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生就業迎來最艱難時刻

延緩就業壓力,研究生緊急擴招

2月28日,教育部副部長翁鐵慧在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新聞發佈會上披露:今年將擴招碩士研究生,相比去年可能會增加18.9萬人,同時擴招專升本規模,同比爭取增加32.2萬人。


這一消息迅速成為各大媒體的焦點。


大學生就業迎來最艱難時刻


這實際上是在落實2月25日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精神。


此次疫情防控聯防聯控機制新聞發佈會主題是高校畢業生就業,這兩條擴招政策顯然是為了延緩大學生就業,換句話說,繼續上學,減少今年畢業生的就業壓力。其實此次發佈會的更多內容,是教育部與相關部門推出的一系列穩定大學生就業的政策與服務,卻被這條擴招的消息搶了“風頭”。


為何?顯然,在疫情防控逐漸轉入下半場後,社會經濟發展尤其是就業問題已經成為迫在眉睫的大事!


此前,教育部學生司司長王輝公開披露,2020年高校畢業生將達到874萬,再次創下歷史最高紀錄。其實,自1994年起,26年來高校畢業生總數一直在節節攀升,不斷刷新紀錄。


1999年大擴招,拉開了高等學校大發展的序幕,根據2018年教育統計公報,高校招生總量已經達到791萬。2019年,在高職大擴招的背景下,高等學校招生總量則進一步擴大至900萬人左右,中國高等教育快速從精英化轉入大眾化,進而達到普及化階段,高校畢業生在本世紀也隨之進入一個高速增長的階段。


前些年,一些媒體很喜歡用“史上最難就業季”這種標題渲染當年大學生就業的困難。我給很多畢業生說過:“你應該慶幸是今年畢業,不是明年,因為明年只能更難”。完全可以確定的是,未來高校畢業生總量還將繼續攀升。


大學生就業迎來最艱難時刻


874萬,這還只是畢業生的一部分。2020年,各類回國的留學生也差不多達到60萬左右,兩項合計就高達934萬人。這是一個什麼概念?


根據近年政府工作報告披露的信息,我國每年新增勞動力大約是1300萬,其中城鎮新增1100萬。這就意味著,大學生已經佔到城鎮新增勞動力的85%——“一個磚頭扔下去必能砸中一個大學生”。和2000年前後的就業矛盾是下崗工人不同,現在的就業矛盾徹底轉變為大學畢業生了。

大學生就業到了最艱難時刻

在大學生就業重壓之下,近年中國經濟開始了一輪換軌,轉型升級,從量的追求轉變為對質的追求,中國經濟從高速增長進入穩健發展階段,近10年GDP增速不斷下滑,去年達到了一個階段歷史最低值,僅有6.1%。這種態勢下,用人需求必然受到影響。與此同時,美國不能容忍中國的快速發展,揮舞關稅大棒,舉國之力打壓華為,中美貿易摩擦讓中國經濟雪上加霜。


正是在種種複雜背景之下,2019年3月兩會上,李克強總理出其不意地宣佈,高職擴招100萬。這一高校招生的政策,放在了政府工作報告的“民生”板塊,目的顯然是延緩高中畢業生以及轉業軍人、下崗工人、農民工等的就業需求,保就業意味濃厚。


用擴招延緩就業,並非今日之發明。


20年前的1999年,在亞洲金融危機背景下,高校大擴招的目的之一,也是延緩就業。那一年,高校招生計劃比前一年陡漲50%以上,淨增長52萬人,達到了160萬人。20年後,這一招再次被採納。


誰也沒有料到更嚴峻的“黑天鵝”來了:新冠肺炎疫情不期而至。


大學生就業迎來最艱難時刻

疫情恰恰爆發在大學生就業最關鍵的時期,為防控疫情,我們採取了最嚴格的管控措施,整個中國在一瞬間進入靜止狀態。無法實習,無法招聘,面試,更麻煩的是,受疫情打擊,中小企業尤其是用人需求最大的服務業幾乎陷於停滯,用人需求短期大幅萎縮。


就業形勢之艱難,幾十年來罕見,不僅因為需求萎縮,疫情也直接影響了實習面試等招聘關鍵環節。大學生就業已經到了最艱難時刻,沒有之一!


就業,往往是社會的穩定器,尤其是大學生就業,就更為敏感。


在2月28日發佈會上,翁部長介紹了教育部與相關方面採取的10餘條穩就業措施,如聯合幾家大型就業網站,推出了專門針對大學生的“24365全天候網上校園招聘服務”,24就是24小時不打烊,365就是全年推進。


大學生就業迎來最艱難時刻


教育部可謂拼盡全力,殫精竭慮,連擴招也用上了。

延緩就業是否可以解決問題?

對於通過擴招推遲就業的做法,一些擔憂與質疑聲音也再次響起:未來怎麼辦?


20年前的大擴招,也曾面臨這樣的詰問。有人公開質疑:未來上百萬大學生找不到工作怎麼辦?


