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經》2019年度書單：貿易、金錢、帝國、精英

編選2019年度書單過程中，堅持了一個基本準則——“問題意識”，即過去一年出版界如此繁榮的境況下，哪些書把準了時代脈搏，哪些書回答了人們關心的問題，以及閱讀哪些書有助於我們達成各自的社會責任。

此次選出年度圖書共20種，除了貫穿上述兩個原則外，並沒有做更多限定，所以讀者或許會發現某些話題較為集中，這是因為此一話題具有特別的意義，有必要做重點觀照。

本次選入了王汎森先生的短文集《天才為何成群地來》，值得特別提一下。其中一篇文章，以英國學術圈裡常見的沙龍和交誼為出發點，分析知識分子形成和提出創見的一種範式，即不同研究旨趣的知識人群體從事社交和公共討論，其間激發出某種靈感，如同一堆人將某個人推出來，然後再接再厲，以至於個個出類拔萃。將上百種圖書擺在一起，從其中篩選年度圖書的過程，一如讓天才成群地來，不能說沒有選入的書就被認為不好，而是選入的這些書在某一特定角度上能夠為當今中國社會的某些問題，或其某一面相做出回應或解答。

同樣出自王汎森先生書中的一個典故是最早由丸山真男提出的“執拗的低音”。丸山的本意是說，日本雖然從中國“拿來”了以儒家思想為代表的精神資源，但其本土的文化調性並未在這過程中完全消失不見，而是在時代強音的背景下，以一種執拗的低音，不斷迴響，不斷修正著外來思想資源，令其與本土傳統形成化合。而王汎森將其移用來作為一種觀察近代中國社會、文化大變局的視角，提出重訪那些被主流敘述所掩蓋的“低音”。

《擱淺的心靈》便是這樣一部著作。作者馬克·里拉沒有糾纏於佔據主導的“革命”話語，而是將反動思想及其歷史衍生物置於與革命思潮同等重要的位置，為我們展現了一系列關於“反動”這一概念的案例和具有針對性的反思，讀來令人擊節。另一個例子是拉塞爾·柯克的《保守主義思想》，作者試圖對近代以來的保守主義的歷史展開一番正本清源的敘述。讓我們知道保守主義遠遠沒有壽終正寢。

另外，近期特別值得關注的是《英國下層階級的憤怒》。就在這個書單出籠前的幾天，幾條生命瞬間消逝，行兇者非富非貴，普通到不能更普通。但他們卻瞬間爆發出足以吞噬他人生命的怒火。《英國下層階級的憤怒》關注同類卻不同調的問題，從底層民眾的視角出發，探析他們的貧困與憤怒之根源。

多年來致力於普及常識的徐賁先生，又有新作問世，此即《人文的互聯網：數碼時代的讀寫與知識》。不同於此前他強調在公共領域對話的理性與“明亮”，而是將對公共討論的考察放置在互聯網背景下。即是說，此次他關注的是網絡空間中的人文圖景。毋庸諱言，“網民”這個詞的感情色彩經歷多重流變，如今出現在人們的日常語詞中，已很難擠出其中富含的貶義成分。網絡是否需要一種人文情懷？

本次選入的年度圖書各有其所長，每一本的情況都附上簡單文字介紹，此處不再一一贅述。但敬請讀者朋友們注意，入選的20種圖書排名不分先後，序號只是為了整理方便；也未設定品類藩籬，僅根據上文所述之“問題意識”為標準篩選。

1.《出身：不平等的選拔與精英的自我複製》，（美）勞倫·A. 裡韋拉著，江濤等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9年7月

不管是自我感覺良好，還是客觀上出類拔萃，每個社會都會有一撥“精英”。但是，關於“精英”是如何煉成的，從百姓閒談到專業分析，卻是一個眾說紛紜的問題，既有“龍生龍、鳳生鳳”之類悲觀決定論，也有“出身不由己、道路自己選”式的樂觀奮鬥說。籠統地說，兩種觀點都有證據支持，而煉成精英的機制卻儼然仍是個社會黑箱。曾先後生活於美國下層和上層的社會學家裡韋拉，嘗試打入精英選拔的重要環節——高端公司員工招聘工作，為世人揭開神秘幕布。《出身》清晰地呈現，宣稱“能力、勤奮而非出身是成功的關鍵”的“美國夢”，只是一種“幻覺”，相反，不平等的選拔機制正在幫助精英實現自我複製。這種分析，與近年其他一些著名研究可相佐證（如帕特南著《我們的孩子》關於美國教育不平等、德斯蒙德著《掃地出門》關於美國城市貧困人口支撐房產暴利的研究），足見其並非譁眾取寵，而是觸及了值得人們深入反思的普遍性社會機制。

