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也。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与人斗，不搤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其胜也。今陛下入关而都，案秦之故地，此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这是《史记·刘敬（娄敬）列传》中娄敬劝刘邦定都关中（长安）时所说的话。这句话说了定都长安的三个优势：
一是关中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在紧急状态下，短时间内可以武装大批军队；二是关中地区土地肥沃，可以为军队和百姓提供重要的物资保障。三是如果函谷关以东地区发生了动乱，退守关中是有保障的；而占据关中，争夺天下，也有着地缘优势。
既然如此，以中兴汉朝自居的刘秀为何选择定都洛阳呢？
一、刘秀称帝时的形势使然。
《后汉书·光武帝纪》记载：“行至鄗”，“光武于是命有司设坛场于鄗南千秋亭五成陌。（建武元年）六月己未，即皇帝位。燔燎告天，禋于六宗，望于群神。”“于是建元为建武，大赦天下，改鄗为高邑。”
《后汉书·光武帝纪》记载：“（建武元年九月）辛卯，朱鲔举城（洛阳）降。冬十月癸丑，车驾入洛阳，幸南宫却非殿，遂定都焉。”
由此可见，建武元年六月，刘秀登基是在当时河北地区的高邑（原名鄗）。当时，洛阳是由更始政权掌握。当年九月，更始政权的洛阳守将朱鲔投降后，刘秀于当年十月定都洛阳。
从这段记载可知，一方面刘秀定都洛阳时，洛阳地区临近敌方统治区域；另一方面刘秀当时的地盘主要在河北。既然如此，为何要定都洛阳呢？
在刘秀看来，如果要定都，一定要选择一个有全国性政治影响力城市。在当时最具全国性政治影响力的城市是无疑是西汉的旧都长安。可是《后汉书·光武帝纪》记载：“（建武元年）九月，赤眉入长安，更始（刘玄）奔高陵。”也就是说当时的长安掌握在赤眉军的手里，定都长安不具有可行性。如此一来，还有哪些可选择的城市呢？
当时，邯郸等城市已经被刘秀所掌握。客观地讲，邯郸是战国时期赵国的都城（赵都），影响力确实很大。但是赵都毕竟是一个诸侯国的都城，不是一个朝代的都城。之前，王郎也把都城设在邯郸，但其败亡了。
相比之下，洛阳当过东周的都城；西汉建立后，刘邦一开始是定都洛阳的；王莽时期，“以洛阳为新室东都，常安（长安）为新室西都”。所以，洛阳这座城市符合具有全国性政治影响力的标准。
二、统一战争的局势使然。
定都洛阳后，刘秀面临东西两面的敌人。东部有刘永等军事势力，西部有赤眉军（刘盆子）、隗嚣、公孙述等军事势力。面对东西两面的威胁，刘秀总的方略是先东后西。也就是先平定东面，再平定西面，而长安正位于洛阳的西面。即使是后来刘秀政权占领长安，也因为公孙述、隗嚣等割据势力的存在，导致了定都长安存在很大的不稳定性；而京都的不稳定必然会影响全局的稳定。
三、汉朝属于“火德”的理论使然。
据《资治通鉴》记载：“（建武元年）冬，十月，癸丑，车驾入洛阳，幸南宫，遂定都焉。”“（建武二年四月） 吴汉击宛，宛王赐奉更始妻子诣洛阳降；帝封赐为慎侯。”
也就是说，从刘秀定都洛阳，到建武二年四月，洛阳的名字一直没有变。但建武二年四月之后，《资治通鉴》就没有再提洛阳，直到《资治通鉴》记载：“（建武三年正月）辛巳，立四亲庙于雒阳，祀父南顿君以上至春陵节候。”此时的洛阳已经改成了雒阳。
所以，洛阳改为雒阳，很可能是建武二年四月以后到建武三年正月之间的事情。
问题是刘秀为何要把洛阳改名为“雒阳”呢？
《后汉书·光武帝纪》记载：“（建武二年正月）壬子，（刘秀）起高庙，建社稷于洛阳，立郊兆于城南，始正火德，色尚赤。”
《魏略》记载：“诏以汉火行也，火忌水，故‘洛’去‘水’而加‘佳’。”
王莽时期，采纳了五行相生的理论来解释朝代兴替。即：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也就是虞土、夏金、殷（商）水、周木、汉火。
汉光武刘秀开创东汉，接受了汉朝是火德这一理论。既然汉朝是火德，而洛阳的洛字带水，火德忌水。所以，刘秀把“洛阳”改为“雒阳”。既然雒阳的名字已经与东汉王朝的兴衰紧密地结合起来，那雒阳作为国都的地位那可是不能轻易动摇啊。
四、前车之鉴的“教训”使然。
在东汉之前，王莽的新朝和刘玄的更始政权都定都长安，可情况与之前娄敬所分析的不一样。
