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称他 “小施”，只因我认识他的时候，他还是个不满三十岁的年轻人，而我已经年过半百了。就像我至今仍称刘广宁为小刘，童自荣为小童一样。一辈子这样叫惯了尽管他们现在也六七十岁了。小施是我上海电影译制厂的前同事施融。
1981年为《姿三四郎》配音时，苏秀与施融
小施是1979年由沈阳部队文工团转业到我们厂的。他来的时候我完全没有注意到他。以致前些年我写书的时候，竟然想不起我是看了他配的哪部电影才发现他是个可造之材的。后来为了做《我的配音生涯》有声版，看了大量老片，才想起我是看了他配的《绝唱》中的一个小长工，因为向东家讲了小雪的秘密而无限懊悔、自责，向小雪道歉的一小场戏。他配得真诚、动情，不由我想“这小青年还不错，以后有机会要让他多配点戏。”
于是，他先在我担任译制导演的《砂器》中，配了便衣警察吉村。之后又配了当年我厂的重点片《雾之旗》中的年轻记者阿部（三浦友和扮演）。那时，小施来厂还不满一年。和我共同担任这部影片的译制导演伍经纬说：“恐怕老头儿（厂长陈叙一）不会同意吧。”我说：“这个人物执着、单纯，小施的语言朴实，很适合这个人物。老头儿如果不同意，让他去换人好了。”当然，老陈是同意我们安排的。
不过,后来影片鉴定的时候，老陈却说：“一听就是苏秀在那配戏。”小施听了很难过，以为自己的戏没配好。我告诉他：“他不是冲着你，他是冲着我来的。觉得我太逞能了，敢用一个新人配重点片。得勒着我点，别让我太狂了。”但是我暗想，老陈心里说不定还欣赏我用人大胆呢，我是在实践他培养演员的计划呀。
果然，小施一炮打响。而后，他又在毕克担任译制导演的《蒲田进行曲》里，配了安茨；杨成纯担任译制导演的《希茜公主》里，配了弗兰茨皇帝；还有英若诚导演的国产片《马可·波罗》里的马克·波罗；《华罗庚》中的华罗庚等，成了青年演员中的抢手人物。他在上海电视台译制部，配了美国连续剧《傲慢与偏见》；在上海音像资料馆配了好几部美国的名片——《普通人》《后窗》《飞越疯人院》的男主角。
施融2014年在罗马
其实，让我对他另眼相看的，并不单是他在业务上有多用功，悟性有多好，而是因为他玩魔方。
那些年，上海兴起玩魔方。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大家在那转啊转的。但是，转出一面还容易，要想转出六面就难了。于是，大家又纷纷放弃了。我是一个不肯轻易认输的人，不甘心半途而废。有空的时候，还拿出来转转。而施融，每天午休时，必定坐在靠墙的沙发上，认真地转着魔方，甚至还做笔记。
有一天，一大早，他一走进演员休息室，就举着转出了六面体的魔方，冲着我欢呼道：“我转出来了！”虽然转魔方不过是游戏，可是他这种做一件事，就一定要做成的执着，却是我特别赞赏的。因而把他引为“同道”。
他们从部队转业来的几个人——丁建华、王建新、施融等，因为很小就参军了,所以都只有初中文化。厂里要求他们必须利用业余时间读出高中文凭。我说：“大多数人，都是为了高中文凭而学习。唯有小施，是对学习本身感兴趣。”果然，他在期末考试中，考到全电影系统第一名。
学习也一向是我的兴趣所在。我至今记得，发生在两河流域的古文明，都在伊拉克境内，一条河叫底格里斯，一条河叫幼发拉底。我还曾在一个月的病假中,读完了巴尔扎克包括各种文学形式的96篇作品的《人间喜剧》。
有一次，我们接了一部拍得不怎么样的影片，剧本上的台词，和银幕上演员的口型，简直相差十万八千里。我一遍一遍地数口型，再一遍一遍地做记录，记下演员说话的停顿，哪里是句号，哪里是逗号，哪里是一个段落。务必做到配音时，配音演员与原片演员呼吸与感情节奏一致。
小施看我做本子做得十分辛苦，就劝我，“你不是说，这是一部烂片吗，干嘛还那么一点不肯马虎？”我说：“我一辈子这么干惯了。我不会淘糨糊。”到录音的时候，有一段戏，我已经喊“过了”，他却说，“再录一遍吧。”我说：“你不是说我干嘛一点不肯马虎，你为什么也不肯马虎？”他说：“既然做了，总得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吧。”
“既然做了，就一定要竭尽全力去做好。”我们是同一类人。
还有一件事，使我铭记至今。他业余参加配戏，那个组班子的朋友，多给了他几十块钱，并嘱咐他不要跟其他演员讲。他打电话给我说：“我不想多拿那几十块钱，更不想对别人撒谎。”我非常看重他对我的信任，因而把他认作好友。
2004年施融回国我们去程玉珠家作客
1986年，他去美国留学。在那里开始包饺子、送外卖，贴补自己的学费。他写信来说：“我擀饺子皮，擀得手上长了老茧，半夜里在寒风中给人送外卖。真希望我来美国不过是一场梦，一觉醒来，仍然和你们在录音棚里。”
可是，他挺过来了！
