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是殘酷的，它將一個人或一群人幾十年的生命濃縮在短短几十、幾百分鐘裡呈現給觀眾，讓端坐在熒幕前的守望者看到形形色色的人生和可能，甚至還會看見自己的身影；
電影是仁慈的，它可以運用光影魔術和敘事技巧將一個真實的故事用另一種視角解讀，給現世的人們以無限的想象空間，讓那些對歷史瞭然於胸的人也油然生出一線希望。
就像我們今天要解讀的這部2006年上映的德國電影《竊聽風暴》一樣：
- 即便有人清楚德國分東西那段的歷史究竟為何；
- 即便對電影幕後有了解的人對一些真實情況有所聽說：
- 即便很多觀眾哪怕在一無所知的情況下也知道電影講述的故事是假的... ...
可人們仍心存一線希望——這樣的故事也許在史料中沒有任何記載，但或許在歷史長河中的某個角落，真有一個人曾傾盡全力甚至以身犯險地守護過那些被壓迫、被欺凌的人民。
這就是電影的魅力所在：也許故事是假的，但人性卻是真的。
哪怕《竊聽風暴》在創作之初曾遭遇過這樣一件事：
這部電影正式投拍之前得到了許多前東德人的幫助，故而導演得以在那些當年的東德機關大樓實地拍攝。而唯一拒絕了他拍攝請求的就是前東德監獄博物館的館長，理由是這個劇本不符合史實：
"整個東德歷史，像維斯勒這樣'良心發現'的秘密警察，對不起，一個都沒有。"
但很多看完《竊聽風暴》的人仍然願意將目光投向那段歷史的光明角落，並執著的相信著：
那樣的好人真的曾經存在過，只是無聲地消失了。
今天這篇文章就從這部橫掃各大獎項並在當年驚豔了整個奧斯卡並一舉奪得"最佳外語片"的電影《竊聽風暴》入手，從導演兼編劇弗洛裡安·亨克爾·馮·多納斯馬爾克在電影中埋下的幾處伏筆切入，深入分析人性的至暗和高光時刻。或許之後你會相信：
善良從來都不是一種本能，而是一種選擇。
電影講的不是"壞人變好"，而是"好人覺醒"
故事是從主角退居二線在課堂上傳授實戰經驗開始的，當衛斯勒聽到一位學生對自己採取的"疲勞戰術"發出質疑時，他果斷地在這位同學的名字後面畫下一個不大但卻堅定的"X"。
在面對"政治錯誤"的敵人時，問出真相是第一且唯一的目的。連續幾十個小時不讓受審人睡覺只是目的，將這個問題上升到"人性"高度的人，還有資格做東德國家情報局"斯塔西"的成員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
正是這個"X"，讓第一次看這部電影的我心涼了半截——不允許質疑，不允許發問，只消一句"隨口一說"就可以將自己的命運徹底改寫——這就是高壓統治下的東德，也是困獸猶鬥的東德。
舉止言行都要小心翼翼之時，就是東德統治搖搖欲墜之日。這一點沒人說破，電影內外的人卻心知肚明。
但我為什麼說，這是一個"好人覺醒"的故事呢？
因為在電影開始不久，衛斯勒的上司就表示要通過監聽搞垮一位文學家並將其定罪，還說這件事功成之日，就是二人升官之時。可就在這個時候，衛斯勒發出了疑問：
"難道這就是我們當初為什麼加入組織？"
對於演員來說，這是問題；但對於觀眾來說，這是答案。
因為對於當時"說一不二"的東德來說，一個合格的執行者是不會問"為什麼"的。也是從這個時候開始，對衛斯勒的能力讚賞有加並十分依仗的上司，眼前這個"好奇寶寶"產生了戒心，也為後面的一次次"警告"以及最後的"裁決"埋下了伏筆。
是啊，一個追問為什麼的人，怎麼可能是一個好的秘密警察呢？
所以這部電影的色調是暗的，基調是壓抑的，哪怕結局中衛斯勒看到文學家為致謝自己寫的那本書並並收到對方的謝意，看完電影的人仍會覺得胸口沉悶、喘不過氣。
因為這部電影講的其實是，一個好人居然能允許自己做那麼多年的壞事——這是東德那段讓人窒息的歷史，也是東德採取的讓人聞風喪膽的高壓統治最完美也最貼切的寫照。
柏林牆
"聽命行事"別無選擇，但請"把槍口抬高一公分"
電影設定的故事背景是1984年，有趣的是，曾有一本書就以這個年份命名。
這本《1984》是英國作家於1949年出版的長篇政治小說。奧威爾在這本書中刻畫了一個令人無時無刻感到窒息壓抑的恐怖世界。對於出版年份來說，那是一個假想出來的未來社會，但於當代讀者來說，書的內容卻像預言一樣精準心寒——在那個獨裁者橫行的世界裡，人性被徹底扼殺、自由被徹底剝奪、思想被徹底禁錮。
