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靜軒，原名陶定運，曾用名靜仙、經軒、鑫元、金元、振元、景憲等。湖北省江陵縣白馬寺陶家咀人，1890年出生在一個貧窮農民家庭。全家有父母及弟共四人，靠種十餘畝湖田和打魚挖藕為生，家境十分貧寒。陶靜軒從7歲起進私塾讀書，先後共讀了7個半年頭，即農閒讀書、農忙種田，農村稱為“讀麥黃書”。由於他聰穎好學，通情達理、能文善辯，加之身材高大魁梧、相貌堂堂，很受鄰里、尊長、親朋及老師的鐘愛。
17歲那年，因房族無故侵佔他家的地基，在雙方論理不通的情況下，陶靜軒因感情衝動，失手誤傷人命，從此逃離家鄉，過了一段流浪生活。不久，他以其聰明才智，健康體魄，考取了荊群陸軍學堂。辛亥革命成功後，他滿懷愛國熱情，參加了北洋軍，任第十六師炮兵營書記等職。在職期間，他親眼目睹了軍閥對外屈膝、對內殘暴的種種罪行，又飽嘗了軍閥之間互相傾軋，勾心鬥角，使士兵遭受蹂躪的種種苦頭。特別是1923年二七大罷工爆發以後，他更看清了軍閥的反動本質。於是他深感再也不能盲目為軍閥賣命了。只有設法投身革命，才能實現報效祖國的宿願。為此，他憤然脫離了軍閥隊伍，輾轉到了當時革命的大本營——上海。從此陶靜軒開始了他一生中的根本性轉變，踏上了他一生中最富傳奇色彩的革命征程。
1923年春夏之際，陶靜軒脫離軍閥部隊後，順利地到達上海，落腳在湖北同鄉會館內。4月，被招聘到上海內外棉十五廠粗紗車間當揩車工。在紗廠做工期間，殘酷的現實使他更加氣憤。當時滬西小沙渡是日本資本家開辦紗廠的集中地。僅日本內外棉株式會社在滬西就開辦有20個工廠。此外還有諸如“日華”、“豐田”、“同興”等日商紗廠多家。在這裡做工的工人就像生活在地獄一般。廠房低矮潮溼、密不通風，沒有安全防護，車間裡塵土飛揚，工人每天上午6時進廠，下午6時才能出廠，每天要勞動12個小時，有時還要連班滾。吃飯限時，入廁憑牌，管理苛刻得幾近於殘酷。廠長每天每班都派有外國巡捕和中國工頭對生產工人實行全天候監督，如發現體力不支、稍有不慎行為者，抓住以後非罵即打，或扣發工資、獎金，甚至開除。就這樣，工人勞累一天，只能收入兩三角錢，有時還不到一角錢。工人除工資外，一切福利全無，生老病死，全由自己負擔。即使如此，工人還要將名目繁多的諸如所謂儲金會，節日禮錢，壽禮及婚、喪錢等送給工頭或監工。誰不送禮，誰的日子就不好過。工人們每天吃的是黴米飯，住的是既不擋風，也不避雨的卷蓆棚。很多工人年紀輕輕就染上了風溼、氣喘、咳嗽、虛癆等疾病，得不到醫治。面對這種殘酷的現實，陶靜軒認識到，軍閥和帝國主義資本家都是一丘之貉，工人要想改變這種悲慘命運，只能團結起來，奮起反抗，奪回屬於工人階級自己的權利。
為了反抗帝國主義和資本家的壓迫和剝削，部分工人利用舊幫會的形式，先後在廠內組織起了湖北幫、安徽幫、江北(蘇北)幫等群眾團體。但因沒有明確的鬥爭目標和統一意志，這些幫會不但沒有在團結工人們與資本家鬥爭方面發揮作用，反而使工友之間，往往因一些小事而互相鬥爭不已。陶靜軒對這種局面非常痛心。他在湖北幫的一次集會上對各工友說：“工友們，我們結會，難道是為了你鬥我，我鬥你嗎?大家想想，我們當初是為什麼目的而集合起來的?”“我們兄弟們集合起來，是為了對付廠主對工友們的種種不平等待遇的。是為了爭人格、爭平等、爭自由，兄弟們說說，是不是?”一席話，說得工友們心裡亮爽爽的。
