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京乐，1929年10月出生于陕西华县圣山乡潘塬村,属蛇。他声音宏亮,唱腔激情轩昂,每唱苦音至高潮时声泪俱下,情真意切,观众无不为之感动。是华县活着的艺人中独一无二的前声,被称为华县皮影的“活化石”，也是中国皮影艺人中唱功最好的一位明星。
潘京乐等着搭档们的到来 张韬 摄
母亲生了他姊妹六个,弟兄四个,他排行为四。小时候大名“顺寿”，是本村一位老先生用麻钱给他算的名字。因为自小头上害“秃疮”没有头发,所以人们都叫他“秃子娃”。“顺寿”这个名字一直就没叫出去。后来唱戏有了名,得有个大名，才另起了“京乐”这个名字。其实“京乐”原来当地人都称“经略”,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一些档案、文书、县志以及《活着》的电影里,还都称“经略”，但他的身份证上写着“潘京乐”，所以在我的记叙中给他正了名。
弄得师父没面子不打我打你呀
小时候门中有一位堂祖父,是上门女婿,叫宋文胜,皮影戏演得特别好。清末民初时,华县高塘塬上南堡子村有位叫“猪娃”的皮影艺人,也相当的有名气,所以人们把他堂祖父叫“假猪娃”,意为与猪娃齐名。潘京乐自小跟着堂祖父看皮影,对碗碗腔如痴如醉。12岁时因家境贫寒父亲就把他送到了大明乡东川王德兴家打短工,每日的工作是给王家的牲口割草。在那茫茫无人的原野上，一个人寂寞了便放开嗓子胡叫,一时儿吼几句秦腔,一时儿哼几声碗碗腔。村里人听到了,说这娃天生嗓音好,应当送他去学戏。14岁那年,父亲与母亲商量决定让他跟着叔父潘保华学唱戏。跟叔父溜达了一段时间,叔父发现侄儿确实是一块唱戏的料,怕跟着自己误了娃娃的前程,便介绍他到塬下拜当时最有名的前声刘德娃为师。半年以后潘京乐就能独自登台唱戏了。
秃子娃的戏唱红了,大家都说他天生就是一块唱戏的料,却不知他的学艺生涯是怎样的艰辛。他是在勤学苦练、挨打受气中成长为今天的著名艺木家的。魏凤男先生曾经给我说:“你只管欣赏艺人唱戏,你且没见艺人受气,看了艺人受气后再没人学戏。”他小时候看皮影戏时就亲眼见过秃子娃挨打。那时候秃子娃只有十五六岁,村里逮住了一个在公共山坡上偷树的人,罚他请一台皮影戏,唱的是《周仁回府》,秀子娃是“前声”,他师父坐在后槽打碗碗。他唱道:“奉承东蛮奴才以德报怨,他将我推虎口进退两难……”乡亲们直夸:“好!好!”有人说啥师父教啥徒弟,有人说秃子娃这两下子比师父都好,长大必定是个好把式……秃子娃听到观众的赞扬,越唱越得意,当他唱到“前思后想无主意,入笼的鸟儿也难飞……”时，“咚!”师父在他身后突然朝他的后脑匀狠狠地敲了一铜烟锅,只听秃子娃“哎呀”一声,唱声、琴声都停了,鮮血顺着脖子流到了秃子娃领子里。村里的大人忙从香炉里抓来一把香灰给他止血。师父训斥道:“说了多少遍,这阵子是周仁心里打仗哩，一阵是良心咬狼心,一阵是狼心咬良心,要唱出火煎汤煮的味儿来,你唱的平铺踏踏像流水,能行吗?”然后师父坐在了前边接着唱,秃子娃只好坐在后槽打碗碗。后来当人们提到这件事时,秃子娃感叹道:“唉,还不是着了看戏的活了(“看戏的人给我招来了祸”之意),都给我拍手叫好呢,还说我比师父强,弄得师父没面子,不打我,打你呀?”
