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與非罪的嚴格界限
全文3009字 | 推薦閱讀18分鐘
口感：黑咖啡
01、監獄民警執法風險的歷史變遷
（一）新生搖籃創立之初的刑事風險
新中國成立之初，公安民警負責監管改造日本戰犯、國民黨戰犯和刑事犯罪分子，當時，新生政權所存在的危機，也直接反映在監管場所的改造與反改造之間的鬥爭中。承擔監管改造的公安民警更是面臨著被暗害、遭誣陷的極大風險。
因此，其監管執法工作的危險性，曾被這樣形容：幹警們每天猶如坐在“火山口、炸藥包”上。
在國家經濟困難時期，為落實“不讓罪犯吃閒飯”的指示，各地監獄紛紛尋找能夠既讓服刑罪犯依法參加勞動，又能兼顧祖國建設和監獄經費的職責。
在組織罪犯外域勞動的過程中，雖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也曾走過不少彎路，監獄機關、監獄民警和服刑罪犯都為之付出了代價，這一段經歷可謂“教訓慘重”。但也正是因為有過這樣的經歷，為監獄機關規範執法積累了寶貴的經驗。
（二）改革開放之初監獄民警的刑事風險
上個世紀，改革開放給祖國帶來的經濟生機和機遇時，監獄接到了落實國家整治社會治安實施“嚴打”的任務。無論監獄的收押條件如何，例如監獄警戒設施、監舍床位、相應物質儲備、一線民警編制等，一律不能講條件，先收入監。
1、監管執法的刑事風險。隨著“嚴打持續深入開展，各地監獄相繼“爆滿”，直接給監管安全帶來極大威脅。各地監獄（區），一旦發生罪犯“鬥毆致傷（死）”“自殺”“脫逃”等事件，便會面臨嚴厲的自下而上的追責。
那些年代裡，部分省（區市）的監獄民警，甚至連工資都不能按月領取。相比之下，一些刑滿釋放人員，因為獲得政策的優惠和改革開放的機遇，成為了各地首批“萬元戶”。
尤其是《監獄民警六條禁令》頒佈後，一些盡職也不能免責的壓力，讓疲憊不堪的各級監獄領導和基層民警心存諸多疑慮。
2.財政保障監獄經費。1994年12月，我國首部《監獄法》頒佈實施，監獄民警的待遇保障、服刑罪犯待遇保障才開始得到法律保障。然而，全國各省（區市）政治經濟綜合發展程度不同，各部門對執法保障程度各異。因此，監獄民警的“皇糧”保障也是經過極為曲折的努力才逐步到位。
個別監獄經濟非常困難的時候，難以保障充足的培訓費用，以至於去接受警銜培訓（晉升警銜）的民警，毫無怨言地自己帶上培訓期間足夠的方便麵！這樣的事實，讓人們不得不對這樣奉獻精神的隊伍、警員充滿敬佩和尊重。
02、監獄民警執法普遍面臨的刑事風險
（一）崗位職責特殊性帶來的執法風險
近年來，涉黑、涉恐、涉毒、涉槍等罪犯律增加，“幾進宮”和“累犯”罪犯增加的形勢下，監獄如何保障執法公正、保障服刑罪犯合法權利行使，保障監獄民警執法的透明度，都是值得深入研究的問題。
當前，各地監獄的保障執法公正而實行的直接管理，對監獄民警的執法能力、識別、甄別罪犯人身危險性的要求提高，這使得一線民警的刑事風險成倍增加。
有這樣的案例：當班民警集合收工的服刑罪犯列隊走向飯堂，途中兩名罪犯突然產生爭執並迅速發展成鬥毆。民警立即上前制止，面對互毆的罪犯，民警不得不使用一定的力量才能制止，這致使一名罪犯小拇指骨折。當天，該民警就被檢察院帶走。
（二）一線民警編制帶來的刑事風險
監獄民警的編制，尤其是一線民警的編制，一直是長期呼籲卻得不到解決的“老大難”問題。
記得第一次去監獄的生產車間參觀，我感到非常驚訝，一百多名罪犯的室內勞動現場，僅3名民警（那個年代還沒有單警裝備、沒有齊備的監控設備）在值班。
我腦海裡迅速閃過電影裡罪犯暴動、襲警的畫面，不知道該感激民警的威懾極大，還是該慶幸服刑罪犯們遵紀守法。總之，感覺一線民警們執法風險太大了，人身安全保障都成問題。
更加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勞動現場罪犯發生事故，追究監區民警的刑事責任時，其中一條理由是“當時現場民警不足3人”，不符合監獄的相關規定，就是監區領導失職的“證據”！