大学毕业后，慢慢站稳了脚跟。后来，做了一些媒体驻纽约的特约记者，有了新的朋友圈子。那末，对于我来说，他还是当年那个小施吗？是的，他仍然关心我视为终身事业的译制片。
他虽然只在上译厂工作七年，却是我厂最辉煌的十年中的七年，因而始终无法忘情于语言表演艺术。
他会兴冲冲地告诉我：“在联合国工作的年轻翻译们有多么欣赏陈叙一那个在《尼罗河上的惨案》里的‘悠着点儿’。”还会在越洋电话中和我讨论“赵丹的台词算不算好”。不仅如此，甚至比当年在一起工作时，更关心我的所作所为了。他把我送他的书——《我的配音生涯》和录音片段《余音袅袅》，仔细地看了，反复地听了。他说：“我认为，你是上译厂的当家花旦（在姚念贻之后，李梓之前那段时间）。后来，是否由于你的哮喘病在配音上受了影响？”
过去，我从来没这么想过。他说了之后，我也梳理了一下那些年我配过的戏。1954年我就在老陈第一次亲自担任导演的影片《不可战胜的人们》中为女主角修茨妻配过音。那是一个有一大群孩子的家庭妇女，因为支持丈夫的罢工斗争而成为革命者。她虽然连名字也没有，却是影片挂头牌的女主角。自1957年至1961年，我配了各种各样的角色。在《他的真名实姓》中配一个逐渐提高认识的知识青年。在《百货商店的秘密》中配一个说一不二的中年经理。在根据狄更斯名著《远大前程》改编，由大卫·里恩导演的英国片《孤星血泪》中配养女艾斯泰拉。在根据法国名著《红与黑》改编的同名电影中配一个特立独行的侯爵小姐玛季德。在前苏联新浪潮代表作《第四十一》中配红军神枪手玛柳特卡。在《不同的命运》中，配一个表面温和、做事低调实则意志坚定的女中学生。在《警察与小偷》中配一个要维持一家老小吃了上顿没下顿的贫苦生活而从不抱怨的小偷的妻子。在《漫长的路》中，配一个在俄国沙皇统治下，敢于反抗官僚的逼婚，最后被流放的政治犯。在《继母》中配一个终于赢得继子信赖的好母亲。在印度片《两头牛的故事》中，配一个泼辣能干的农妇，夫妇俩没有孩子因此爱牛如子。还有一部当年看起来非常诡异的波兰片《修女院院长约安娜》。一两百年前，在荒凉的洼地上，有一座修女院。在修女院边上有一个被烧焦的火刑架。那是前一个来帮约安娜捉鬼的神父被烧死的地方。远处传来凄厉的狼嚎，那是约安娜的孩子在学狼叫。我配的约安娜这个人物，一会儿是个圣洁、虔诚的修女，瞬间就变成了魔鬼附体的荡妇。不过，其中很多片子，如《第四十一》《红与黑》《两头牛的故事》《修女院院长约安娜》等都没有上演过。
1963年我们去崇明，海风一吹引起我哮喘大发作。从此就没有彻底好过。这使我在角色的安排上可能受了些影响。有人问过我：“配音和译制导演，你更喜欢哪一样？”我说：“我都喜欢。”“如果你只能选一样呢？”“那我还是选译制导演吧。”配音可以体验一段不一样的人生，而导演则要照原片的图纸搭建一片新天地。显然，这片天地更广阔。小施也认为：“如果那些年，你不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导演工作中，现在也不可能成为上译厂辉煌时期的代言人。”我也认为，如果我不做译制导演，便不会对我接触的每部戏都那么深入细致地去研究原片，也不会感到那么迫切地需要掌握各种知识。
所以陈叙一厂长要求翻译和导演：“不要求你们门门精通，但知识面最好宽一点，杂一点。”正因为我导演工作的积累，才有我的两本书《我的配音生涯》和《峰华毕叙》，才有条件做《余音袅袅》，保留了我们厂五十部影片的精彩片段。
前些天，小施忽然提出，要我把近年朋友们写我的文章，挑几篇寄给他看看。后来又问我要在成都法国领事馆工作的朋友张露佳的电话。露佳来电话：“施融给我打电话了，说今年是《虎口脱险》在中国首映35周年……他告诉你为什么要给我打电话了吗？”我说没有啊。她说，那我也不跟你说了。然而，从一些蛛丝马迹，我已经可以猜到十之八九了。可能在《虎口脱险》首映35周年纪念日之际，小施想为我向法国政府申请个什么奖吧？他不仅联系了张露佳，还串通了我的“死党”陈飞雪。他们原想瞒着我，以便做成了给我一个意外的惊喜。只是后来考虑到要做这件事，手续太庞杂，时间也可能要拖得很久，才不得已拉我入伙。后来又拉了林栋甫。
说真心话，不管将来能不能得这个奖，我最亲密的朋友，把我的点滴成就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而且想到要去替我申请这个奖，对我来说，就已经是个最高的奖项了。小施说：“我为你申请这个奖项，也是把你看成上译厂这个杰出团队的一个代表。同时也是对全国热爱上译的观众一个交代。”既然如此，那就让他心想事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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