《出身》的重要貢獻在於指出，即使同樣讀了好大學，在就業篩查等精英選拔機制中，很多繼承性而不是自身努力的因素，還是會起到決定性作用。從這個角度看，

2.《黑羊與灰鷹》，（英）麗貝卡·韋斯特著，向洪全等譯，中信出版集團2019年8月

麗貝卡·韋斯特女士在20世紀英國知識分子歷史上佔據著特殊地位。從1934年第一次踏上巴爾幹的土地，到1936年開始著手寫作《黑羊與灰鷹》，進而二戰瀕臨爆發之際再度回訪南斯拉夫尋找寫作靈感，韋斯特將全部的心智空間與情感力量，都投擲在這本篇幅長達千餘頁，耗費其半生心血，被世人稱之為奇書的旅行遊記文學著作。

《黑羊與灰鷹》寫成出版時，正是二戰進入最為黑暗的時刻，書中對巴爾幹和南斯拉夫問題的探討觸動了英美最高當局。戰後英美與蘇聯在劃分勢力範圍過程中，保持南斯拉夫地區的統一完整成為同盟國的戰略訴求，韋斯特這本著作間接成為政策制定者所詳加考慮的參考。隨著冷戰興起，韋斯特和他的《黑羊與灰鷹》曾從公眾舞臺消失，蓋因在鐵托的強腕統治下，巴爾幹地區恢復了表面上的平靜。遲至90年代初期南斯拉夫解體，地區民族宗教衝突再度泛起，《黑羊與灰鷹》才重新進入公眾視野。而作為繼承韋斯特遊記精髓的卡普蘭，在某種程度上，也是依靠模仿和扭曲韋斯特著作的原意主旨，成為西方研究巴爾幹問題的顯赫人物，但兩者之間不僅問題意識大不相同，在情感認同方面也有諸多偏差。

3.《誓言：白宮與最高法院》，（美）傑弗裡•圖賓著，於霄譯，譯林出版社2019年8月

繼《九人：美國最高法院風雲》之後，圖賓再次以其2012年的作品《誓言：白宮與最高法院》回到國內讀者的視野。本書的主題依然是美國最高法院，依然是有關司法與政治互動的討論。但比之《九人》來說，《誓言》的切口要更小，故事也更為通俗與精彩。圖賓聚焦於奧巴馬時期的九位最高法院大法官，以該時期政治輻射較廣的案件為依託，試圖以新聞記者參與式的視角，展現白宮（行政分支）與最高法院（司法分支）之間的博弈和妥協。

與既往對最高法院具備“政治性”的單一認知不同，圖賓雖然並沒有提出艱深複雜的司法理論，但其所描繪的場景，卻在一次次地警醒讀者，最高法院及其大法官們所受的影響不僅僅來自於三權分立的制度性約束，或單純與總統具有親和性的意識形態，而是更可能來自於大法官作為一個常人所有的家庭、教育、情感乃至個體利益考量。正如其在中文版序言中所說：“今天的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是大趨勢與個人氣質合力作用的產物。”這也讓最高法院的裁決在一次次的的政治對壘前，充滿著不可預知的結果。

4.《人文的互聯網：數碼時代的讀寫與知識》，徐賁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19年6月

很多重要的書卻不一定能得到應有的關注，徐賁先生所著《人文的互聯網》就是一例。今天中國的互聯網已經發展到無遠弗屆，正向著“物聯網”的時代大踏步發展。但技術的進步並沒有帶來“人文”的相應進步，時常氾濫的網絡暴力、網紅醜聞、網絡騙局在在成為這一現狀的註腳。