無論現場有三人，還是不足三人，都是監獄民警面臨執法刑事風險的證據，都是監獄民警每天執勤時，明知可能冒著身體被傷害的危險而甘願奉獻、堅守崗位的證據。
03、疫情期間慎問監獄民警刑事責任
（一）監獄民警刑事責任認定的界限
認定監獄系統各級民警在防疫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肆虐期間，履行職責時是否構成“翫忽職守罪”，應當遵循以下判斷標準：
1、監獄系統（省局、基層監獄）正式收到文件或命令之初，是否存在延誤傳達或貫徹不力之舉。
當官方宣告（1月21日）會發生“人傳人”的警示之時，臨近鼠年，監獄系統依照規定步驟啟動重大節假日之前的安全防範。
只要監獄管理局或基層監獄領導，沒有延誤關於疫情文件的傳達，只要沒有故意貫徹落實不力，不存在追究刑事責任的前提。此時，監獄系統領導，若真有什麼過錯，例如，若存在對病毒的防範認識不足（非醫學界專家，當時仍然未能真正從是思想上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措施不力，造成服刑罪犯被感染的嚴重後果，應當承擔相應的行政處罰（比如：警告、撤職……）。
2、罪與非罪的嚴格界限。
即便是得知“人可以傳染人”的信息之後，監獄（戒毒、看守所等）這樣的封閉場所，領導只考慮到隔絕被羈押犯（嫌疑人、戒毒者、服刑罪犯），即阻止“大牆內外的接觸”，就是當時比較妥善的考慮。
然而，監獄領導卻忽略了另一個環節的預案和實施審查：忽略了對執勤民警感染後不知情、或者刻意隱瞞所能帶來嚴重風險的認識。
那麼，忽略了該環節，造成損害結果，就會涉嫌犯罪嗎？
我們以瀆職罪類別中的“翫忽職守罪”為例來分析，刑法第397條規定：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濫用職權或者翫忽職守，致使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重大損失的。本罪主觀上表現為過失。
2013年1月，實施的最高法、最高檢《關於辦理瀆職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一）》，從量化危害結果的標準，確定“重大損失認定的標準”。若僅從損害價值數量上看，目前發生罪犯感染監獄的損失，滿足量化條件。
3、嚴格把握過失犯罪認定要件。
我國刑法理論和實務界，對過失的解釋為兩大類型：疏忽大意的過失和過於自信的過失。所謂疏忽大意的過失,是指應當預見，因疏忽大意而未能預見。
監獄系統的各級官員和基層民警，他們並非專業的醫學界專家，在疫情突發的一個月之內（1月21日至2月21日），不能夠深刻預見隱身降臨的新型病毒危害和傳播方式，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和常識！
直至今天，在劉良教授及其團隊解剖了數具屍體（向捐獻者致敬）之後，全國戰役情數月之後，普通人，仍然不清楚病毒究竟如何傳播的，無論是傳說的15秒還是2秒……也只能做到戴口罩、勤洗手！
監獄系統各級民警仍然和普通公民一樣，並不滿足犯罪構成所要求的，因“疏忽大意”而未能預見，更談不上“過於自信未能預見”。面對新型病毒，監獄民警既沒有疏忽的基本知識，也沒有過於自信的知識儲備。是新型病毒！這是新型病毒！
（二）增強監獄機關刑事合規、風控能力
因此，無論是要求民警“應當認識”或者依法“推定認識”，都是強人所難，不符合刑事立法和司法解釋宗旨。主觀上的“非難程度”遠遠超出監獄民警道德和履職底線！
我們認為，監獄民警履職刑事風險極大，應當加強對監獄民警刑事風控的培訓指導，增強其防範意識和能力。
對於監獄系統各級民警，在本次事件中有過失、或過錯的，分別給予行政處罰是應當的、妥當的。
除非故意犯罪、刻意隱瞞導致罪犯感染的，應當追究刑事責任之外。否則，不能依照翫忽職守罪追究各級監獄民警的刑事責任。
閱讀更多 庭立方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