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間多次變換，童祥苓滄桑依舊，這也許是一種宿命，中國伶人的宿命。
“頭號英雄”
在樣板戲中，我最熟悉的是《智取威虎山》，至今我還能哼哼出大部分唱段，特別是楊子榮與座山雕的一段黑話對白，一句接一句的頂針，很有意思。《智取威虎山》在樣板戲中的地位自不待言，不可動搖地排在第一。
排名在中國曆來是很有學問的事，裡面往往藏著著深奧的政治玄機。小時候聽廣播，只要中央有公開集體活動，後面一定會跟著一段長長的名單，排第一位的毋庸置疑是毛澤東。排在第二位置上的就說不準了，劉少奇、周恩來、林彪都待過，最後在這個位置上的是華國鋒，一直陪伴到他老人家去世。那時消息相當閉塞，大人們就從排名裡窺探政治動向，雖不是十拿九穩，也總說的有鼻子有眼，所謂捕風捉影的現代版，形成別具一格的“排名文化”。現今，這種文化並未絕跡，不僅從央視級的新聞中可以揣度政治風向，那些地方官員更是樂於此道。一個順序的差錯，都可能引發無限遐想，誰說中國人缺乏智慧？一張名單就能解破政治風情，誰又說中國人不浪漫呢？排名都排出了深高莫測的境界。只是我們還沒有真正見到那種基於普世價值的制度化設計，我曾經下過一番功夫認真地研究過，那制度設計的真叫精巧，通過各種手段，最大可能地限制了權力的胡作非為，儘管可能不是最完美的，但至少目前是最好的，真正體現了“人類智慧的結晶”，因而計較起來，中國式的“胸懷天下”，不過是個井口洞天。
八個樣板戲的秩序是，《智取威虎山》第一，從第二到第八依次是：《紅燈記》、《沙家浜》、《紅色娘子軍》、《龍江頌》、《海港》、《奇襲白虎團》、《杜鵑山》，這是“樣板戲”的標準順序，也是拍攝成電影的先後順序。這些戲在拍成電影之前早就在各地演出，不過劇場的傳播效應顯然不如電影，拍攝成功後，可以不限數量地印製拷貝，過去叫全國公映，現在的大片已經可以全球公映了。
樣板戲舞臺上的第一英雄是楊子榮——不，是童祥苓，是童祥苓扮演的楊子榮。
童祥苓，1935年出生在天津一個知識分子家庭，當時他叫童福苓。剛出生時，家庭時運不濟，家道貧寒，哥哥姐姐都比他大十多歲。由於父親酷愛文藝，年輕時還演過話劇，這就使其子女們有了接觸京劇的機會，結果，童福苓的二哥童壽苓、四姐童芷苓、小姐童葆苓先後躋身梨園，唱出名之後還建立了以童家班為班底的“苓社”。此時，影響最大的是童芷苓，後來她的風頭遠遠被弟弟蓋過——這已經是許多年以後的話了。那時代，京劇舞臺上的競爭異常激烈，一個演員到了掛牌演戲，其成就已相當了得，童芷苓早年成名卻在文革中帶來一場無妄之災，自己受到殘酷迫害，童祥苓也深受牽連。
童芷苓成名之後，舉家遷居北京，北京梨園熱鬧，童福苓自小便深受哥哥姐姐們的薰陶，到了八歲時光，他決計投身梨園，同時正式改名為“童祥苓”。他專工老生，文戲拜雷喜福為師，武戲拜錢富川為師，後雷喜福又請其師弟劉盛通專授童祥苓唸白做工，童祥苓打下了深厚的基礎。
唱著唱著，年幼的童祥苓唱出了些名氣，小小年紀便有了“鐵嗓鋼喉”的美譽。
因童芷苓時常往返於京滬之間演出，1947年，童祥苓一家遷居上海，此後，時常往來於兩地。那時的人口遷徙看起來非常簡單，從未聽說有“暫住證”之類的東西。
解放之後，童祥苓向錢寶森學《戰太平》、又向李世可、張伯駒學餘派（餘叔巖），這裡特別提一下張伯駒，他是當年的大名士，著名票友，對京劇藝術的理解、傳承，不在專業演員之下，可見當年京劇在社會上的廣泛影響。一個頗有影響的專業演員要向票友學戲的佳話，連同張伯駒這樣的票友，如今已經再也沒有了吧。馬連良歸國之後，童祥苓於1955年8月又正式拜馬連良為師。童祥苓戲路越來越寬。
上海京劇院院長周信芳惜才，他邀請童家班南下，京劇院成立了以童家班為班底的上海京劇二團，童祥苓在上海正式落戶。文革前夕，童祥苓再拜周信芳為師，他博採眾長，藝術水準日臻完善，成為上海同輩中頭牌老生。
