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牛的離別方式要屬密特朗的：作為法國前總統，他有過N個情人，其中有一個和他生了一個女兒。他知道自己已經到了癌症晚期之後，帶妻子和子女去了埃及，在尼羅河上坐船一週。之後又在法國南部鄉村別墅與情人和私生女聚會。然後回到自己在巴黎的公寓裡，把所有藥都停了，一個人等待死亡降臨。
自打生下來，我從沒認真考慮過怎麼去死這件事情，一直到1995年我媽媽病危。媽媽得了腎病以後，每週需要透析。雖然是在高幹病房，條件非常好，但她還是說：“我死了算了，這麼活著沒意思。”對於我媽媽來說，活著是為了享受生活，要做事情，要見朋友，要旅遊。如果這些事情她都不能做了，那她寧可不活了。之後媽媽換了兩次腎，雖然要吃藥，但她完全是按照自己的意志去活的。她從不忌口，經常去各個城市簽名售書，喜歡在家請客招待朋友，春節和我們出國旅遊。
媽媽最後一次病倒時說，她不要急救，不要插管子。我問她為什麼，她開玩笑地說：“不好看。”其實我知道她想留在家裡，不想去醫院。這一點，我們都沒有守住，最後還是送她去了醫院，也插了一根管子。之後，我挑了一本書，握著媽媽的手，給她念。插管一天以後，媽媽的手輕輕地捏了我一下，我湊到她嘴邊，聽見她說：“我不想堅持了。”之後，不到24小時，她就走了。這是她跟我說的最後一句話。
媽媽一直認為死亡是她的敵人，一直在與之戰鬥。但是等死亡真的到來時，並不是她想象的那樣：她躺在史家衚衕51號的臥室裡，周圍是她的朋友和親人，她可以跟他們一一說再見。沒有，不是那麼從容的，最後她還是依了我和她的醫生，去了醫院，跟死亡最後一搏。我有時候會想，媽媽在天之靈會不會怪我沒有讓她完全按照自己的意願走向生命的終點？
我父親對死亡的觀點和我媽媽差不多，但是最後，我父親已經不能做主。他最後幾年很不容易，一個人住在香港的老人院裡面，他的妻子希望他活得長一點，活著本身就是目的。爸爸是個和藹的老頭，從來不願意讓他的女人不開心，所以就堅強地活著，受各種罪。爸爸中風以後，很多事情不能自理，從床上到輪椅上要用一個布兜來協助完成——先把布兜塞到屁股底下，把身體吊起來，然後再把他放在輪椅裡面。我去看他，每到要用布兜吊他的時候，他都要我避開，我想他一定不願意我看見他那時候的樣子。爸爸是在香港醫院的急診病房走的，可以說是最不理想的環境，而且家人不能陪，每天只能去兩個鐘頭。大部分時間爸爸看到聽到的是其他七個病人痛苦的呻吟和醫務人員的廣東話。我不能握著他的手，給他念一本書，他連這點安慰都沒有。
爸媽走了以後，我開始考慮死亡。我得策劃一下，我不能把這個決策權留給身邊的人——我媽留給我，我沒有照辦；我爸乾脆放棄了，聽別人的，走的時候骨瘦如柴，已經沒有人樣了。
我要怎麼走呢？首先，我不會跟死太較勁，因為鬥爭到一定程度以後，就沒有意義了，死亡肯定會贏的。我想我要跟密特朗一樣，在跟所有人告別以後，一個人安靜地去死。我把這個想法跟我老公說了，他的回答是：“你淨找好聽的比喻，還法國總統呢，跟你說吧，大象就是這麼死的。不就是尊嚴嘛，連大象都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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