将对来自内河的楼船发起挑战。遗憾的是，我们在之后的几百年历史记录中，都发现这个迹象很不明显。

东汉的楼船舰队 最远抵达过越南中部

曲折的技术性对抗

汉末的乱世 让南方水系成为战场

汉朝末年，随着时局危机和军阀四起，许多江河湖海又重新开始成为鏖战沙场。曹操就有意识的在邺城挖掘人工湖泊，为草创阶段的楼船部队提供训练场所。然而，直到领地推进至淮河与长江北岸，才用收编的荆州人马扩充出庞大舰队。结果，楼船的弱点在赤壁战役中暴露无遗，被顺风而来的火船悉数焚毁。

当时的水师将领，早就意识到楼船的机动性弱点。因此，在战术上谋求大小船只的编队配合。大型的楼船往往居于中央，担任瞭望、指挥和决战功能。大量沿袭先秦特色的戈船小艇，则搭载近战部队到周围警戒，同时也成为拦截火船或敌方小股破坏力量的先锋。但南北船舶技术的不对等发展，还是让曹魏方面的楼船显得比东吴对手更加原始。后者已开始摒弃古典双体船结构，慢慢在改良的单体船上假设木质城楼。

楼船始终是水师舰队的核心所在

只是碍于当时的技术发展条件，这些新式楼船的体积不弱古典前辈，属于比较罕见的中型战船。

司马氏的西晋王朝建立后，并没有将战略重心转向沿海。相反，南下灭吴的主要力量，是从上游出发的巴蜀舰队。依靠大量陆军在长江沿线发起突袭，掩护船队成功突破中游的东吴水师拦截，从而规避了自身技术弱势。但南方船舶技术的向北蔓延，才是晋军迅速磨平水面战差距的基础性因素。当然，由于战争中的双方都开始拥有技术水平类似的楼船，大家都纷纷开始为己方水师增添攻击手段。但直到西晋灭亡与衣冠南渡，东亚楼船的主要武器还是单兵弓弩。对比地中海世界已流行多年的弩炮来说，无疑在火力方面弱了一截。同时，由于缺乏撞角等大杀器设备，也无法通过加速度来迅速破坏敌方舰船。

新式的单体楼船 逐步取代老旧的双体结构

南北朝阶段，整个长江及其支流都成为各方水师交手的热战区域。建都东南的东晋等偏安政权，一方面需要应付新蹿起的北方势力，也必须直面各类此起彼伏的内部纷争和地方起义。单体楼船的体积也随战争需求而不断加大。

因此，无论隋文帝打造的五牙战舰，还是杨广和李世民派往辽东的楼船部队，都在以数百年前的技术和操作准则行事。北宋王朝也在汴梁开凿人工湖泊，容纳可随运河调度的楼船大军。留下沿海的大片水域，依旧是印度、波斯或阿拉伯海商横行的天下。

中小型楼船 在更多时候成为主流

最后的抗争

宋朝的大部分楼船 已经趋于小型化

随着靖康之变与宋朝的统治中心南移，沉寂多时的江淮水域也再次成为战争前沿。古老的楼船也在这个时期，迎接新一轮技术升级所带来的挑战。只是在故事开始的时候，她们还能以最为传统的方式挽回尊严。

1132年，自封大圣天王的杨幺在洞庭湖流域崛起，并组织义军反抗临安朝廷。在控制足够多的周边支流后，他们的部队也开始装备大型楼船，并引得宋军调集大量水师赶往镇压。得益于南印度海船技术在五代前后的东传，许多沿海宋军已换装了新兴海船，自信能以技术优势获得完胜。然而，当他们逆流进入洞庭湖后，就经常不能依靠顺风优势推进。

宋朝的频海战舰主要源自南印度地区

由于技术底子源于外海帆船，这些南宋海船所配备的划桨数量有限，无法在逆流环境中保持机动。更要命的是，海船本身为追求平衡而没有装配高耸塔楼，同步传入的希腊火技术也无人继承。于是，面对来势汹汹的义军楼船，南宋水师不仅遭火力压制，还被拍竿砸的异常痛苦。

在更早之前的黄天荡战场上，名将韩世忠也以大量赶造的楼船封堵金兵退路。然而，后者很快发现楼船的机动能力堪忧，不断出动小船予以突袭。不仅从包围圈中成功脱离，还险些将南宋的中流砥柱击杀。但基于后来的洞庭湖战区反馈，南宋君臣还是在建设水师部队时会强调楼船重要性，并为中型帆船也假设木质塔楼。只是苦于技术进步缓慢，终究不能克服当初就已发现的诸多问题。

旧式楼船的缺陷 在黄天荡这类案例中也非常明显

当蒙元帝国在13世纪后期南下，就迅速以大量小型船只组成先锋水师。南宋方面则将各类内湖或沿海舰艇改造为楼船，期望以居高临下的射程优势构筑水面长城。最终，舰队不是被火船烧的不胜其扰，就是遭部署两岸的配重投石机重击。整个水师部队的溃败，也决定了临安宫廷的最后宿命。元朝的水师则以海外的日本、占城和爪哇为作战对象，基本舍弃了无法出海的楼船。不过，古老的楼船思维，还是继续在东亚地区被留存下来。

1363年，同为红巾军分支的两位枭雄，在鄱阳湖展开水面大战。以荆湖为基本盘的陈友谅，依然大造楼船出击，并经常利用高耸的塔楼直接攻取沿岸城池。赶来增援的朱元璋，则基本上以长江下游为依托，所用战舰也皆为灵活的中小型版本。结果，陈友谅的楼船队被封锁在内湖尽头，陷入进退两难的不利局面。朱元璋的船队则拥有不少早期火器，连纵火都有原始火药作为助燃剂。结果，那些来自荆湖的楼船便因后勤和火力劣势而毫无用处，在争相突围中纷纷搁浅。陈友谅本人也在混战中被流矢击毙。

鄱阳话水战的结果 已预示着楼船即将被淘汰

此后，明朝的正规水师也继承蒙元传统，放弃以楼船等过于陈旧的型号作战。郑和的远航部队，也以大量引入阿拉伯技术的“杂交”船型为主，不再将高耸的楼船视为大国象征。

1519年的宁王之乱，是大型楼船在东亚战场的最后回魂。然而，叛军既不能拿下设防城市，也无法在静态防御中保存自己。随着王守仁的火船战术得手，这种古老而原始的内河武器也终于不再受到青睐。但各类接受类似改装的中小型舰船，还是在内河漕运与沿海训练中发挥作用。

16-17世纪 楼船基本在东南亚水域消失

在1522年的西草湾之战中，广东水师就出动大批设有高台的帆船出阵，围殴葡萄牙人的小型桨帆船战舰。到16世纪的中后期，明军才终于将古老的楼船思维完全摒弃。

不过，在技术传播条件稍差的日本，古代楼船的变体还继续流行了一段时间。整个战国阶段，大量带有中古遗风的安宅船，都是日本各路大名的水面战主力。其中也不乏日本丸这样的巨型个体，在外观上显得很有气魄。然而，一旦战场从本土的濑户内海转向朝鲜半岛，这些船只的能力就在新环境下暴露无遗。

日本本土是最后秉持楼船思维的战场

到17世纪初，战端平息的日本也不再大量保有这些“古船”。至此，在东亚地区流行2000多年的特色楼船，终于在时代的洪流面前消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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