陶靜軒雖然身材高大、氣宇軒昂，但待人和氣，特別是他身上表現出來的一股正氣、勇氣、魄力以及組織和演說能力，使全廠工人都很擁戴他。經過陶靜軒無數次的細緻工作，不同幫會的工人思想統一起來。就連廠裡的翻譯及部分工頭也先後站到了陶靜軒一邊。不久，陶靜軒等100多人在沈傢俬人的庵堂裡，殺雞歃血，結拜金蘭，成立了洪門會，陶靜軒被舉為“大哥”。從此洪門會在陶靜軒的帶領下，為反抗資本家的壓迫、改善工人福利待遇，作了許多工作，同時顯示了陶靜軒的組織才能。
1924年春，就在陶靜軒在廠裡開展幫會活動的同時，中共中央派鄧中夏、項英、李立三等來到滬西小沙渡開展工人運動。他們首先利用上海當時開展國民教育的機會，將兩個小型工人補習班合併，在東京路(今昌化路)成立了滬西工友補習學校，以此為陣地向工人進行初步階級教育和革命教育。陶靜軒對此非常贊同和支持。他親自動員工人到夜校學習。他說：“工友們，補習學校辦到我們廠附近了，這是我們學習文化的最好機會，有了文化我們就不會再受愚弄了。”經過陶靜軒的動員，十五廠先後有數十人參加了學習。接著他又動員了一批外廠工人來校學習，因此使補習學校很快發展到100多人。陶靜軒也成了該學校的活動骨幹，與鄧中夏、項英等共產黨人建立了親密關係，成了他們在滬西開展工作的得力助手。補習學校的開展，為中國共產黨在滬西開展工人運動奠定了很好的基礎。
同年夏，鄧中夏等根據黨的指示，決定把“補習學校”擴建為“滬西工友俱樂部”，並通過陶靜軒、孫良惠、劉貫之等一批工人骨幹，到各工廠工人中進行宣傳發動，籌集活動基金和各種物資用品。經過陶靜軒等人的辛勤工作，8月31日，小沙渡滬西工友俱樂部在檳榔路(今安遠路)宣告成立，陶靜軒當選為外交委員。第二次換屆選舉時，陶靜軒被選為俱樂部委員長。當時俱樂部的宗旨是“聯絡感情，交換知識，互相扶助，共謀幸福”，其活動內容為：辦補習學校，搞講演會，辦合作社，辦書報室，辦蓄金會，救濟困難工人，辦職業介紹所，舉行各種遊藝晚會等。俱樂部的講演會，由項英、鄧中夏、劉華、陶靜軒等分別擔任主講，而陶靜軒的每次演講，聯繫工人思想和生活實際，因此很受工人歡迎。此外，陶靜軒還在俱樂部教部分工人練武和一些軍事常識。由於俱樂部活動形式多樣，內容豐富，在短短的3個月時間內，就有19個廠先後建立了俱樂部支部，部員由30多人發展到2000多人。
當俱樂部的活動開展起來以後，為了進一步開展工人運動，中國共產黨指定項英對陶靜軒等工人骨幹進行重點培養。為此，項英曾多次找陶靜軒個別談話，對他進行共產主義教育，進一步提高他的階級覺悟。是年秋，陶靜軒經當時中共中央候補委員、上海區委委員徐梅坤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成為上海產業工人中第一批黨員。以後陶靜軒擔任了中共上海內外棉十五廠第一任黨支部書記。
1925年初，滬西工友俱樂部得到很大發展，工人中的黨員已發展到100多人，革命的力量和影響也越來越大。與此同時，帝國主義和資本家也加緊了對中國工人的壓迫和剝削，民族矛盾和勞資矛盾也越來越尖銳。一場激烈的階級衝突正在醞釀之中。