潘京乐怀抱的这把月琴是师傅的师傅传下来的，已有100多年的历史。张韬 摄
1951年潘京乐在卢成福的鼓动下,一起去了西安南院门光明剧院唱戏,班主是华县东大街财东刘云峰,用的是他的戏箱。刘云峰不会唱戏,但特别爱好皮影戏，还能写剧本,他家的戏箱特别好,在西安,人人都夸他“箱子绝”。当时演一场皮影戏能挣十万元(旧币)相当于新币十元钱。一到礼拜天能挣到十七八元钱,当时的分红也按“六分账”,五个艺人加箱主,在西安演出没多长时间,土改运动就开始了，刘云峰家被划为地主,箱子也被没收了,从此皮影班社也散了伙。
演革命新戏是他一生最得意的时段
潘京乐回来后,就被请到了下庙的“合作皮影社”。解放前下庙就有由八户人家组建的合作社,当地人称“八大股”,后来置了一套皮影戏箱,组建了“合作皮影社”。因塬下学皮影的人很少，所以邀请潘京乐坐镇当社长。1955年以后“合作皮影社”改名为“红星皮影社”。这段时间在华县演一晚上皮影戏只能挣两三元钱。每个艺人分得四角钱左右。不久潘京乐就离开了红星皮影社。
1955年县里就有了所谓的四大班社,即光华社、光明社、合作社、民乐社,分别由魏振杰、王柄乾、潘京乐、李五喜为领班。
1957年县里成立了半职业性质的三大班社,即光艺社、光明社、光华社,潘京乐为光艺社社长。县里从保存在文化馆里“土改”时没收的皮影戏箱中拿出来了一部分,配发给了三大班社。
到了1958年“大跃进”的时代,华县十几个班社开始不同程度演新戏,但还夹杂着演老戏,而三大班社必须得按县里的要求演新戏,因为县里给他们发补贴,供应商品粮,配置戏箱,已成为“吃皇粮拿俸禄”的“公家人”了(有关档案表明三大班社当时被编为半职业性质剧团)。这时番京乐加入了共青团,乐得他高唱“千年枯树开了花,穷人戏子当了家”。怀着对党的无限忠诚和热爱之心,潘京乐大唱时代新编戏《穷人恨》《梁秋艳》《血泪仇》《寡妇改嫁》等。
潘京乐收藏的样板戏中的皮影 张韬 摄
有些新戏没刻好皮影,他白天就在田间地头以快板、眉户、秦腔等多种形式的小戏演唱。潘京乐至今谈到那段生活时仍显得非常的得意,颇有满足感。
他说:“那段时间是我一辈子中最畅快的。走到啊达人都认得么,公家也看得起咱。老娃娃不能演新戏,新娃娃又刻不出来,文化馆里叫的人刻理哩,不管咋的,县里先尽我用哩。公社寻我人团哩,我说不会写申请,人家就说不要申请了,给我就弄了
个团员。农业社里不要你做啥啥儿,啥心也不操。那时候没有计划生育哩,唱的是(婚姻法》,梁秋艳是咱这达的事么,人爱看得很。那时候啥啥也不想,光想着把戏唱好哩。
“唉,如今毕咧,毕咧,啥啥儿都毕咧。”
1962年党的下放政策使潘京乐和三大班社的“皇粮”供给终于断了线,使他们从半职业剧社转为业余剧社。
1962年12月以后,以李五喜为首成立了光庆社,加上原先的三大班社,人称新四大班社。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四大班社的老皮影戏箱和其他一些班社的个人戏箱又一次被县里没收,仍保存在文化馆的库房里。因比皮影班社被迫停演,但是潘京乐的光艺社在县里的支持下开始排练样板戏,许多艺人因演老戏受到批斗,而潘京乐参加了宣传队,样板戏演得不仅在县里出了名,而且在省里也小有名气。“文革”期间陕南汉中地区慕名邀请他去演皮影样板戏。在县文化馆干部卢青的带领下在汉中演了几十天的样板戏。当时演出的报酬是交钱记工分,一个劳动日要交一元钱左右,因为他娃多,负担重,县里特意为他开了个证明,让他只交四角钱就计一个劳动日。
