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644年，大明王朝的最後一個皇帝，明思宗朱由檢，在大明宮的煤山自縊身亡。身邊陪同的人，僅僅有一個太監。

朱由檢究竟明君還是昏君？這個筆者不敢斷言，但是歷代史學家但是有一個共同的觀點，那就是朱由檢是一個勤政的皇帝。一個勤政的皇帝，最後為什麼會落到身死國滅的下場？僅僅都是因為滿清，因為李自成的客觀原因嗎？難道崇禎皇帝自身就沒有缺點嗎？難道真如某些史學家所言，"崇禎帝非亡國之君，環境使然"嗎？今天就讓我們翻開史書，一起探討一下這個頗具爭議的皇帝身上究竟有著什麼樣的弱點。

朱由檢的勤政

明思宗朱由檢所繼承的明朝，已經是一個充滿矛盾和危機、行將滅亡的爛攤子。朝中政治黑暗而混亂，朝外農民軍的起義，已經發展到了波及全國大部分地區的大起義，而在關外，對後金的作戰每況愈下。朱由檢就是在這種內憂外困的情況下，登上了大明王朝這個業已搖搖晃晃的皇帝寶座的。

朱由檢面對這種嚴峻的形勢，他倒是沒有退縮，也沒有破罐破摔只圖一時之安樂。他反倒是勵精圖治，利用自己掌握的政權，作出了最大努力，企圖挽救明朝的頹運，但還是沒有奏效，最後以身死國滅而告終。

朱由檢為了能夠力挽狂瀾，挽救已是大廈將傾的明王朝，他自即位起，就一直是勤奮從政，不知疲倦，為了國事費盡心血，從這方面講，可以說他是明代歷史上少有的

朱由檢經常召見大臣，"面決庶政"，這種做法，他一直堅持下去，翻開關於崇禎時期的歷史書籍，此類記載比比皆是。他除了白天處理政務，晚上也經常幹到深夜。

當時的一個叫李清的官員，曾在《三垣筆記》中寫道:"凡下科疏，類硃批日時以防壅遏，多有子、丑時者，蓋批閱至丙夜不休也。勳哉!"

《烈皇小識》上也記載了朱由檢勤政的一個故事。說的是有一次，思宗去慈寧宮見明神宗的昭妃劉氏，禮畢"就便坐，俄欠身偃別榻"，劉氏"戒勿驚，命尚衣謹覆之，左右植立以俟＂。片刻之後，思宗醒來，"攝衣冠起謝曰:"神祖時海內少事。今苦多難，兩夜省文書，未嘗交睫，在太妃前困不自持如此!"劉氏聽後"為之泣下"。

這些還只是朱由檢的日常工作狀態。如果說遇上了軍機急事，他更是廢寢忘食。我們也舉幾個例子看一下。

崇禎二年(1629年)冬，因京師受到後金軍隊的威脅，他"憂勞國事，旨中夜數發"。後來，有一次畿輔地區受到後金兵的入犯，他下詔求言，"官民陳事者，報名會極門，即日召對"。

崇禎四年四月京師大早"，他"苧袍步禱"。

崇禎六年夏，"大旱"，他又"步禱南郊。迴鑾大雨，畿內活足"。

"步禱"、"南郊"按現在人的看法，當然是迷信，但是在那個時候，這可是朝廷大事，"國之大事，唯祀與戎。"這其實就是反映了朱由檢勵精圖治的精神。

朱由檢除了自己勵精圖治之外，也很重視任用有實際オ能的人才。他為了能迅速扭轉朝中頹廢的局勢，甚至提出了"濟變之日，先才後守"的主張。在這個思想主導下，他任用了一些非科班出身的人員，下面的兩個例子，雖然效果不佳，但是也說明朱由檢"不拘一格用人才"的態度。

崇禎二年(1629年)年底，後金兵¨逼都城"，有人推薦草澤義士曰申甫者，"有將才＂，這個申甫其實就是一個遊方僧人，但是他"好談兵，方私制戰車火器"。朱由檢聽到推薦後，立刻"取其車入覽，授都司僉書";"即日召見，奏對稱旨"，又"超擢副總兵，敕募新軍，便宜從事"。