在上海，童家班立足未穩就迎來了反右，童家班因此遭到攻擊，說他們是一堆破爛，被收進上海京劇院這個垃圾桶裡。此時的童祥苓根本不知道、也不懂得政治鬥爭的殘酷性，他正值血氣方剛年齡，哪裡受得了這番屈辱，竟然幼稚地要和革命群眾對貼大字報，被四姐童芷苓制止。他的“壞脾氣”在文革中又發作過一次，和已經炙手可熱的張春橋大吵一番。姐姐的勸阻使童祥苓躲過這一劫，但童家並非安然無恙，他的小姐夫、童葆苓的丈夫，著名話劇藝術家、被稱為“話劇皇帝”的石揮，因被打成右派跳海自殺，當石揮的遺體被衝倒沙灘上時，已經高度腐爛。中國政治鬥爭的殘酷性在於，不僅要你低下的是頭顱，更重要的是尊嚴，要讓你低頭低到口服心也服的地步，讓你從此覺得，是自己錯了，真的是自己錯了，錯到了連自己都不好意思的地步。石揮是個才華橫溢的藝術家，他心高氣傲，是一個把尊嚴看得比生命更重要的人。於是他選擇了死。
躲過這一劫，戲還得演。童祥苓的名氣也越來越大，毛澤東多次看過他的演出。
據童祥苓回憶，大約是1960年，毛澤東在上海觀看童祥苓演出，接見時對童說自己每天都要看大戲考。我家裡有一部1955年由上海新文藝出版社出版的《京劇叢刊》，接近正方形的硬殼精裝本，我們通常也稱作“大戲考”，不知道毛澤東看的是不是這一部。從領袖話語中，童先生看出了領袖“對京劇和文藝的研究與關心”，而我卻看出了領袖敏銳而深遠的政治眼光，毛澤東從大戲考中看出了“才子佳人，帝王將相”，看出了“死人統治舞臺”，我當然相信領袖“對京劇和文藝的研究與關心”，但我更相信，領袖的從來是獨具慧眼、目光深邃的。當時間行進到1962年的時候，領袖果然嚴肅地提醒了全國人民“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並且教給了全國人民“不忘記”的口訣：“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這個口訣我自小就爛熟於心，比算術口訣更加熟練。當年底，毛澤東在上海又對戲劇界提出了尖銳批評，到了新年元旦，時任上海市委第一書記的柯慶施號召文藝界“大寫十三年”，從正面迎合毛澤東的批評。整個文藝界要改邪歸正了。
領袖這招果然很靈，立刻大幅度提高了中國人民的階級鬥爭意識，當童祥苓攜京劇《尤三姐》到南昌演出時，當地文化局負責人說，如果這是一臺好戲的話，他得用顯微鏡照照。用顯微鏡看戲，實在是具有中國特色的一大發明，中國人民的智慧一旦用於階級鬥爭，發明起各種鬥爭手段，真是一套接一套，層出不窮，花樣繁多，讓人眼花繚亂。
“大寫十三年”成果輝煌，童祥苓作為演員也不甘落後，先後扮演了“革命現代京劇”《海港》中的韓小強、《紅燈記》中的李玉和，只是這兩個角色都不成功，角色要求和童祥苓的扮相相去甚遠。而更加積極投身“大寫十三年”的重要人物不是別人，是即將成為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藝路線”的旗手江青。
《智取威虎山》這出戏最初來源是根據曲波小說《林海雪原》中的一段演繹而來，編劇為陶雄、李桐森、黃正勤、曹壽春，由申陽生執筆。1958年8月首演於南京中華劇場，正式公演是當年9月17日，到了1963年9月，上海京劇院得知將要舉行“全國京劇現代戲觀摩演出”，周信芳院長認為該劇不錯，可以修改。年底，張春橋邀請江青親自“指導”該劇，江青由此全面介入。一面是張春橋有心“邀請”，一面是江青有意“指導”，一心一意，契合投緣。江青的介入，使《智取威虎山》份量大增。1964年6月該劇進京參加“全國京劇現代戲觀摩演出”，7月17日受到毛澤東接見，後來，毛澤東還親自為劇本改過唱詞，如此殊榮，《智取威虎山》的地位不排第一都不行。在其中一稿的修改過程中，江青就五次觀看此劇，提出了很多意見，儘管這些意見經常把劇組人員弄得手足無措、無言以對，甚至不敢怒也不敢言，但劇本確實越改越好。