幸運的是,此後的結果證明,當年的擴招是成功的,在延緩就業壓力的同時,為中國經濟的快速擴張提供了有力的人才資源支持,功不可沒!換句話說,當年的擴招暫時延緩就業壓力,但後續的社會經濟發展,用人需求的提高,有效消納了這一增量。在此後十餘年,中國經濟高速增長,基本保持了8%以上的增速,常年保持兩位數增長,最高時GDP增速達到了14.2%。


大學生就業迎來最艱難時刻

但20年後,時過境遷,這一做法邊際效益已經顯著下降,面臨艱難挑戰。


先說招生與供給。1998年,全國高校招生108萬人,高等教育毛入學率不足8%,升學矛盾突出。直到2001年,大學畢業生總數才超過100萬。


但到了2018年,全國高校共招生791萬人,本科招生總量超過400萬,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已達到48.1%,逼近普及化50%指標線,近一半省市高考實際錄取比例超過90%。在此基礎上,2019年再次擴招100萬,其難度可以想象。2019年高校招生工作一直延續到當年11月底,才勉強完成了這100萬高職擴招計劃。


再說就業需求的困局


通過經濟發展增加用人需求供給,沒有那麼容易了。從不足100萬高校畢業生增長至200萬,甚至400萬、500萬,還是好消納的,但到了近900萬,消納的絕對難度已經不可同日而語。


近十年,我國GDP增速持續下滑,雖然是在高位基礎上的下滑,但近年各地經濟的拉動主要還是房地產與金融,這兩類產業貢獻了增長數字,卻很難產生大規模的人力需求。


消納就業的主力還是中小企業。但和20年前不同,社會治理越來越規範、嚴格,企業稅費上鑽空子的可能沒有了,客觀稅負沉重。與此同時,國家也加大了對勞動者的保護,用人成本大幅上升,中小企業生存環境更加艱難。一位人力資源負責人給我介紹,僅僅以用人負擔為例,企業如果給一個員工發1000元工資,但實際支出差不多是1400到1500左右,附加的都是各種費用。


更為麻煩的是,我們的就業期望值是和學歷直接掛鉤的,這也是大學生就業難的重要原因之一。


20年前,一個專科生就已經很好,20年後,每年僅本科層次就招生400餘萬人。伴隨著擴招,就業壓力雖然得以延緩,但學歷也在不斷加碼,高學歷人數也在不斷增加,就業期望值不斷被推升。就業需求不旺,但高學歷人才供給卻不斷增多,很容易形成一個大學生就業的高位“堰塞湖”:高學歷層次的人越來越多,一旦經濟發展不如意,無法釋放更多需求崗位,很容易帶來更為複雜的社會情緒,不穩定因素。


大學生就業迎來最艱難時刻

因此,我們在著力發展經濟,努力解決需求崗位的同時,也需要在就業觀念上做必要的引導,提前削減這一就業心理的“堰塞湖”。


在特殊的文化與國情背景下,我們不自覺地把就業期望與學歷掛鉤:高學歷意味著體面的就業。社會輿論也出現所謂“人才高消費”的說法,本身就反映了這個觀念的根深蒂固。但在進入高等教育普及化的今天,這種觀念顯然是站不住腳的。


在上世紀80/90年代,中國高等教育還處於精英教育時代,大學生是稀有勞動力,上大學也就意味著體面的工作,因此80年代對大學生用一個詞形容:天之驕子。


但現在完全不同了。今年研究生擴招如果完成,那麼2020年研究生招生總量就已經逼近大擴招之前全國本專科的招生總量。2019年全國各省市高考實際錄取比例多數超過90%,也就是說在今天的中國,考不上大學變成一件很困難的事。在幾乎人人都可以上大學的當下,在85%城鎮新增勞動力都是大學生的當下,我們還要求大學畢業就必須有一個體面的工作,顯然是不現實的。


大多數大學生一定要清醒地認識到,在今天的中國,大學畢業只意味著你是一個普通勞動者,並不就應該有一份體面的工作。


當然,我們還有很多工作要做,比如提高高校的培養質量,比如對大學生就業服務體制的加強與改進,解決資源與職責錯位等

問題。


大學生的就業工作是一個社會問題,不是一個教育問題,也不是教育部門的主要責任。但新聞發佈會上,主要介紹畢業生就業相關工作和政策的,是教育部的翁部長,記者追問的,也是教育部的翁部長。來自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部的負責人,幾乎沒有太多講話機會。


現實中,大學生的就業工作,主要還是高校就業指導中心與各院系相關負責人在忙,是學校在忙,是教育部門在忙,壓力也基本都背在學校和教育部門身上。但學校和教育部門實際掌握的支撐就業的資源與政策都是有限的,資源與職責顯著不匹配,是錯位的。


一位高校就業負責人曾舉例說,學校承擔了絕對的畢業生就業壓力,但以前我們連基本經費都沒有,這些年才可以從學生相關費用中拿出一定費用用於學生就業服務,但對於龐大的就業服務來說,捉襟見肘。但同時,國家每年給相關部門撥付的就業費用至少有幾百億,是時候用於高校畢業生就業服務了,國家對就業的扶持政策與資源,也有必要直接和高校對接了,而不是還把支持重點放在下崗工人、農民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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