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劉永濟先生
01
劉永濟（1887-1966），字弘度，號誦帚，晚號知秋翁，齋名易簡、微睇，湖南省新寧縣金石鄉人。幼承家學，耽習文史。16歲應湖南道試，以第一名入學。1906年至1911年間，先後在長沙私立明德學校、復旦公學、天津高等工業學校、清華留美預備學校接受新式教育。1912年至1917年客居上海期間，從朱祖謀、況周頤研習詞學。1917年7月至1926年年底任長沙私立明德學校國文教員。1927年初赴瀋陽任東北大學文學院教授。1932年7月被聘為武漢大學教授。1942年至1949年間，長期擔任武漢大學文學院院長。1956年評為國家一級教授。著有《文學論》《十四朝文學要略》《屈賦通箋》《箋屈餘義》《屈賦音注詳解》《屈賦釋詞》《詞論》《宋詞聲律探源大綱》《唐五代兩宋詞簡析》《微睇室說詞》《文心雕龍校釋》《唐樂府史綱要》《元雜劇考》《國風樂府合選》《唐人絕句精華》《宋代歌舞劇曲錄要》《元人散曲選》及《默識錄》等。
02
國難之痛，民族情懷
“倦羽驚風，渺天涯寄泊，沉哀何地？殘夜夢迴，還疑醉歌燕市，冰霜暗憶胡沙，悵一霎，紅心都死。鴻唳，料征程怕近，長虹孤壘。”20世紀30年代，劉永濟曾作詞《惜秋華·任武漢大學教授》，表達對於東北失地的懷念。憂懼於神州危殆、牽念於民眾疾苦、寄情於學術探索、關切於後學成長，這些情感貫穿於劉永濟一生的為人為學歷程之中。
1928 年，劉永濟在東北大學任中國文學系教授。時值日本帝國主義侵佔東北的野心暴露，劉永濟經常慷慨激昂地向學生宣講民族大義，讓學生們懂得保衛祖國是每一箇中國人的神聖職責。
▲ 劉永濟先生
當外敵入侵、民族危難之時，劉永濟以填詞記錄世變、抒發胸臆，並將之作為戰鬥的武器。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以後，東北大學學生組成了抗日學生軍，學生軍的負責人苗可秀請劉永濟為他們作一支軍歌，他爽快地答應，寫下一首《滿江紅》，和岳飛的《滿江紅》一樣充滿了愛國主義激情。據劉永濟的長女劉茂舒回憶，“在從瀋陽搭乘難民車進關途中，父親一句一句教我唱這首軍歌：‘禹域堯封，是誰使金甄破缺? ……’他那充滿悲憤鏗鏘有力的歌聲，至今猶在耳邊迴響。八年後，父親在辰溪湖南大學短期講學時，看了學生排演歌頌苗可秀為國捐軀的壯烈事蹟的話劇《鳳凰城》，他不忍看到苗君死難情景，提前退場，感觸舊情，悽然成詠：‘無端皂帽落窮邊，曾見苗君正妙年，今夕氍毹表忠烈，如塵如夢最悽然。’‘萇宏碧血成秋燐，精衛冤魂塞海東，為問當年六千士，幾人還唱滿江紅。’”
1932年，劉永濟受聘為武漢大學教授。抗戰期間武大西遷四川樂山，劉永濟書寫的大量詞作，抒發當時師生共同的感情，滲透了對山河破缺的悲痛、對百姓苦難的痛楚，往往是做出一首便傳誦一首。當時大家最為稱讚的是一首《臨江仙》，認為是和著血淚寫成的：“聞道錦江成渭水，花光紅似長安，銅駝空自泣秋煙，綺羅興廢外，歌酒死生間。野哭千家腸已斷，蟲沙猶望生還，金湯何計覓泥丸，西南容有地，東北更無天。”詞作痛斥蔣介石集團在國家瀕亡、生靈塗炭之際仍尋歡作樂、淪大片河山於敵手，情調憤憊、悲愴，讀之令人落淚。
▲ 劉永濟先生手跡
作為古典文學研究專家，劉永濟一生研究屈賦，創穫甚多，但和一般人有所不同，他是把屈原當作憂國憂民、希望拯救國家於危難的辭賦家來研究。在著作《屈賦通箋》《屈賦音注詳解》之中，他總是強調屈原偉大的人格，強調他為了國家“雖九死其猶未悔”的精神。