说到样板戏,潘京乐说：“多亏当时来了个李振岳老师,样板戏的人物都是专用的,不能混用,一个角色就得刻一把影子,没人会设计。”李振岳是常州日报社的专业美术干部,早年毕业于上海艺专, “文革”一开始,就被下放回到华县金惠乡毛沟老家了,后来被文化馆请去设计皮影样板戏。当时刻皮影的人很少，刻出来的新皮影，县里先派发给潘京乐使用。这也是他的样板戏演红的一个重要原因。
写检査不慎招来了更大祸害
到了“文革”后期,潘京乐的戏和人似乎都没有当年那么红火了,地位低了,社会影响也小了。他只是一位民间皮影艺人,而且这时候看皮影的人也越来越少了。1975年秋,下庙公社滨坝大队从新疆来了一位探亲的老乡,他因自小喜好皮影戏,便托人到塬上请潘京乐的班子来演戏。当潘京乐和刘文信路过下庙时被公社书记碰见了,人家盘问他们是干啥的,从哪儿来的,潘京乐没吭声,刘文信却回答说:“是塬上京乐的皮影班子,来滨坝演戏。”书记说:“演什么戏,我怎么不知道?”向来老实寡言的刘文信说:“演啥戏我也不知道,等到了村里,主人叫演啥我们就演啥。”书记觉得刘师傳没把他放在眼里,带着强硬的口气说:“叫演啥就演啥？叫你演牛鬼蛇神你也演吗？”吓得刘文信没敢再吱声，赶快去了滨坝村。书记派公社武装干部带了几个民兵追到了滨坝村要扣皮影戏箱。在群众的阻挡和队长的好言相劝下,武装干部同意先把戏演了再说。队长高兴地将武装干部和民兵请到了新疆老乡的亲戚家中吃喝招待了一顿。戏完了,箱子还是被扣走了。那位武装干部说，不扣戏箱他给书记无法交差。
潘师傅遇到不公的待遇,感到十分沮丧,无奈之下,求姜田大队支书姜尚文去公社讨要戏箱。姜尚文与公社书记很熟,好言之下书记让潘京乐写个检查,好给自己一个台阶下,潘京乐不识字,姜尚文替他写了份检查。在姜尚文心目中,潘京乐在县上那么红,肯定是个共产党员,因此就以一个党员的名义写了一封检查。公社书记一看,潘京乐是共产党员,便当面批评说:“你还是一个共产党员,怎么一点觉悟都没有?公社盘查你们,是阶级斗争的需要,是警惕性高,你们还不服?”老实巴交的潘京乐赶忙说:“我不是党员。”这下可把公社书记更加惹恼了,连姜尚文也收拾了一顿,说姜尚文和牛鬼蛇神一起欺骗组织,要求写出深刻检查。戏箱没要下，反倒贴上了姜尚文。
时隔不久,省棉花公司要在华具召开现场会,县上要求文教委组织一场皮影演出。文教委听说京乐的戏箱被下庙公社扣了,便去从中协调帮潘京乐要戏箱，书记不答应，他们又提出将箱子先借给文教委,等戏演完了由文教委负责归还公社,恼羞成怒的公社书记还是没答应。
上世纪80年代华县农村的皮影表演 张韬 摄
到了第二年,潘京乐在华县街道上偶然碰到了已经调往外地就任县委书记的吴某(原华具革委会主任),吴书记关心地问潘京乐皮影的演出情况,潘京乐激动得哭了，并向老领导说明了真情。吴书记当面写了个条子,让去拿戏箱,但他一个人死活不敢去,还是请了姜尚文一同去找公社书记。这一次公社书记的态度温和多了,没有像上次那样凶狠,两人便顺利地将箱子讨了回来。从此,潘京乐不再乐意去塬下演戏,他觉得下庙让他丢了人,也伤透了他的心。（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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