徐賁先生認為，互聯網文化是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之後又一次可能具有巨大積極意義的文化轉型。而人們如何在對信息進行有效處理的同時保有對自由價值的選擇，成為我們今天認識互聯網的兩個關鍵問題。本書指出，對互聯網未來的展望或預言不應該是單純技術性的，而是必須包含關於自由人類的普遍價值。“我們現在就必須有所行動，用啟蒙人文教育來提升人們的讀寫和知識能力就是這樣的行動。在這個慾望亢奮、文化凋零，經濟膨脹、思想萎縮的互聯網時代，重申這種人文教育的自由意志和自主性理念，就是為了永遠不讓這樣的傳感器落到我們或我們的子孫身上。”

5.《美國史》，（美）艾倫·布林克利著，陳志傑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11月

似乎在突然之間，中美兩國陷入齟齬。這時才發現，我們對美國的認識和了解還存在很大缺失。在這樣的背景下，風靡美國大學、已經出到第13版的《美國史》應當受到高度重視。

偉大教師自然需要一流的教科書作為其智識教育的支撐。這部《美國史：一場探索之旅》也是布林克利接棒導師，續寫歷史的證明。該書原本由三位歷史學資深教授共同編撰，其中就有弗蘭克·弗萊德爾，他是布林克利在哈佛的博士論文指導教授，後者留校後就與授業導師一同為這套書而奮鬥。轉留哥大後，布林克利自己也撰寫了一部廣受好評的美國史教材《未完成的國家》。上世紀90年代，受出版商麥格希爾公司盛情邀約，並決心承接導師的事業，布林克利再次操刀承擔該書編撰工作，以大刀闊斧的撰寫思路重構了整部著作，該書也順勢成為他個人研究教學風格的一種集中展現。

作為研究美國保守主義思潮的歷史學者，布林克利作品的一大特色就是兼容幷包、抑或說是盡最大可能展現美國曆史進程中的不同聲音、面孔、乃至異議與矛盾。在《美國史》中，作者通過設立“大眾文化模式”“歷史學家的分歧”兩個欄目，巧妙地將一些過往歷史教科書未曾收錄，具有代表性的美國消費文化的人物、文化景觀、休閒娛樂與民眾生活方式勾勒，加以深描提煉，從而在堅持以政治事件為時間脈絡進行寫作的同時，展示美國社會的深層次轉型，所謂“靜水深流”的意蘊恐怕就在於此。而“歷史學家的分歧”欄目，既是公允展現專業歷史研究圈內部各流派觀點的平臺，也是指引學生和普通公眾進行進一步深度閱讀的智識搜索引擎。

6.《探路之役：1978—1992年的中國經濟改革》，蕭冬連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3月

改革開放40年造就了中國社會與經濟的偉大進步，這一點毋庸置疑。同時期的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改革則沒有那麼順利。關於中國的改革開放到底做對了什麼，許多經濟學家都已做出過闡釋，但改革開放的決策到底如何做出、如何推進，這就需要歷史學家的視角。本書正是這樣一本著作。

作者認為，1978—1992年這一時段是中國改革開放的關鍵性階段，因此本書把1978—1992年的經濟改革定義為“探路之役”。所謂探路，包含兩層意義：一是對改革目標的探索，一是對改革路徑的探索。從國際經驗看，社會主義國家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成功轉軌，是一個小概率事件。中國改革何以能夠突破種種約束，成功越過市場化的臨界點？對此有多重不同的解釋，包括中國沒有進行激進改革，而是採取漸進式的、雙軌並行的方式，等等。但作者認為，這些解釋各自給出了一個方面的事實，而實際的演進是各種歷史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本書並沒有試圖為中國改革開放的道路給出範式解讀，而是專注於釐清歷史事實，關注事件的來龍去脈、前因後果，冀圖為讀者理解80年代改革提供一條基本線索和一些基本史實。

7.《保守主義思想:從伯克到艾略特 》，（美）拉塞爾·柯克著，張大軍譯，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19年5月