劉永濟不慕權貴，潔身自好。1943年，朋友給他送來一張免費攝影券，拉他加入國民黨，他一笑置之，寫了一首《菩薩蠻》，其中一句“柔腸另有丁香結”，很婉轉地表達自己不願與國民黨同流合汙的心意。一次，四川樂山偽警備司令部的一個官員結婚，排場之大轟動了全城，不僅給劉永濟送去了請貼，還派車前往迎接。劉永濟很氣憤：“這班人也自知無賴，還想要我們去替他裝點斯文！”他託病堅決不去。對於他而言，真正做到了“愛國高於一切，其他無所縈懷”。
潛心問道，由博返約
劉永濟是武漢大學中國古代文學學科極為重要的奠基人和引路人之一，被譽為“五老”之首。他是中文系弘毅、篤實、尚真、求精傳統學風的重要締造者和體現者之一。
▲武大中文系“五老”（左四為劉永濟先生）
劉永濟治學的一個突出特點是由博返約。50年學術生涯的辛勤耕耘，他的研究範圍涉及文學、史學、文字學、音韻學乃至群經諸子、名物制度、版本校勘等領域，上古至明清，上下幾千年中國文學史各個發展階段都留下了他探幽賾微的真知灼見。正是由於他治學之廣、讀書之多，在研治古典文學時方能左右逢源、多所創穫。他的許多著作都是經過多年（有的長達30年）打磨完成的，厚積薄發，言簡意賅，幾乎無一不是精品：《文心雕龍校釋》被稱為二十世紀“龍學”研究四大基石之一；《屈賦通箋》則“於並世諸家中獨樹一幟”；《唐樂府史綱要》被譽為是迄今為止我國研究唐代樂府歷史的唯一專著；《詞論》對以往詞話進行嚴謹的去粗取精，並加以論釋、按語，闡明己見，新意迭出。
▲劉永濟先生著作
“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多聞缺疑，慎言其餘”是我國古代學術研究的優良傳統，也正是劉永濟的身體力行。他的著作沒有一部不是精心創作、反覆修改的，蠅頭細字，在稿本的天地頭上都批寫得滿滿，加以謄清，然後再改，為的就是求真。據著名古代文史學家程千帆回記，劉永濟曾向他講過《寓簡》中所記載的故事，歐陽修晚年改定自己的文章，用思甚苦，不是為了怕先生生氣，而是怕後生嘲笑，劉永濟說：“嘲笑還不要緊，但誤人子弟，問題就大了。”劉永濟曾贈給程千帆一副齋聯，上聯是：“讀常見書，做本分事。”下聯是：“吃有菜飯，著可補衣。”這副對聯也足可見出劉永濟治學為人的態度。
嚴謹立世，言傳身教
劉永濟治學嚴謹，到了晚年更是愛惜光陰， 天還沒亮就起床工作， 午餐後睡一覺， 又工作到夜深。他說：“我是把一天當作兩天過，但還是恐怕‘所為不及所欲為’。”一直到生命的最後一段時期， 他還為未能完成《屈賦學》的第五種和《文心雕龍辭典》而感到遺憾。
▲ 1962年的劉永濟先生
劉永濟教育學生既嚴格又充滿熱情，學生寫的讀書筆記，他都詳加批閱， 連錯別字也一一改正；即使臥病在家，到了該上課的時候，他仍然躺在藤椅上照常講授， 同樣堅持批閱學生作業。
古稀之年，劉永濟仍為研究生和青年教師上課，批改詞作和讀書筆記，傳授治學方法，還為本科生講授唐五代兩宋詞課。《微睇室說詞》是他晚年為中文系青年教師和研究生上課講解南宋詞人吳文英的講稿，吳文英的詞被稱為“夢窗詞”，在詞壇歷來號稱難懂，而劉永濟認為青年教師和研究生需要讀懂這些作品，對之加以詳細講解、分析。據他晚年帶的詞學研究生馬昌松回憶，劉永濟為了使學生弄清楚俗傳詩律中“一三五不論， 二四六分明”這兩句話的來歷和是非， 除了要學生閱讀有關材料外， 還要求圖書館設法從外地借來只在叢書《三續百川學海》中才有的《陽關三疊圖譜》，指導學生閱讀。
無論是對待學術，還是對待學生，劉永濟都可謂嘔心瀝血、 死而後已。
注：（部分圖片來源於網絡，文章內容整合自：《光明日報》 2018年6月9日 11版《劉永濟與程千帆的交誼》（作者：鞏本棟）；《喚回心底十年人——追念我的父親劉永濟教授》（作者：劉茂舒）；《武漢大學報》第1204期《愛國教授 國學大家——劉永濟先生小記》（作者：吳江龍）
03
劉永濟：今日治學易犯之過失
本文為劉永濟先生1946年2月18日
在總理紀念週上的演講
▲1946年的劉永濟先生（左三）
主席、諸位先生、諸位同學：