比如，据《后汉书·光武帝纪》记载，更始元年六月，王莽的主力部队在昆阳之战中被打垮。“（更始元年）九月庚戌，三辅（关中）豪桀共诛王莽，传首诣宛。”
据《史记》记载，娄敬提到：“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也。”可昆阳之战后，王莽短时间内也没聚集百万大军啊。
据《史记》记载，娄敬又提到：“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可昆阳之战后，王莽也保住关中啊，三个月就败亡了。
再如，据《后汉书》记载，更始二年（24年），刘玄定都长安。“（当年）十二月，赤眉西入关。”建武元年（25年）十二月，“赤眉杀更始”。
据《史记》记载，娄敬提到：“今陛下入关而都，案秦之故地，此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可定都长安的刘玄没平定天下啊。赤眉军很快就攻入关中，刘玄最后被赤眉军所杀。
王莽、刘玄的败亡“教训”让刘秀对定都长安是否能保证长治久安产生了怀疑。
五、洛阳与长安的现况使然。
旧都长安经历了王莽败亡，又经历了更始政权和赤眉军等势力的统治，可谓屡经战乱，遭到了严重地破坏，在短时间内难以恢复。而《后汉书·光武帝纪》记载：“（建武元年）朱鲔举城（洛阳）降。”也就是说刘秀占领洛阳属于和平交接。所以，洛阳遭受的战乱损坏必然远小于长安。
而且旧都长安还有个特点，就是离少数民族的军事控制区比较近，经常要面临少数民族军事力量的威胁。
如《后汉书·光武帝纪》记载：“（建武）二十年五月，匈奴寇上党、天水，遂至扶风。”“（建武二十年）十二月，匈奴寇天水。”
而《后汉书·西域传》记载：“匈奴敛税重刻，（西域）诸国不堪命，建武中，皆遣使求内属，愿请都护。光武以天下初定，未遑外事，竟不许之。”
由此可见，刘秀刚刚平定了战乱，需要休养生息，恢复元气，对待少数民族军事力量的威胁采取的是守势，而不是攻势。而此时，一方面洛阳的损坏远小于长安；另一方面定都长安面临的军事压力大，且不符合军事上采取守势的策略；而位于函谷关以东、黄河以南的洛阳却具备了军事压力相对较小，并符合守势的需求。这样一来，定都洛阳的优势就非常明显了。
六、开国功臣的普遍意愿使然。
刘秀手下的开国功臣多来自于河北地区和黄河以南的颍川郡和南阳郡。洛阳虽然在黄河以南，但是离河北很近。而无论是河北还是颍川、南阳，在地域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在关东（函谷关以东）。定关东的洛阳为都城，不仅是离家近的问题，也关乎到本地政治势力对朝政的影响力。所以，定都洛阳是开国功臣中各方政治势力比较容易接受的一个结果。
七、“创革”与“中兴”之争的矛盾使然。
据《后汉书·张纯传》记载，建武十九年，张纯与朱浮给刘秀的奏言中提到：“虽实同创革，而名为中兴，宜奉先帝，恭承祭祀者也。”
如果说刘秀是“创革”就意味着刘秀建立的东汉是一个新的王朝。如果说刘秀是“中兴”就意味着刘秀建立的东汉是刘邦开创的西汉王朝的延续。
对刘秀来讲，一方面他确实平定了王莽末年以来的乱世，建立了东汉王朝；可另一方面，刘秀平定乱世也借助了人心思汉的形势。换句话说，如果刘秀不是刘邦的后人，他当不上皇帝；尽管刘秀是刘邦的后人，可如果不是赶上了王莽代汉以及之后的乱世局面，西汉的皇位按照正常的传承怎么也不会轮到刘秀。
针对这一矛盾，刘秀的原则是，一方面他不能否定祖宗（刘邦），所以他要“名为中兴”；另一方面，刘秀毕竟打下了东汉江山，所以他要确立自己这一脉在汉朝皇室中的核心地位；也就是要做到“实同创革”。
《资治通鉴》记载：“上（刘秀）自以昭穆次第，当为元帝后。”其意是说，按照宗庙中的辈分，刘秀应该继承的是西汉元帝的皇位。
《后汉书·张纯传》记载：“是时宗庙未备，自元帝以上，祭于洛阳高庙；成帝以下（汉成帝到汉平帝），祠于长安高庙；其南顿四世，随所在而祭焉。”
由此可见，刘秀定都洛阳，以继承汉元帝皇位的名义，将年代比较久远的西汉皇帝“祭于洛阳高庙”，而将年代比较近的西汉皇帝“祠于长安高庙”，同时又将自己的四世祖先 “随所在而祭焉”。这样一来，既兼顾了其他刘姓皇族的利益，也减弱了其政治影响，又巩固了刘秀一支在皇室家族中的核心地位，达到了“名为中兴”“实同创革”的政治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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