拉塞爾·柯克的《保守主義思想》試圖對近代以來保守主義的歷史展開一番正本清源的敘述。柯克對 20 世紀美國保守主義產生了重要影響，其初版於1953年的這本《保守主義思想》清晰地敘述了二戰後的保守主義思潮，並對保守主義教父式人物伯克的思想給予了相當的重視。從時間的線索看，柯克選取了一個便宜的角度，但這正凸顯出論理詞作為人類思維中樞的關鍵影響。我們只有在自由主義和激進主義等相關論理詞及其理論的參照下，才能看清楚何謂保守主義，柯克也在其書中對保守主義的意義作出了一些限定。

保守主義不會壽終正寢，作為一種守成的思想，只要現代社會還在朝向未來不斷變革，它就會存在。但這種存在更似一種寄生，就像後現代思想寄生在現代社會一樣。世間總會有不理解現代社會、不願意融入其中的人，他們是世界多樣本性的一部分。

8.《擱淺的心靈》，（美）馬克·里拉著，唐穎祺譯，商務印書館2019年6月

“革命”話語在現代社會的思想圖景中佔據了絕對優勢地位，但正因為它如此顯要，考察其對立面就更顯珍貴。

基於“革命”對現代社會的貢獻，人們很自然會更關注革命。於是，就像本書作者馬克·里拉所言，搜尋世界上任何一座成規模的大學圖書館，都能找到上百本由世界所有主要語言寫成的有關“革命”這一概念的書。而關於“反動”這一概念的書卻寥寥無幾。這似乎也從側面說明，“反動”和反動者似乎並未對現代思想做出明顯的貢獻。但出於學者的好奇，里拉零散地搜尋了一些與“反動”這個概念相關的作者，由此寫成了《擱淺的心靈》一書。

馬克·里拉在本書中將反動思想及其歷史衍生物置於與革命思潮同等重要的位置，為我們展現了一系列關於“反動”這一概念的案例和具有針對性的反思。本書的第一部分聚焦於20世紀三位思想家——弗朗茲•羅森茨威格、埃裡克•沃格林、列奧•施特勞斯，里拉從他們的著述出發，詳細挖掘了其中所蘊含的現代懷舊情結。繼而，里拉仔細考察了自法國大革命以來就始終盤踞在歐洲上空的反動歷史敘事，以向我們展現它們是如何被應用於當代神學保守主義者和學術極左派的作品中。跟隨著里拉中肯且充滿洞見的評述，我們可以一步步看到反動思想是如何成為推動政治行動的力量，形塑我們今日所處的世界。

9.《英國下層階級的憤怒》，（英）戴倫·麥加維著，曹聿非譯，新星出版社2019年9月

2019年末，正在人們感慨時光如飛梭，綢繆著下一年的計劃，卻連續發生了幾起惡性兇殺事件，行兇者都非富非貴，普通得不能更普通。但他們卻在一瞬間爆發出足以吞噬他人生命的怒火。《英國下層階級的憤怒》關注同類問題，其寫作從底層民眾的視角出發，很值得一讀。

貧困的經歷不僅會對個人造成重大災難，更會動搖社會穩定的根基。貧困是一種原罪嗎？誰該為問題負責？作者戴倫·麥加維從自身的貧困經歷出發，直擊今日英國，為失語者發聲。他以新銳、及時、詼諧、真誠的洞見，引領讀者走入英國下層階級的困境，切身感受他們的憤怒之源。對系統性貧困的現實狀況進行了毫不畏懼的論述，向左派和右派都提出了挑戰。本書不僅觀照當代英國社會，更有著普遍性的積極意義。

10.《蔣介石的戰略佈局（1939-1941）》，鄧野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8月

鄧野先生的民國史研究常能發人所未發，言人所未言。不論講國共談判到內戰爆發的前後因果，還是講巴黎和會時的縱橫捭闔，都展現出宏闊的視野和分析格局。本書是鄧先生最新作品，對抗戰苦撐待變格局結束而新的國際形勢為中國帶來希望的過程中，身處風暴中心的蔣介石之戰略佈局與決策，予以了精湛的呈現和分析。是2019年抗戰史、民國政治史領域不可不讀的力作。