同年2月2日，內外棉八廠日本廠主無理踢傷了一個12歲的女童工。繼而又強行開除抗議領班及廠主暴行的粗紗車間50名男工，並扣發其工資。還勾結巡捕房逮捕了6名工人代表。後內外棉八廠工人曾就此事與各方進行多次交涉，但卻毫無結果。工友們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乃奮起罷工。史稱“紡織工人二月大罷工”。
這時，中共中央決定發動上海紡織工人舉行總同盟罷工。為此，組成了以李立三、鄧中夏為總指揮，有陶靜軒等工人骨幹參加的“滬西小沙渡紗廠總同盟罷工委員會”。陶靜軒分工擔任對外聯絡兼工人糾察隊隊長。
緊接著2月9日又有內外棉五廠、七廠、八廠、十二廠等9000餘工人同時罷工。10日，九廠、十三廠、十四廠工人罷工。11日，陶靜軒欲帶領十五廠工人參加罷工，因日方廠主早已派保安人員將鐵門嚴鎖，並繫上四百磅電力之電線，又用自來水管衝散外來之工人，因此第一次罷工未成。12日，廠主害怕工人上街遊行，就派人運來麵包，強迫工人在廠內就餐。面對這種形勢，陶靜軒心急如焚，趁中午就餐時，他召集工人商議，鼓動大家說：“其餘十廠均已罷工，我等尚在此工作，太無義氣，現在大家必須拿出勇氣，堅決衝出廠門參加罷工。”說完他舉手向空中一揮，喊道：“是好樣的，都跟我衝出去。”這時早已怒火中燒的200多名工人，憤然搬起鐵錘，砸爛鐵門，像潮水一樣都衝出了廠門。陶靜軒不失時機的帶領大家高呼：“反對東洋人虐待!”“要求懲辦打人兇手!”“為國家爭體面!”“為同胞爭人格!”加入了總同盟罷工隊伍。
從10日開始，罷工委員會召集滬西工友俱樂部，內外棉紗廠各支部全體人員開會，研究並先後通過了《內外棉紗廠工會罷工宣言》，向日本資本家提出了“以後不準打人”；“按照每人原有工錢加給十分之一併無故不得剋扣”等8條要求，散發《內外棉紗廠工會敬告各業工友書》，號召各業工友萬眾一心，聯合起來，援助八廠罷工工人的正義鬥爭。
這次總同盟罷工，從2月9日起到14日止，共有內外棉12個廠，以及日華、大康、豐田、岡興、裕豐、東亞等共22個廠，計35萬多人參加，給了日本資本家一次沉重的打擊。
罷工鬥爭持續到十多天後，工人們的生活開始發生困難。這時鄧中夏等領導人被軍閥逮捕，群眾大會被禁止，工賊走狗也乘機大造謠言，威脅工人，警察、探捕等也加緊了對罷工工人的鎮壓。同時，資本家為了破壞罷工，揚言凡是到廠報到的發工資，以此分裂罷工隊伍。眼看罷工有遭到破壞的危險，22日，劉華、陶靜軒等召集各廠工會和糾察隊幹部連夜開會，研究對策。會後陶靜軒帶領工人糾察隊，冒著紛紛大雪，分頭深入到工人居住區，一家一戶的進行動員，要工人不要聽信謠言，不要上資本家的當。同時把從各界募集來的捐款和寫著“決不可貪三個鐘頭的小利，上東洋人的大當。”的傳單送到工人手中，又派糾察隊分頭把住各工廠出入要道，勸阻工人不要到廠報到。經過一晝夜緊張工作，終於穩住了罷工隊伍，擊敗了各廠主的陰謀。
至2月26日，罷工取得了勝利。日本資本家被迫答應工人所提條件，同意增加並補發工資，釋放被押工人。日本資本家因這次罷工，受到的直接和間接經濟損失約在1百萬日元以上(當時1日元約閤中國銀元七角五分)，日本朝野上下為之震驚。鄧中夏後來說：“上海日本紗廠這一次的大罷工，參加工廠達二十二個之多，人數達四五萬之眾，相持至十八日之久，確是二七後一個空前的偉大運動。他不僅在中國勞動運動史上開闢了一個新紀元，在中國民族解放史上也添了一層新意義。”