與之遙相呼應的便是一段鮮為人知的德國曆史。
當柏林牆倒坍、東西德統一後，當時的德國法庭對一眾曾開槍射殺那些試圖跨越柏林牆同胞的原東德軍人們進行了審判。當那些軍人用輕描淡寫的一句"只是奉命行事，因是職責所繫"為自己做無罪辯解時，法官的反問讓人振聾發聵："難道你無法將槍口抬高一公分？"
這是一句來自靈魂深處的質問，也是來自那些受苦受難群眾的審判。
當命令下達的時候，遵從是軍人的天性，枉顧是軍人的失職，但失誤卻不會受到任何懲罰。就像法官說的那樣，只要手握生殺大權的人願意將槍口抬高一公分，柏林牆下就不會有那麼多的冤魂。
柏林牆
這不是杜撰的故事，而是真實的歷史。
1992年2月，也是柏林牆倒塌的兩年後，當年的守牆士兵亨裡奇被告上法庭。 在法庭上，亨裡奇的辯護律師聲稱自己的當事人當時只是在執行命令，而作為一名軍人，執行命令是天職。結論是：罪不在己，罪不至死。但法官賽德爾義正詞嚴地反駁：
"作為軍人，不執行上級命令是有罪的，這一點無可置疑。在這裡，我想提醒大家注意的是，請不要忽視這樣一個細節：作為一名軍人，打不準是無罪的。作為一個心智健全的人，當你發現有人翻牆越境時，此時此刻，你在舉槍瞄準射擊時，你有把槍口抬高一釐米的主權，這是你應主動承擔的良心義務！"
- 就像《竊聽風暴》中的衛斯勒在面對上級一次次催促監視結果時，仍堅定地交出一沓沓無關緊要、避重就輕的竊聽資料；
- 在酒館偶遇西蘭時，他以忠實觀眾的身份提醒她不要丟了自我；
- 在拿到足以將作家德瑞曼定罪的供詞後他仍然選擇鋌而走險，將關鍵性證據打印機帶出現場。
這一切的一切，都是在"把槍口抬高一公分"——無條件執行命令，但選擇手下留情。而那一顆顆射出去的"子彈"無一致命，卻餘溫暖心。
這是好電影，也是真生活。只有在兩難之地做出的選擇，才會體現一個人的本性。而人性最高光的時刻往往不是頭腦發熱、一蹴而就的，而是在一個個主觀選擇之後、在一次次靈魂滌盪之後，就像一顆被反覆打磨的鑽石一樣，最終發出奪人心魄的光芒。
擇善而行不為普度眾生，只為救贖自己
《竊聽風暴》中有一句臺詞是點睛之筆：
"你知道嗎？列寧聽完貝多芬 《激情奏鳴曲》後說'如果我一直聽這首曲子，革命就不可能成功。'那些聽過的人，我是指真正用心聆聽的人，難道會是壞人嗎？"
就在作家輸出這句話的同時，電影鏡頭一轉，對準了淚流滿面的衛斯勒，那一刻，他的靈魂徹底覺醒了。
就像衛斯勒之前"假公濟私"地從作家方子裡偷出的那本詩集寫的一樣：
初秋的九月每一天都是憂鬱的
那些筆直的小樹向著天空
就像愛情一樣茁壯的生長著
頭頂是湛藍的天空
天空飄著一朵棉花般潔白的雲彩
而只要你心中有信念
它將永遠不會離你而去
信念是一切存在的前提和基礎。200多年前，孤獨的哲學家康德曾經說過：
"自由源自道德，那是一種發自人類心靈底部不必依賴於外部必然性的自我律令。無論外在的必然性要如何壓迫他，都不會絕對扼殺這種人對自己的律令。這正是人的尊嚴和價值之所在。"
所以做好人到底為了什麼？為了懸壺濟世、普度眾生嗎？不，是為了自己。因為你做的沒一件好事，都會影響甚至改變這個世界，而這個世界，恰是你立足安身之地——無法改變也不容辯駁。
這也是《竊聽風暴》留給人們最大的思考：
和歷史真相無關，和人性好壞無關，一切的一切都在指向改變一切也被一切改變著的——選擇。
你選擇了成為怎樣的人，就會得到怎樣的世界。
寫在最後
今天這篇文章就是想借由《竊聽風暴》這部電影的臺前幕後故事來探討"好人是什麼"。
恰如阿倫特在《人的境況》中寫道的那樣：
人類不可能獲得自由，除非他知道自己是受制於必然性的，因為把自己從必然性解放出來的努力雖然不可能是完全成功的，但正是在這個過程中，他贏得了自由。
是為了這個世界，更是為了自己，最重要的是在追尋意義的過程中、在一次次質疑和思考中，我們獲得了自由。
趨利避害是人類的本能，但善良不是，更多的時候"善良"是一種道德，是一種需要強大剋制力的自我約束，是一種在危急時刻仍能保持理性並判斷出真正利害的選擇。
也許，這就是《竊聽風暴》留給人們最好的禮物——和歷史無關，和獲獎無關，和電影無關。
用一個好故事，喚醒一個又一個沉睡的好人，就足夠了。閱讀更多 光影漸隱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