從希特勒進攻蘇聯到太平洋戰爭爆發，蔣並非僅僅是一個旁觀者，作為身陷戰爭泥潭的弱國領袖，蔣介石首先想到的是如何利用國際變局將日本趕出中國。最終，七個大國分別完成各自的國家結盟，法西斯與反法西斯兩條陣線，由模糊而明朗。兩條國際陣線由混沌走向澄清的過程，說到底，就是不同的國家，面對不同的國際陣線，各自利益的選擇與統一的過程。也就是在這樣一個過程中，中國的抗戰與世界戰爭打成一片，就此擺脫長期的孤立，奠定了日後勝利的基礎。在此過程中，蔣介石基本上做到了處變不驚，展現出極大的戰略忍耐，同時也展現出其善於守拙的一面。

11.《伯林傳》，（加）葉禮庭著，羅妍莉譯，譯林出版社2019年10月

王汎森先生在《天才為何成群地來》一書中曾經提到英國知識分子圈子裡的交誼問題。英國學者的許多創新性研究和觀點，往往是來自於知識圈內的交流和討論，在社交中發現學術靈感，是一堆人將一個人推出來。而以賽亞·伯林便是其中最活躍、最成功的一位。他不僅是20世紀重要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之一，也與各界名人都有交往。因此，梳理伯林的一生，近乎考察20世紀英美知識圈、學術圈的剪影。

本書作者葉禮庭是俄裔加拿大人，曾任教於劍橋大學、多倫多大學、哈佛大學等校，也曾擔任戰地記者和政治評論員多年，出任多國政府顧問，被公認為人權、民主、公共安全、國際事務的資深專家。2009年—2011年間任加拿大自由黨黨魁。他與伯林私交甚篤，與之合作十年才得以完成此書。葉禮庭在寫作中保持了一種平衡的態度：欣賞伯林的思想，但對其弱點也不加回避。最終作品既沒有吹捧美化的痕跡，也沒有批判視角帶來的扭曲變形，這本伯林傳記就顯得格外珍貴。

12.《週期》，（美）霍華德·馬克斯著，劉建位譯，中信出版集團2019年2月

霍華德·馬克斯是全球頂級價值投資者。這本書講“週期”，是在他過去20多年來寫下的投資備忘錄的基礎上整理而成，並加入了作者新的思考和感悟。本書最大的特色之一，就是結合基本面和心理面來講投資週期。試圖引領讀者進入市場週期的二層淺思維，看懂過去的週期規律，看清現在的週期位置，看透未來的週期趨勢。

馬克思將週期細分為經濟週期、政府幹預經濟週期、企業盈利週期、投資人心理和情緒鐘擺、風險態度週期、信貸週期、不良債權週期、房地產週期、市場週期，並對每種週期做了詳細闡述。其中，作者總結自己50多年的投資經驗，提出一個鮮明的觀點：人的決策對經濟週期、企業週期、市場週期產生巨大影響，而人做的決策，並不是科學的。他認為，人容易走極端的傾向永遠不會終止，因此，這些極端最終需要修正，而不是週期的發生會有改變。投資人需要警惕“這次不一樣”的想法。

13.《韋伯與馬克思：以及黑格爾與哲學的揚棄》，（德）卡爾·洛維特著，劉心舟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19年9月

此書僅僅書名便已引人入勝。這是一本通過比較馬克思和韋伯的思想，分別以他們“理性化過程”和“自我異化”觀點為線索，對市民-資本主義所做的闡釋，探究了兩位思想家對於作為經濟和社會之基礎的人的理念的不同看法。在洛維特看來，正如我們的現實社會不止一種，關於它的科學也有兩種：市民社會的社會學和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學。而這兩種研究傾向的代表人物分別是馬克斯·韋伯與卡爾·馬克思。他們都從黑格爾關於客觀精神的哲學中走出來，進入了一種關於人類社會的分析，對現代生活方式之整體提出質疑。

14.《貿易的猜忌：歷史視角下的國際競爭與民族國家》，（英）伊斯特凡·洪特著，霍偉岸等譯，譯林出版社2016年12月

本書是一本舊書，初版於2016年。但在全球貿易衝突甚囂塵上的大背景下，理應受到額外關注。近代以來，全球市場興起，而且全球市場的參與者是彼此競爭的商業國家。事實上，政治經濟學自誕生之日起，就不僅僅關注國內政治與經濟的關係，還關注國家之間的貿易和政治關係；或者說政治經濟學對國內政策的討論，也都是放在與其他國家的貿易關係的背景下進行的