為了鞏固罷工勝利成果，中共中央暨上海區委決定加強工會組織建設。3月中旬，李立三等在滬西工友俱樂部召集陶靜軒等20多個紗廠工會負責人開會。討論併成立了紗廠總工會，陶靜軒當選為組織委員，後被選為委員長。到3月下旬，僅小沙渡、楊樹浦、曹家渡三個地區就發展工會會員兩萬多人，為此後五卅運動的開展奠定了組織基礎。
1925年5月1日，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在廣州召開。陶靜軒和項英、孫良惠等代表上海工人階級出席了這次會議。陶靜軒還在會上作了關於控訴軍閥罪行的發言，受到與會者的好評，他本人也在會議中受到了教育，提高了自己。
二月大罷工勝利後，內外棉七廠日本資本家背信棄義，撕毀協議，不發還工人工資，不準工人進廠勞動，又無故開除工人30多人，封閉工會。5月15日，日本資本家開槍打死工會支部負責人、共產黨員顧正紅，打傷工人10多人。為此，上海工人階級和各界群眾聞訊後無不義憤填膺，群起聲討，從而引發了五卅運動。
16日，陶靜軒與劉華等發動內外棉各廠工人罷工，提出了嚴懲肇事日人，賠償傷亡工友損失，恢復被開除工人和工會權利等8項條件。同時散發傳單，揭露日人撕毀協議、進一步迫害工人的暴行。
17日，紗廠各工會代表到紗廠總工會開會，討論反抗日人暴行的對策，會上決定成立臨時罷工總指揮部，推舉劉華為總指揮，陶靜軒、劉貫之為外交聯絡委員。當天，陶靜軒和劉貫之代表內外棉各廠全體工人，與日本駐滬領事館交涉，並遞交了由他倆署名的《為日人慘殺同胞顧正紅交涉便文》，文內提出了“要求懲辦兇手，賠償損失，承認工人之要求”等八款，要日領事限期答覆。
18日，陶靜軒率指揮部部分領導人，會同死者家屬，前往驗屍所交涉並領回顧正紅烈士遺體。從租界到罈子灣沿途數萬人痛哭迎靈。陶靜軒帶領群眾不斷高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要行兇的償命!”為了各界人士能瞻仰烈士遺容，特在俱樂部門前設顧正紅烈士靈堂，供大家前往悼念。
22日下午2時，為了讓社會各界，特別是新聞界瞭解日人暴行真相，陶靜軒在宜昌路上海文治大學舉行了中外記者新聞發佈會，詳述了顧正紅事件前後原委，揭露了日人蓄意挑起事端的陰謀，並要求新聞界伸張正義，聲討日人暴行，聲援工人罷工鬥爭。他的發言義正辭嚴，充滿激情，從而獲得了新聞界的廣泛同情。會後各報社紛紛發表新聞和撰文，揭露事件真相，聲援工人鬥爭。這次新聞發佈會以後，在全上海乃至在全國都激起了各界人民的廣泛同情，造成了強大的政治攻勢，給日人和反動軍警以巨大的壓力。
陶靜軒等指揮部人員於24日，在閘北罈子灣召集全市30個團體共1萬多人參加的“顧正紅烈士追悼大會”。會場四周掛滿了各團體送的輓聯和挽幛，正中烈士遺像兩側懸掛著劉華親書輓聯：“先生雖死，精神不死”，“兇手猶在，公理何在”。會議由陶靜軒主持，劉華、惲代英及工人、學生等各界代表都發表了講話。陶靜軒不斷高呼：“為顧正紅烈士報仇!”“向兇手討還血債，血債要用血來還!”會場上群情激昂，充滿了階級仇、民族恨，形成了一股勢不可擋的反帝怒潮。追悼會變成了群眾反對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誓師大會。