但是很可惜，由於事出倉猝，申甫所募"皆市井遊手，所需軍裝戎器又不時給"，他受命不久便在作戰中死去，其新軍被殲滅殆盡"。

朱由檢還根據推薦，提拔了一個叫做劉之倫的四川人，把他由庶吉士ー下子提拔為兵部右侍郎，"副尚書閔夢德協理京營戎政"。情況大致和申甫差不多。

朱由檢為了能夠任用有真才實學的人，他甚至想著改革科舉制度。朝中當時也有不少有識之士，也認為應該破格擢升那些有能力的人。

崇禎三年(1630年)，御史王道純"疏陳破資格之說，言銓除、舉劾、考選，甲乙科太低昂，宜變通，則賢才日廣"。

崇禎九年(1636年)，山陽武舉陳啟新上書言:"天下三大病。士子作文，高談孝悌仁義，及服官，恣行奸慝，此科目之病也;國初典史授都御史，貢土授佈政，秀才授尚書，嘉靖時猶三途並用，今惟途，舉貢不得至顯官，一舉進士，橫行放誕，此資格之病也;舊制，給事、御史，教官得為之，其後途稍隘，而舉人、推官、知縣猶與其列，今惟以進士選，彼受任時，先以給事、御史自待，監司郡守承奉不暇，剝下虐民，恣其所為，此行取考選之病也。請停科目以絀虛文，舉孝廉以崇實行，罷行取考選以除積橫之習。"

這些官員的上言，正與朱由檢改革用人制度、打破過分看重進士資格積習的想法相合，因而朱由檢看後大喜，"詔所司立行"。

朱由檢的用人，不止限於進士出身的科舉，所以在他在位的期間，出任地方大吏巡撫的舉人出身者，數量遠遠超過明代以前的任何皇帝在位之時。

史載:"明世舉於鄉而仕至巡撫者，隆慶朝止海瑞，萬曆朝張守中、艾穆。莊烈帝(即明思宗)破格求オ，得十人。"

朱由檢為了打破用人唯重進士的局面，想了許多的方法，史書中對此的記載也可以說是俯拾皆是，簡單摘舉一些。

"重保舉"，"令兩京文職三品以下、五品以上，各舉堪任知府一人，亡論科第貢監＂，令"輸林科道"官及"撫按司道知府"，"各舉州縣官一人"，也不論資格"行換授"，允許宗室參加科舉、"還許以將軍、中尉"等銜，"換授文官"＂:"特設裕國足民科、奇謀異勇科"，大力"訪求徵辟"，"破格旁求"。

朱由檢的勤政還體現在他在生活上自我嚴格要求上面。朱由檢和大多數皇帝不同，他不貪戀女色。講一個小故事，說朱由檢剛即位不久，有一次在便殿中批閱奏章，忽然飄來一陣香菸，竟引發了性慾之感。他甚感疑惑，就走出宮殿，避開了香菸，那種感覺當即消失。

這原來是有宦官在暗處焚香，發出迷人的香氣。於是他便詢問太監這香是從哪來的。太監回答說是"宮中舊方"。他把太監斥責了一番，下令"毀之勿復進"，並深有感慨地說:"皇考、皇兄皆為此誤也!"

此時的朱由檢不過才十七歲，正是在兩性關係方面易於失控的青年時期，而他身為至高無上的皇帝，完全有為所欲為的條件，但卻能在這方面如此自我控制，誠為難得。

崇禎十五年(1642年)九月，按原定計劃"採良家婦女充九嬪，而刑科給事中光時亨請緩之，俟寇平舉行＂，明思宗馬上接受了這一建議。朱由檢在衣食日用方面，也是相當節儉。這些事在很多史籍中也有著很詳細的記載，不妨摘一些附下：

"上恭勤節儉，勵精圖治。自神宗以來，膳羞日費萬餘金，上命盡減，但存百分之一。舊制，冠袍靴履日一易，上命月一易。"

"上禁諸臣服飾袖長不得過一尺。宮中盡撤金銀等器俱用陶器。並諭誡諸臣，不得擅用金銀。"

綜上所述，朱由檢的這些勤政的表現，都是難能可貴的，這些優點對於挽救明朝的危機無疑發揮著積極的作用。但是，朱由檢身上，也有著嚴重的性格弱點，而這些弱點對於明朝的統治危機，又產生著推波助瀾的影響。

弱點之一：急於求成的心理，造成用法嚴苛

朱由檢繼承皇位時，年僅十七;崇禎十七年(1644年)去世時，也不過才三十四歲。他是一個名副其實的青年皇帝。但是他所面臨的局勢卻極為複雜。這就使他很容易的產生急躁情緒。朱由檢急於求治，他曾經說說這樣的話，充分反映出了他心情的迫不及待

"慎重即因循，何益?＂

但是世上的事物，往往是欲速則不達。處理國家政務更是如此，操之過急，只能把事情搞得更糟。朱由檢由於性急，在處理棘手的政務時，採用了急功近利的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辦法，結果不僅難題解決不了，反而越搞越大，於是遷怒於文武百宮，責備他們不能盡職盡責