洪特的假設——現代社會的根基在17、18世紀已經奠定，它的結構一直穩定地延續到了當代世界，內在精神也沒有出現實質性的變化——也許過於篤定了；但是它的目標——“發掘出18世紀國際市場競爭理論中那些仍然與21世紀有密切關係的政治洞見”——無疑非常值得讚賞。洪特的《貿易的猜忌》一書最大的價值也就在於，呼喚國際政治經濟學的迴歸。政治和經濟從來都是密不可分的。而且在全球化時代，一切政治經濟學，都是國際政治經濟學。在這一點上，洪特目光如炬。

15.《科舉》，（日）宮崎市定著，宋宇航譯，浙江大學出版社2018年12月

宮崎市定先生的這本書雖然體量較小，卻堪稱四兩撥千斤之作。本書對中國科舉制度的起源和流變做了深刻考察，詳細介紹了科考中的縣試、院試、歲試和科試、鄉試、會試、殿試、武舉科和制科等各級、各類考試。最後，作者從科舉制的理想與現實、落榜者的痛苦與反抗、科舉制的終結、科舉制的功績等方面，對科舉考試製度進行了較為全面的評價。

關於中國科舉制度及其時代意義與歷史影響的研究，已經有許多沉澱下來的經典著作。近年來，學界尤其關注科舉制在近代的命運，比如在西潮洶湧、西學東漸的背景下，科舉制及依附其上的整個傳統教育、選官制度的存廢之爭，及其後續影響。而宮崎市定指出，科舉導致國家將教育責任轉嫁給民間，這一做法嚴重阻礙了中國教育進步；當西方新式科學於清朝傳入之時，民間教育模式已無力應付這一變局，最終科舉只能和舊制度一樣壽終正寢。

16.《天才為何成群地來》，王汎森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8月

本書為臺灣“中研院”院士王汎森先生部分重要文章的結集，共可分為四部分。一是作者在歷史研究過程中的感想；二是演講稿《如果讓我重做一次研究生》和《再談假如我是一個研究生》，結合自己的經驗和體會，漫談一個歷史學專業的研究生應如何做學問；三是作者對自己的幾位老師，包括余英時、牟復禮、杜希德等的回憶文章；四是作者幾次接受訪談的記錄。

王汎森先生在書中多次借用章太炎的比喻，將學術工作者劃分為“政務官”和“事務官”兩類，前者除了基本的研究之外，更多勾勒線條，為研究工作指引出大方向；後者做細緻的研究，以在不同學術方向上夯實基礎。事實上，王汎森先生自己正是一位政務官與事務官的結合，其著作從《章太炎的思想》《執拗的低音》，再到《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每每於字裡行間提示出重要而新穎的研究理路，令許多史學新人從中受惠。再如其回憶與幾位老師的交往，讓讀者得以一睹前輩學人風骨。本書實在是讀書人和愛書人都不容錯過的佳作。

17.《五四的另一面："社會"觀念的形成與新型組織的誕生》，楊念群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5月

本書在網上書店裡的宣傳文案中有“駁五四八股”之語，誠不我欺。“五四”是近代史研究領域的熱點話題，有過大量光輝著作。楊念群先生在這樣一個“成熟”的園地中耕耘，卻收穫了獨具慧眼的成果。本書創造性地指出，五四除了是一場“政治事件”和一種“個人自由覺醒”外，掀起的社會變革風潮也不容忽視，甚至深刻地影響著中國人的精神世界。作者試圖深究五四時期“社會”觀念如何產生，各類社會改造組織紛紛湧現的原因，發掘長期為人忽視的重要歷史遺產。

換句話說，本書把五四放在由清末變革，到民初社會革命，直至20世紀40年代的歷史長程中，進行重新定位。《五四的另一面》引入了五四的社會改造面相，指出當時湧現出的各種“社會改造”構想是五四運動的有機組成部分。作者將五四看作一場具有多維試驗角度的社會文化運動，通過把五四發生及延續的時段拉長至20世紀40年代，深入考察了五四一代成長起來的“新青年”面對各種時勢變遷做出的反應和抉擇。