就在追悼大會召開前後，帝國主義租界當局逮捕了上海大學前去參加追悼大會的四名學生和文治大學進行募捐的兩名學生。
28日，中共中央召集緊急會議，決定發動群眾，於30日在上海租界舉行反帝示威，發動學生上街演講，反抗帝國主義迫害無辜學生的罪行。陶靜軒積極響應中共中央號召，配合學聯，分赴各大學向學生進行宣傳動員，呼籲學生與工人團結起來，到租界演講示威，開展反對帝國主義及其軍閥走狗的鬥爭。
通過陶靜軒和學聯等的共同工作，上海各大學學生很快就發動起來。30日上午，各校學生約兩千多人，遊行到上海公共租界各馬路，沿途高呼反帝口號，散發反帝傳單。然後每10人分為一個小隊，分佈南京路各段，分頭髮表反對帝國主義槍殺中國工人、逮捕學生和限制中國發展工商業的所謂“四提案”的演講。學生們的愛國行動，惹怒了英帝國主義。下午3時，在南京路老閘捕房等處，英巡捕拘押學生100多人，開槍打死13人，打傷幾十人。南京路上血流成河，慘不忍睹。圍聚在南京路上的數萬群眾群情激憤，憤怒高呼“打倒帝國主義”等反帝口號。這就是震驚中外的五卅慘案。
下午4時，紗廠總工會邀集100多名工會幹部召開緊急會議，討論發動工人罷工示威，以支援被捕學生。陶靜軒在會上說：“學生在遊行時被巡捕殺死，學生已為工人犧牲，我們一定要號召工人奮起報仇。”
深夜，中共中央召開緊急會議，決定組織行動委員會，建立各階級的統一戰線，發動各工廠、各學校、各行業舉行總同盟罷工、罷課、罷市的三罷鬥爭，一致向帝國主義進行反擊。並向各工會指出，現在的鬥爭，已由經濟鬥爭轉變為民族反帝鬥爭，並號召工人階級應當站在運動的前列，領導其他階級共同奪取勝利。為便於統一指揮這場鬥爭，中共中央決定迅即成立上海市總工會。
6月11日，上海市總工會公開宣佈成立。李立三、劉華分別為正副委員長，陶靜軒為執行委員。為了便於工作，總工會又在小沙渡、曹家渡、浦東等五個地區設立了辦事處，劉華兼第四辦事處主任，陶靜軒為組織委員。劉華被捕後，陶靜軒任辦事處主任。
上海總工會成立立即宣佈實行總同盟罷工。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從6月1日起，以上海工人階級為主體，團結廣大學生、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結成統一戰線，開展了轟轟烈烈的罷工、罷課、罷市鬥爭 。這場鬥爭不僅震動了全國，而且震動了世界。全國和世界各個政黨和民眾團體都給予了上海工人階級極大的同情和支持，充分顯示出中國無產階級及其廣大人民的巨大戰鬥力和鬥爭的正義性。三罷鬥爭的實現，使整個上海的工廠不冒煙，學校不開學，商店不營業，輪船不進港，麵包無人做，垃圾無人清理，使帝國主義控制下的上海，完全陷於癱瘓之中。
1926年5月25日，中共上海區委向上海總工會下達籌備五卅慘案週年紀念活動的指示，要求：29日各團體舉行“五卅”烈士公墓奠基典禮，並舉行和平遊行與演講。30日，各廠各校罷工、罷課，在公共體育場開追悼會，並再次組織學生到租界演講。為此，上海總工會指派陶靜軒為代表，統領籌備和主持工作。陶靜軒接受任務後，經由各界協商，決定成立五卅慘案烈士公墓奠基暨追悼大會四人主席團，包括全國學聯總會、上海學聯、上海商會等四團體，陶靜軒被推舉為總指揮。