崇禎二年(1629年)九月順天府尹劉宗周所上奏疏中所說:"陛下求治之心，操之太急。醞釀而為功利，功利不已，轉為刑名。"

崇禎二年(1629年)十ー月，河南府推官湯開遠在奏疏中說:"皇上急於求治，諸臣救過不給。臨御以來，明罰敕法，自小臣以至大臣，與眾推舉或自簡拔，亡論為故為誤，俱概奪成配不少貸，甚則下獄拷追，幾於刑亂國用重典矣。"

＂崇禎三年(1630年)，劉宗周又ー次上疏尖銳批評:"陛下以重典繩下，道黨有誅，封疆失事有誅。一切詿誤，重者杖死，輕者謫去，朝署中半染赭衣。而最傷國體者，無如詔獄。"

朱由檢沒有接受這些大臣的意見，這就使得有一些媚上的官員，在評議處罰事宜時，寧嚴勿寬，不敢為受寃屈的官吏說公道話。

崇禎八年(1635年)湯開遠在奏疏中指出這種情形說:"臣讀明旨，謂諸事皆經確核，以議處有銓部，議罪有法司，稽核糾舉有按臣也。不知詔旨一下，銓部即議降議革，有肯執奏曰"此不當處＇者乎?一下法司，即擬配擬成，有肯執奏曰"此不當罪＇者乎?至査核失事，按臣不過據事上聞，有原功中之罪、罪中之功，乞貸於朝廷者乎?是非諸臣不肯分別也，知陛下一意重創，言之必不聽，或反以甚其罪也。"

上面所述的不過是冰山一角而已，更有許多的官吏為了不受迎合朱由檢，甚至故意輕罪重判。

"但將應擬杖者擬徒，應擬徒者擬戍，應擬成者擬闢，則可不駁。"於是"一時諸司官無不以殘刻為事"。

朱由檢在位期間，對官員的嚴厲是有名的，可以說是明朝歷代皇帝之最了，他所誅殺的總督竟達七人，包括鄭崇儉、袁崇煥、劉策、楊一鵬、熊文燦、範志完、趙光撲。而巡撫更是多達十一人，這還不算一個畏罪自殺的。

"終崇禎世，巡撫被戮者十有一人:薊鎮王應豸，山西耿如杞，宣府李養沖，登菜孫元化，大同張翼明，順天陳祖苞，保定張其平，山東顏繼祖，四川邵捷春，永平馬成名，順天潘永圖，而河南李仙風被速自鎰，不與焉。"

朱由檢不止是對地方大員的總督、巡撫用法嚴苛，即使是作為"國之重臣"的閣臣，他們可是"貴極人臣，備受尊禮”，但是在崇禎一朝，卻被連殺兩人。其中的薛國觀，被"賜"自盡。當他奉命自殺後，"準取殮"的聖旨，更是遲遲不予發出，屍體被吊了兩晝夜之久，史書稱之為"真從來未有之慘"。

"輔臣戮死，自世廟夏言後，此再見也"。

崇禎當政的十七年中，由於罪廢相踵，使得官員的更換十分頻繁。比如說抵禦後金軍隊的前沿，薊鎮總督這個職務，曾經在半年之中，接連換了五個人。

崇禎十七個年頭中，兵部尚書換了十四人，刑部尚書換了十七人，內閣大學士更是在十七年中，換了五十人，就連百官之首的首輔，也被換了

朱由檢對百官的嚴峻刑法，目的在於"逼人趨事赴功"，但結果卻適得其反，因為百官為了"躲得法去"，"一齊委曲規避"，"不做事"，時人對此多有議論，就連他身邊的首輔，對此也是有著不同的意見。

"邊臣任事少，畏事多，固是時勢艱難，人多掣肘，亦因功令太嚴，恩威莫測，恐一干聖怒，則無功有罪，是以畏首畏尾，俱不敢做，即舉用一人，亦恐有受人營求、為人復官之嫌，所以蓄縮耳。"

弱點之二：剛愎自用的性格，造成身邊奸佞得志

朱由檢不是沒有獨立意識，而是太有獨立意識了，獨立已經演變成主觀了。他過於相信自己，不能虛心聽取別人的意見，遇事剛愎自用。正是由於朱由檢的自信，所以他的自尊心特別的強，最後變成了虛榮，只能聽誇獎，而不能聽批評。這樣一來身邊的正直之士就越來越少，奸佞之士就越來越多。崇禎二年(1629年)九月，劉宗周曾毫不客氣地說他:有所"擘畫，動出諸臣意表，不免有自用之心"