今日所講之問題，乃吾人切身之事。今且分作兩節講。
（甲）治學易犯過失之原因
1.昔人謂治學所要者才、學、識。本人之意，三者難俱，而識為甚。蓋才由天生，學以力致，而學力可以啟發天才，唯識必才、學俱到方有。治學之士與此三者，有一不足，則生過失。
2.昔人又謂習俗移人，賢者不免。此言時代、風尚影響學者思想之力甚大，一為所蔽，便生過失。如清代重漢學，遂以詆斥朱子為能；宋儒重理學，遂謂工文者為玩物喪志，是其例也。故曰：識時務者為俊傑。此語非趨時之謂，乃能分別時務之是非長短之謂也。
3.有此二因，故歷代治學者亦或不免過失，必待後賢糾正，而後無弊。因一代學術，為支配一代政治社會之原動力；學術有失，則一切皆受其害。此如兩晉之清談，北宋之黨爭。其初皆起於個人之學術，其卒也，害及國家。
（乙）今日治學易犯之過失為何
1.前論治學之過失，一由才、學、識難懼全，二由為時代習俗所蔽，今日治學之人，亦難出此例外。因今日有今日之習俗，而今日治學之人，亦未必人人皆才、學、識懼全者。並且就耳目所及，略舉近二三十年中治學之過失，以討論之。
2.此所指之學，自屬我國者。至治歐美之學者，不在此內。有無得失，乃另一問題非餘所及知，故置之不論不議之列。
3.今所舉之過失，亦只就其犖犖大者言，不能備，亦不能詳。至所以提出此問題之意，因今後建國事大，苟學術有失，影響亦大也。惟今所論及者，乃為何種過失而非何人過失，論事論理而非論人。所重在事理者，事理明，則吾人治學不致再蹈此失，是積極的而非消極的，是補救的而非指責的。故但舉事例，而不出人名，此點務須瞭解。
4.今且先舉過失之最著者七事，次討論其致此之故。
一曰以指為月 今人有病儒學為致弱之因者，其理由謂儒字本訓柔，從需之字又多為柔順、軟弱之義。如懦——駑弱也，鉓——弱也，濡——潤也，孺——孔子也之類是。不知儒家之稱，出秦漢間。而禮記儒行，謂“儒之言優也，和也，能安人，能服人也”。《周禮》太宰，謂“儒以道得民”。揚雄《法言》，謂“通天地人為儒”。許慎《說文》謂“術士之稱”。王充《論衡》，謂“能說一經為儒”。則皆從其性質功能立說，何來柔弱之義？且孔子以智、仁、勇立教，無怯懦之義甚明。而顯然以柔弱立教者，則為老子。然觀老子書中，柔勝剛，弱勝強，及柔弱者生之徒，剛強者死之徒等語，則是以柔弱為手段，亦非教人怯懦。由此言之，則謂學儒致弱者，不但不知儒，且不知道。一語而犯二失，尚何學之可言？是謂以指為月。指月之喻出自佛書，言人有不知月者，他人指月告之，其人誤認此指為月，是不但失月且亦失指。
二曰向壁虛造 昔唐道士杜光庭妄撰道書，時人遂謂憑空妄作者為杜撰。今人著書立說，杜撰亦多。而治甲骨文者尤易犯此失。因甲骨文原不易識，又難免雜以贗品。治此學者每任意立說，復根據此認識未確之字說古事，自不免鑿空。其極也，遂多怪論，有謂殷商尚無文化，舊傳古史不可信者，有謂殷人尚未離野蠻，且有吃人之習者，種種無稽之談，皆由而生。不知何以解於新出土之商代精美彝器，是謂向壁虛造。
三曰盲人摸象 近人治學，動詡為新方法，於是有取《論語》孔子答弟子自及當時人問孝、問政、問仁各章，以類排比，從而判斷之，謂孔子倫理思想、政治思想有此等此等諸義，自命為用歸納方法，驟觀之似有條理。不知《論語》所記孔子答問之詞，皆因材施教，必視問者之性行及爾時之事勢而定。問者十人，答以十義，問者二十人答以二十義。此十義、二十義，不可謂孔子言孝、言政、言仁之義已盡，必須統觀其學說之全部，參以後儒所論，兼用演繹法，推求其未備之旨，而後方能得其全體。苟不如此，則不免以部分武斷全體之失，是謂盲人摸象。摸象之喻亦出自佛書，言王命眾盲同摸一象，然後問之。摸得耳者謂象如箕，摸得牙者，謂象如蘿菔根。所摸之處不同，其言亦不同，而皆非象之全體也。