在陶靜軒等人的精心籌備下，公墓奠基禮會場佈置得非常莊嚴肅穆。一門二門各扎白色牌樓一座，分別題“英靈萬古”、“碧血黃花”四個大字。兩旁輓聯上書：“祝烈士精神不死”，“喜中流砥柱猶存”。在陶靜軒的組織下，奠基禮大會衝破帝國主義工部局及軍警的限制，如期於29日下午2時隆重舉行。上海1000多個團體5000多名代表，手持白旗，胸掛蘭花，在雄壯的汽笛和低沉的哀樂聲中參加大會。30日，上海1000多個團體約6萬多人，人人佩帶有“臥薪嚐膽”的黑紗，手執白旗，浩浩蕩蕩地參加了紀念大會並遊行。在這次遊行中，陶靜軒代表總工會宣讀祭文並講話。還領頭呼喊：“繼續五卅運動精神”、“民族獨立萬歲”等口號。
同年10月24日，上海工人階級為反對孫傳芳的軍閥統治，舉行了第一次武裝起義。陶靜軒又一次站到了鬥爭的前列，並擔負起了重要職責和使命。按當時上海區黨委的分工，陶靜軒擔任浦東方面的總指揮兼碼頭工會委員長，負責訓練碼頭工人糾察隊並籌集彈藥等物資。按事前計劃，如果起義成功，陶靜軒則是惟一代表上海工人參加上海過渡性的“市民和平維持會”13名成員之一。
起義前，北洋政府浙江省省長夏超、國民黨上海政治分會主席鈕永建曾表示願意配合起義部隊攻佔上海。後夏超在嘉興被孫傳芳的部隊擊敗。鈕永建得知夏超兵敗，則按兵不動，並向起義指揮部封鎖消息。23日午夜，總指揮部從鐵路工人那裡得知夏超兵敗的消息，決定暫緩起義。因時間緊迫，交通不便，來不及通知，結果陶靜軒按原定計劃率領碼頭工人糾察隊130多人，攜帶20支勃郎手槍和幾枚手榴彈，準備襲擊第三區警察署。但因未聽到炮聲信號，未能行動。當陶靜軒等6人在浦東吳家廳胡鶴雲家裡碰頭研究進攻行動時，不幸被警察發現，搜查出起義袖章、傳單若干，因而被帶往警察署。幾經審訊，均無結果。後因叛徒出賣，陶靜軒被捕，中共上海區委的營救行動也歸於失敗。
淞滬商埠總辦丁文江以保衛所謂上海的治安為由，一再催促孫傳芳及上海警方，要儘快槍斃陶靜軒。11月16日陶靜軒慘遭殺害，時年36歲。
就義前，陶靜軒從容不迫，大義凜然，沿途還向廣大群眾和行刑士兵演說，宣傳革命真理，痛斥帝國主義和軍閥罪行。很多人聽後感動得淚水漣漣。就義時，他面西而立，深情而豪邁地說：“我生在滬西，死也要面向滬西的工人兄弟。”
陶靜軒是中國工運史上一位有重要貢獻、極富傳奇色彩的領袖人物。他犧牲後，中共上海區委派專人找回屍體，安放於湖北同鄉會館內。上海全市工人、市民、學生及其他各界人士為他舉行了隆重的追悼會，並通電全國。中共上海區委在《追悼陶靜軒同志》一文中，盛讚他是“上海無產階級的領導者之一。五卅運動的工人領袖，有肝膽，有煽動與領導工人群眾的能力，實在是一個很好而難得的工人領袖。”並指出“他在滬三年革命期間，上海每次工人運動中，俱受黨與工會的指揮，擔負重要的使命……替工人階級做了許多事”，因此“會眾翕服”。原全總黨組副書記張維禎稱讚他“是一位卓越的工運領袖，這是我們工人階級的光榮，也是江陵人民的光榮，很值得我們紀念”。上海、湖北省荊州城區及其家鄉白馬寺先後建有陶靜軒烈士紀念碑和紀念館，並塑有烈士銅像，供後人瞻仰憑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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