本來，《智取威虎山》是一出“唱唸做打”都比較平衡和繁重的戲，最初出演主角楊子榮的李仲林以武戲見長，文戲方面不太突出，江青對此很不滿意，她更不滿的是李仲林，說“李仲林對我眼露兇光”，李仲林敢嗎？不敢也要換下，另找主演，找來找去，便找到了童祥苓。1965年夏，張春橋根據江青意見將童祥苓安排到《智取威虎山》劇組出演楊子榮，童祥苓正式走上了英雄道路。由童祥苓扮演《智取威虎山》中的“楊子榮”，成為十年文革中的中國“頭號英雄”。
樣板戲中的演員，不論是誰，真是千挑萬選，扮相、唱工、做工簡直無可挑剔，由童祥苓扮演的楊子榮形象深入人心。江青畢竟從事過藝術，她具有一定藝術眼光和藝術敏銳性。
《智取威虎山》中最經典唱段莫過於《迎來春色換人間》。蒼莽林海在悠揚圓號伴奏中更顯靜謐、深遠，楊子榮以極其優美的“馬舞”出場，當他唱到“迎來春色換人間”時，一個亮相，真叫英姿颯爽、威風凜凜，在童祥苓臉上洋溢著喜悅、憧憬、展望的神情。這句唱詞原來叫“迎來春天換人間”，毛澤東在1966年冬第二次觀摩此劇時將“春天”改為“春色”，這一改，確實高明；毛澤東改動的另外一句是“同志們整戎裝飛速前進”，原句則是“同志們整行裝飛速前進”。毛澤東是政治領袖，也極具藝術家天賦，毛詞堪稱一絕，這兩個字的改動，精當、巧妙。而毛澤東在1959年還幫童祥苓的妻子改了名字，將“張蘭雲”改為張南雲，一直用到現在。
劃不清界線
1966年5月16日，文革正式開始，全國立刻陷入一片混亂之中，童祥苓的四姐童芷苓已經作為“反動權威”被揪鬥，這對童祥苓是一次巨大考驗。童祥苓沒有“經受住考驗”，他不僅和姐姐“劃不清界限”，而且還是為四姐翻案的“積極分子”。童芷苓到底犯下了什麼樣的彌天大罪竟然讓旗手動怒？
《海港》——還在叫《海港的早晨》時，那時的主要人物也不叫方海珍，而是叫金樹英，金樹英的扮演者正是童祥苓的四姐童芷苓。卻因江青的一句話“與童芷苓在一個黨內，我感到羞恥！”至今，沒人知道江青為什麼感到“羞恥”，也沒人知道童芷苓到底做過什麼見不得人的事情，唯一的線索就是江青和童芷苓三十年代都混跡於上海文藝界。江青的這句話讓童芷苓在文革中遭受到一番又一番的折磨和摧殘，造反派把童芷苓的頭按在抽水馬桶裡，直至窒息，這還不夠，他們把童芷苓裝在麻袋裡，從一樓拖到六樓，反覆幾次。童芷苓真是命硬，一個女人被如此殘酷摧殘居然挺了下來。她於1995年7月6日逝於美國。
童芷苓的遭遇禍及童祥苓。這個舞臺上威風凜凜的楊子榮，由於和姐姐劃不清界限，同樣也被關進牛棚。這是個人鬼顛倒的時代，童祥苓白天在牛棚裡扮鬼，晚上在舞臺上裝英雄，造反派們逼著他與四姐劃清界限，可是童祥苓做不到，他根本不懂得這是一個階級情感、鬥爭意識高於姐弟親情的年代，都說血濃於水，但現在卻要你承認水比血更濃。在他與四姐相處的年代，從來沒見過姐姐的權威是如何“反動”、更不知道四姐又怎麼成了“文化特務”的，在造反派的審查、關押、批鬥中，童祥苓死活不肯低頭。
為了“挽救”童祥苓，以保持樣板戲的革命純潔性，張春橋親自找童祥苓談話。此時的張春橋已不再是上海市委宣傳部的副部長，而是上海革命委員會主任，同時在場的還有姚文元、徐景賢、于會泳，這些都是“文化大革命”中炙手可熱的人物，他們集體約見童祥苓，足見談話的重要性。但是，談話的結果沒有按照張春橋的意圖使童祥苓“心回意轉”、重新回到革命的正確道路上，童祥苓反而和張春橋互相拍了桌子，不承認四姐是“反動權威”、也不承認四姐是“文化特務”，惹得張春橋口不擇言說：“你們童家能有幾個好人？”童祥苓毫不買賬反唇相譏道：“童家有幾個好人歷史會見證”。說完，扭頭便走。既然童家“沒幾個好人”，那麼就繼續批鬥，童祥苓和四姐童芷苓同臺批鬥，姐弟倆在“無產階級專政的舞臺”上“翩翩起舞”，作為被專政者聯袂“演出”，直到把童祥苓批得連死的想法都有，倘若不是年幼的孩子，也許，我們就少了一個“英雄”而多出一個“畏罪自殺”的敵人。