四曰以管窺天 近世治文學者，所失尤多，如以語法論文法，以散文法論詩歌，或且以外國文法論我國文法，一見不同，遂詆為不通。最佳之例，為論“紅豆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二句，即以散文句法論詩之失，不知散文句原與詩句不同，反謂老杜亦不通，而主改為“鸚鵡啄餘，鳳凰棲老”。不知此乃形容天寶未亂前長安之富庶與承平，通觀全首便知，非言鸚鵡何所啄，鳳凰何所棲也。宋詩話有人疑為倒裝者亦誤。今試以此二句改成駢文，則句意自明，且文從字順矣。此二句改成駢文，句法則為：紅豆啄餘無非鸚鵡之粒，碧梧棲老皆是鳳凰之枝。以啄餘形容紅豆之多，棲老形容碧梧之安。而鸚鵡之粒，鳳凰之枝又以見其富麗如此也。上下二句，各省去三字即成詩句矣。蓋駢文句法原與詩句相近也，由此言之，其非倒裝，更非不通明甚。此乃論者不知己見之淺，反以譏評古人，是謂以管窺天。
五曰矯枉過正 近人因清末文弊，作者皆無實學，以空疏詞句、搖曳生姿為桐城義法，以典故，堆砌浮藻為文選家數，俗濫可厭，遂一概抹殺之，雖古人佳篇，亦視同一例。又惡清代八股家徒以經書為獵取科名之用，遂謂經學可以不講，或又以經典中具史事，竟以史料視之，致失古哲垂教之意。其太甚者，且謂為帝王專制之利器，足以阻礙思想，於是變本加厲者，乃有禮教吃人之謬論。原其本意，不過思矯正清末之失耳。但立論過激，淺人復推波助瀾，而流弊乃生。今日舉國貪汙無恥之徒，所以自便私圖，毫無忌憚者，未必非此說有以階之厲也。是謂矯枉過正。
六曰比擬不倫 今人之習西方文哲學者，每喜以之比擬我國文哲學，而忘其不相類；初學之士，見其新奇，信而不疑，輾轉相傳，貽誤實大。夫心同理同，雖地域懸隔，其間非無相同之處，但亦自有相異之點。此可以同異言，而不可謂同者必優必是，異者必劣必非，尤不可強異為同也。今人有謂屈子《天問》中之思想為懷疑哲學者，有謂並無屈子其人亦如希臘作史詩之荷馬者。有謂白居易《新樂府》為寫實派者，有謂莊子書中有生物學理者，皆強異為同也，不可不辨。否則與清季人士謂西洋聲光化電諸科，我亦有之牽強附會者復何異。是謂比擬不倫。
七曰認賊作子 晚近以來，學術界有一最危險之事，即竊取日人治漢學者之說是也。不知日人謀滅我國，無孔不入，即治學之士，亦懷侵略之心。其講我國學術者皆存心破壞我國文化，喪失我人自信之心者。如謂我古史為偽造，謂我先哲有非漢族者，謂秦檜為忠於宋室，謂我西南各省為別一民族，皆欲詆譭我、分割我者。國人不學，又好異說，於是拾其牙慧，轉相販賣，不知正墜其術中。今雖日寇投降，漢奸就捕，而此種侵略陰謀，與文化漢奸，尚無知者，其害遠過於前舉六事，是謂認賊作子。
上舉七過，推其原因，略有四種：不自力學而喜出名，一也。厭平正之道而競新奇，二也。此二種屬之個人者。其屬於時代習尚者亦有二種：一曰當國體改革之際，革命之風甚盛，影響及於學術，遂不暇辨其是非，務推翻向來一切為快；二曰西學東來，淺嘗之徒，習其皮毛，自料不足見好於世，乃轉向故紙堆中討生活，以欺世盜名。此外又有以一己所遇之環境，推論古今，以一偏之思想及所好之學術測度古人之思想學術，亦難免不有過失。此最近二三十年學術界之不良現象。或謂當國家擾攘之際，乃學術變新之會，雖有不根之言，與怪異之論，乃為當然，原不足責，且此輩較墨守陳腐舊說，不求改進者，似尚勝一籌。然吾人苟欲求真知，欲得實學，欲學術果能變新，則必不能容其長此詭更任情而不衷於至當，不能令其惡影響及與國家社會，而不求補救之道，更不能坐視後來青年為其說所誤，亦猶今日政治不上軌道，論者不當以過渡時期應有之現象為之辯護也。此則餘今日所以討論此問題之故也。
原載《國立武漢大學週刊》第35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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