朱由檢即位後不久，由於大學土劉鴻訓曾說過"主上畢竟是衝主"，對他流露出了輕視的情緒，因此儘管劉是一個"銳意任事"的人，他也深為銜恨，"欲置之死"。崇禎二年(1629年)春天，明思宗終於藉故將劉充軍代州;之所以沒有殺死而僅充軍，還是多虧了"請大臣力救"的緣故的。

朱由檢對劉鴻訓的處罰，充分反映了他極強的虛榮心。剛愎自用再加上虛榮，使朱由檢只對合乎自己想法的意見感興趣。崇禎元年(1628年)冬，錦州兵譁變，督師袁崇煥請給餉，朱由檢"召問請大臣，皆請發內帑"。這時候"性警敏、善伺意指"的禮部右侍郎周延儒，揣知皇帝是不同意這樣做的，於是就獨自進言，以邀崇禎之寵。

"關門昔防敵，今且防兵。寧遠譁，餉之;錦州呼，復餉之，各邊且效尤。"

周延儒的這種說法，正好對了朱由檢的心思。於是不久後即"特旨"任命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參機務"。

崇禎四年(1631年)冬，朱由檢不顧輿論的反對，派遣宦官出守邊鎮，一時之間，朝廷大譁。而時任禮部右侍郎的王應熊，則在上言中為朱由檢此舉極力辯護，"語皆迎帝意"，於是明思宗對之大加"眷注＂，第二年進左侍郎，再過一年更"特旨擢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參機務"。

這些迎合朱由檢的"聰明"大臣，都得到了加官進爵的賞賜，還有一些不願意迎合朱由檢，敢於說真話的大臣，下場就很是可憐了。嘉善人錢士升，崇禎六年(1633年)九月被任命為大學士，九年(1636年)三月，鑑於明思宗為政操切，"因撰《四箴》以獻，大指謂寬以御眾，簡以臨下，虛以宅心，平以出政"。"其言深中時病"。

錢士升的進言，就讓朱由檢很不開心。僅僅過了一個月，朱由檢的報復就來了。朱由檢在他所上的另一個奏疏中寫下令其極為難堪的批語:"即欲沽名，前疏已足致之，毋庸汲汲。"

這裡所說的"前疏"，就是指《四箴》疏而言。錢士升見後，惶恐至極，連忙"引罪乞體"，朱由檢當即批准，一點也沒有挽留。朱由檢喜歡阿諛奉承，厭惡聽逆耳之辭，這便給了那些善於逢迎的奸佞之徒竊取官位的機會。咱們前邊提到的周延儒、王應熊

這些奸佞之徒竊取官位，對於明朝的政治，起著加速走向黑暗深淵的影響，因為他們對朱由檢的缺點，只會文過飾非，不但起不到諫錚的作用，反而會使朱由檢越來越狂妄自大。這裡講一個《烈皇小識》中記載，諷刺奸佞之徒的笑話。這個笑話的主人公就是崇禎年間，著名的佞臣，曾經也當過首輔的溫體仁。

"溫體仁，烏程籍，歸安人;王應能，巴縣人，同相濟。吳宗達奉行兩人意旨，毫無短長，時目為"片"。適禮部尚書黃士俊，丁未狀元;左右侍郎孔貞運、陳子壯，己未榜眼探花。京師為之語日:"禮部重開天榜，狀元、榜眼、探花，有些煌(黃，指黃士俊)恐(孔，指孔貞運);內閣翻成妓館，烏歸(烏程、歸安，指溫體仁)、王巴(巴縣王應熊)、篾片(吳宗達)，總是遭瘟(溫，指溫體仁)。＂(按:時溫、王、吳三人均在內閣任職)一時傳以為笑。

弱點之三：多疑的性格，造成宦官的專權

朱由檢為人多疑，他對文武百官基本上不信任。時人李清在其《三垣筆記》

＂上(指朱由檢)每閱章疏，必召皇太子同觀、且語之國:'凡閱科道疏，須觀其立意，或薦剡市恩或救解任德，此立意處。若鋪張題面，娓娓紙上者，借耳，無為所欺也。""

從上面的記載，我們不難看出，朱由檢對於士大夫階層，是極度不信任。不信任士大夫，但是還得料理國事，於是，就只能轉而重用身邊的家奴—宦官。

朱由檢在這一點上，自己並不十分避諱，曾經公開承認自己之所以會重用宦官，原因是因為文武官員老是糊弄自己，對自己不真誠。

"文武各臣，朕未嘗不用，因其蒙恂，勉用內臣耳"

當時的士大夫階層對於朱由檢不信任文武官員，信任宦官，大都持反對態度。時人楊士聰在明思宗死後曾就此評論說:"先帝(指明思宗)既以獨斷誅魏忠賢，收倒持之柄而自操之，遂謂此輩由我操縱，故厭薄朝臣，則以中官參之。"時人談遷也曾指出:"(明思宗)直謂三尺在我，此曹(指宦官)亦何能為!"