18.《堅定不移：穩健的貨幣與好的政府》，（美）保羅·沃爾克等著，徐忠等譯，中信出版集團2019年4月

作為美聯儲主席（1979—1987年），保羅·沃爾克馴服了美國經濟的“通脹野馬”，恢復了世界對各國中央銀行家的信心。本書不僅展現了沃爾克一生堅定不移、絕對正直、專業前瞻地追求經濟增長和金融穩定發展的歷程，更反映了國際金融與貨幣體系變革演進史，折射出世界經濟發展的脈絡。

但我們應當看到，不少讚頌沃爾克的文章都說他“敢於與整個世界為敵”，但是從他的傳記和回憶錄可知，這是一個非常表面化的現象。事實可能恰恰相反，沃爾克的偉大之處恰恰在於，在經過深思熟慮洞悉了時代趨勢之後，他能夠徹底改變自己原來的立場，並且將新的原則堅持到底。如果非要說他“一個人對抗全世界”，那也只是指他不懼阻力堅持推動改革，而不可能是指他對抗時代。

20世紀70年代結束佈雷頓森林體系和80年代以貨幣政策成功反通脹，被認為是沃爾克的兩大歷史功績。僅就前者來說，佈雷頓森林體系當時事實上已經不可能繼續維持，因此它的結束，不能歸功於沃爾克（事實上，沃爾克擔任財政部副部長的主要職責，原本就是維繫佈雷頓森林體系的運行）；沃爾克的貢獻在於，他儘可能地保證了前後兩個體系的平穩過渡，並且充分利用自己的專業學識、人格魅力，替美國爭取了最大利益。

19.《愛、金錢和孩子：育兒經濟學》，（美）馬賽厄斯·德普克等著，吳嫻等譯，格致出版社2019年6月

焦慮似乎已經成了新的“中國特色”，而最讓中國家長焦慮和糾結的一件事情，可能就是孩子的教育。育兒之所以會成為一個特別令人焦慮的社會話題或社會問題，在很大程度上與缺乏一貫的理性視角有關。

美國耶魯大學和西北大學的兩位經濟學教授馬賽厄斯·德普克和法布里奇奧·齊利博蒂兩人合著的《愛、金錢和教育：育兒經濟學》一書，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從經濟學的角度分析育兒問題的框架。兩位經濟學家秉承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加里·貝克爾開創的思路，揭示了家庭育兒決策背後的經濟機制和經濟規律。特別可貴的是，這本書視野非常開闊，討論同時跨越了時間和空間兩個維度，令人信服地闡明瞭經濟激勵和約束如何影響了不同國家的育兒習俗。

20.《棉花帝國：一部資本主義全球史》，斯文·貝克特等著，徐軼傑等譯，民主與建設出版社2019年4月

這是一部通過棉花視角，管窺近代資本主義發展歷程的史書。2015年，本書榮獲美國史學界的最高獎項班克羅夫特獎。作者哈佛曆史學教授斯文·貝克特在這部跨越400年，涉及七大洲的波瀾壯闊的歷史著作中，勾勒了商人、商業資本家、經紀人、代理人、國家官僚、工業資本家、佃農、自耕農、奴隸等諸多角色。這些人的命運是與近代資本主義發展緊緊聯繫在一起的，同時又在參與中塑造了現在這個存在巨大不平等的世界。貝克特通過剖析棉花帝國崛起的戰爭資本主義、工業資本主義、全球資本主義三個階段，讓讀者清晰地看到資本主義史如何與民族國家史、殖民史、販奴貿易史密切聯繫在一起，從而打開“現代世界”之門。

貝克特指出，棉花帝國一開始便駛入全球化的軌道。資本具有流水習性，總是向低成本的貧窮國家流動，以投資當地的棉花種植。在資本力量的主導下，棉花在全球的大規模種植，必定重塑棉花以及其它農作物種植版圖，也必將大量勞動力遷入工廠，其中相當一部分失地農民後來成為“無產者”。與此同時，棉花種植面積的飈增，又會打破原有農作物種植結構，徒增糧食安全隱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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