1967年5月，已經被冊封為樣板戲的《智取威虎山》再度進京，參加“革命現代京劇”彙報演出，並接受毛澤東的接見，這是毛澤東第三次觀看該劇。《智取威虎山》的地位已經相當穩固，但童祥苓卻如同坐在火山口上。當彙報演出結束回到上海，他即被“隔離審查”，轉眼間，“英雄”當不成了，那就做一個階下囚吧——張春橋沒有忘記童祥苓在康平路辦公室裡與自己的爭吵，此時，《智取威虎山》已基本定型，不再需要江青頻繁指導了。童祥苓在“樣板戲”的舞臺上消失，代替他出演楊子榮的是朱文虎。
“嗓子壞了”
在文革中，江青不僅把所有傳統戲趕下了舞臺，所有不符合“樣板戲”要求的劇目也一律不準上演，僅靠這幾齣樣板戲全國巡迴演出，實在滿足不了對全國人民的思想教育和改造要求。中央決定把樣板戲從舞臺搬到銀幕上。《智取威虎山》理所當然地排在第一。
江青有個習慣，她看中演出樣板戲的演員，沒有她的指令，是誰也動不得、不能更換的，為此，她多次責問于會泳：童祥苓哪裡去了？童祥苓出演楊子榮是她欽定，當然也不能隨意更換，他塑造的“楊子榮”又實在無可替代，只好放他出來繼續扮演英雄，童祥苓最終能夠登臺演出了。既然春色已來，人間也換，童祥苓也能夠繼續在舞臺上扮演英雄人物，他該享受到“樣板戲”的恩澤了吧？可是他滄桑依舊，童祥苓扮演的英雄和別的英雄不一樣。
1968年底，童祥苓被“突擊解放”，首先隨劇團南下廣州演出，可憐的童祥苓不僅沒有受到任何“優待”，還要做許多幕前幕後工作，甚至要為劇組洗刷碗筷。到了近兩年電影拍攝過程中，他既要參與劇本修改，還要不斷地接受檢查、寫交代，童祥苓終於承受不了體力和精神的雙重摺磨，他“悔改”了、向人民“投降”了，他對長期伴隨他的“工宣隊”頭目說：“你們說吧，你們說什麼，我寫什麼。”1972年的《紅旗》雜誌以《論塑造無產階級英雄人物》為題，說劇中的一個主要演員犯了嚴重錯誤，經挽救重新回到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上來。其中辛酸，只有童祥苓才有深刻體會。
有人說，這是一個把鬼變成人的時代，可我總看到的是人變成了鬼。
既然“重新回到了革命路線上來”，童祥苓可以繼續在舞臺上蹦躂了，但是長期的積勞成疾使他身體垮了，再加上因排演《磐石灣》摔傷，他漸漸離開了舞臺。這時，《智取威虎山》已經拍成電影，觀眾們看到的是銀幕上那個威風凜凜、集合所有英雄人物優點於一身、唱唸做打已達化境的楊子榮，可誰知生活中的童祥苓受過什麼樣的磨難，沒人知道銀幕後的童祥苓始終是個“戴罪之身”，他的被“控制使用”一直延續到文革結束之後。
可能由於《智取威虎山》在樣板戲中的特殊地位，童祥苓的政治地位在“控制”中稍許得到提高，1975年馬天水提議他為十屆全國人大代表，但這並未給童祥苓帶來任何好處，樣板戲的重要成員于會泳、劉慶棠、浩亮分別成為文化部正副部長，宋玉慶也做了山東省文化局局長，人們都認為童祥苓也是得寵於江青，所以才得到一席“人大代表”資格的，一些與會代表對童祥苓的態度很不友好。代表們更不知道的是，這是個被控制的“代表”，他連為許世友將軍唱上一段都要受到監控，隨後江青宣佈童祥苓不能再唱了，他的“嗓子壞了，聲帶長了小結”並給他三點指示：一養身體，二不要演戲，三做藝術指導工作。
次年，因日本方面點名邀請，“嗓子壞了”的童祥苓被派往日本演出《智取威虎山》，就是這樣，他還是受到“特別關照”，和他同住一房的同事，正是被安排監視他的。
“四人幫”垮臺之後，童祥苓因為扮演了文革中的“頭號英雄”楊子榮，繼續接受審查，儘管沒有查出什麼結果，但童祥苓藝術生涯幾近斷送，生活上的待遇也久拖難決，兩個兒子雙雙失業，退休後，童祥苓開了一間餐館給兒子維持生計。命運對他如此不公，他若無根浮萍，可謂淒涼。
人至暮年，童祥苓做一段“早貼早輕鬆”的廣告，卻又成為相聲中經常諷刺的對象，真是黯然。
人間多次變換，童祥苓滄桑依舊，這也許是一種宿命，中國伶人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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