綜上所述，朱由檢在位期間，從總體上看，太監是受到重用的。這種狀況對當時的政治發生了什麼影響呢?按之當時的實際，其影響可以說是甚為消極，可以歸納出三點：

第一，引起了宦官與文官武將的矛盾。文官武將與宦官的衝突，當時時常發生。舉其中的一個例子。太監張彝憲總理戶工兩部時，建專署，檄諸曹謁見，禮視堂官"。工部主事金鉉恥不肯為，再疏爭，明思宗不聽;乃約兩部諸僚:私謁者眾唾其面。張憲得知，甚為惱火，即尋找事端，對之加以彈劾，金鉉因之"落職"而去。

第二，嚴重影響了文官武將的積極性。也舉一個例子。《烈皇小識》記載，崇楨十二年(1639年)發生的一件事情頗能說明這一問題:明思宗為了鑄錢，把內庫的許多銅器發到寶源局，其中有的是三代及宣德年間的文物，"製造精巧絕倫"。一些商人聽到消息，提出以銅千斤交換一千斤銅器，以使這些文物免遭"譭棄"。但負責此事的主事某卻不肯答應，說:"古器雖譭棄可惜，我何敢私為輕重?"商人繼續交涉;"宣銅下爐，尚存其質;至三代間物，則質清輕之極，下爐後，唯有青煙一縷爾。此則誰認其昝?"主事某仍不答應，說:"聖性猜疑甚重，若如公言，必增聖疑。如三代物不便下爐，則有監督內官，共同驗視，罪不在我。"於是，這批古器最終"譭棄殆盡"。商人所講的話，未必全部正確，但他們的主張卻無疑是正確的，對封建國家及商人都有利益。這個主事當然明白這一點，但是他為什麼會不負責任地拒絕了商人的主張，置封建國家的利益於不顧？其原因就是因為朱由檢重用、信任宦官，已經嚴重影響了外廷官的積極性。

第三，敗壞了軍政事務。

崇禎十一年(1638年)，真定巡按李模曾上《監臣貪肆非常》一疏，揭露真定分守太監陳鎮夷"貪婪暴虐"，據這個奏疏說的是陳鎮夷上任時，橫徵暴斂的情形，但是這種情況，絕對不是這一個太監僅有的，它是當時太監的通病。

"舊知識郭名揚先往保定迎接，饋銀三百兩"，因而"一到任，即題充旗鼓，關通賂賄，倚為腹心"。"營兵每月餉銀二兩二錢，乃每名扣除四錢、七錢不等"。"領兵上關，每名該行糧升半，止給一升。草每束折銀四分人已，馬多餓倒，以致兵土憤恨。槐樹鋪逃去馬兵三百餘名，鎮城又逃去二百名，佯付不知，支糧如舊"。"令郭旗鼓向每營將官索要(獻饋)三千兩"。"火功(攻)營將王震仲素負氣骨不肯應承"，"即終日提營中官役呵責"。王震仲無奈，"央郭旗鼓解說，送銀爐、銀如意各一件，羅緞、潞綢各十匹，馬二匹，驟頭，尚嫌不足"。對待地方官，則"箕踞漫罵，稍不遂意，開口提參。逼致生日饋獻，銀鑄壽星、爐爵杯盤及繡段等件，充斥衙署"。其實，當時派出的宦官，

《明史》在敘及這時的太監監軍時曾評論說:"請監多侵克軍資，臨敵輒擁精兵先遁，諸將亦恥為之下，緣是皆無功。"明史的這個論斷，可說是對明思宗重用宦官之惡果的一個簡明扼要的總結。

所以從上面的這些情況來看，崇禎帝朱由檢，雖然在明代諸帝可以說是很勤政的，但是他身上卻存在著許多的致命的弱點，歸納來說，一是急於求成，導致了"功令太嚴，吏苦東溼＂;二是虛榮而剛愎自用，給奸佞之徒鑽了空子;三是不信任百官，寄希望於宦官，正是這幾點，造成了明王朝政治的更加混亂。最後落得了身死國滅的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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