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遂良不是傳統的《三俠五義》中的人物。他的主要戲份，出現在《白眉大俠》中。
和崑崙僧相比，夏遂良其實算是比較正直的劍客了，更不用說那些宵小、採花賊什麼的。
說到夏遂良的能力，也算比較出眾，當然武功更高。之所以成為反面角色，有人認為是崑崙僧的挑唆。但是如此輕易受到別人的挑唆，顯然是自己意志不堅定。所以有人認為夏遂良缺乏主見、耳軟心活。
其實不是那麼簡單。這裡有一個傳統武俠觀念的問題，是今人容易忽略的。
武俠文化，雖然有人說起源於春秋時的墨家學說，但真正形成一門“文化”，應該是明清時候。唐朝的筆記小說裡有一些“武俠”的因素，但多偏於“武”，是技藝的單純炫耀，而很少“俠”，也就是沒有思想精神。
到了明朝中後期，由於市民階層的興起，市民文化也迅速繁榮起來。說書人成為一個非常受歡迎、也非常廣泛的職業。而武俠文化，也漸漸成為一個獨立的文學類別。
現在的評書雖然聽眾很少，但是還有明確的分層，壯士、義士、俠客、劍客等等，共分為七個等級（我手頭沒有文字資料，記得也不太準確，可參見德雲社高峰的評書）。而這些武者，扶危濟困，除暴安良，雖然道義上是正義一方，但在手段上確實有“俠以武犯禁”的嫌疑。
所以，俠客天生就是不與官府合作的，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反官府的——是反官府，不是反政府。“皇帝一定是好皇帝，就是大臣們多是壞人”。在俠客文化的早期，官府只有一種形象，就是貪官汙吏。
從《三俠五義》開始，出於了俠客與官府的合作，比如南俠展昭是包公的“帶刀侍衛”。當然，《三俠五義》安排了一個合理的過程，包拯在進京趕考途中落難，展昭順手幫助了他，二人算是貧賤之交。
但是，展昭是第一個與官府合作、甚至投身官府的人。僅僅這一點，就引起了“五鼠”的不滿，這才有了“五鼠鬧東京”。當然是“五鼠”的失敗告終。失敗之後，兄弟五人、連上他們的子弟後人，也就是“五鼠”（或稱“五義”）、“小五義”，一步一步投靠了官府。
從對抗官府，到投靠官府，這個轉變是不被江湖同道所接近的。正如當時的“五鼠”惱恨展昭，江湖同道如崑崙僧、夏遂良，也同樣惱恨大小五義。
這點惱恨，如果永遠是陌路之人，也許只會埋在心底，偶然酒後閒談笑罵一番而已。但是如果有了一點近距離的矛盾，很容易演化為劇烈的衝突。崑崙僧是因為一點小事，被捲入與小五義的爭鬥，夏遂良也是偶然路過，參與到與俠良等人的衝突中來。
一次又一次的偶然，根源一定會有必然性。江湖與朝廷的立場對立，投靠官府與對抗官府的道路分歧，就是夏遂良與徐良等人的矛盾的必須性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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