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认为“我”即所谓“心”或“识”，此“自我”或“灵魂”是永恒不灭的实质。相信一个人有灵魂，在佛陀说教中看做是一个难以消除，为人们所特别喜爱，为多数思想派系所固执的问题，这种特殊信仰即使在现代也很顽强。事实上释迦牟尼很明确的否定了不变的“识”——“灵魂”的存在。
识的生灭无常：佛陀看来，与其认心、意或识为“我”，还不如认物质色身为“我”。因为色身似乎更坚实；心、意、识远比色身更加变幻无常。
识的因缘而生：一个名叫嗏帝的弟子，声称世尊曾教他：“轮转飘泊的，乃是同一不变的识。”佛问他所谓的识是指什么，嗏帝给出了一个典型答案：“它就是那个能够表现、能够感觉、能随处经历一切善恶业报的东西。”世尊训诫他说：“你这愚蠢的人！你听我对谁这么说过？我难道没有设法解释‘识是因缘所生，离开因缘条件，就无所谓的识’吗？”佛陀解释识是如何依生起的因缘不同而得名眼识、耳识、鼻识、味识、身识、意识。他又比喻说：“以木柴燃烧的火叫做柴火，以稻草燃烧的火叫做草火……识也是从使它生起的因缘得名。”
没有离开物质而独存的识：佛陀毫不含糊地宣称识是依色、受、想、行四蕴而生起，不能离此四蕴而独存。他说：“识可以以色为方便、以色为对象、以色为给养而存在，并且为乐此不疲故，它可以生长、增进、发展……（受、想、行同理）”“如有人说：我可以显示识的来、去、消逝、生起、成长、增进、发展，而与色受想行无关，那他所说的东西根本就不存在。”所以识不是与物质对立的绝对精神。
佛在人间：佛陀从不以神灵或神使自居，“我今亦是人数”。佛教不是神教那样说为神的启示；乃以人间觉者的教化而达安乐和清净。“诸佛皆出人间，非由天而得”。他曾说，弟子接受他的教导，却并非所有人都能成就，“婆罗门，对此我能做什么呢？婆罗门，我如来只是指路的人。”
慈悲与无私：佛陀的慈悲在其言教中随处可见。拔耆国有位名为狮子的将军，他本是耆那教的豪华施主，当与佛见面后非常欢喜钦佩，要求成为居士弟子。佛陀答应后，劝他不要取消长久给与耆那教徒的布施。吠舍离发生瘟疫时，佛陀冒着被传染的危险，身入其境以化导。对于门徒，佛陀同样予以无私关怀：他亲自照料生病的比丘，为失明比丘缝衣服，为重病比丘洗灌，向小比丘忏摩……他的护法居士虽不乏权贵之人，但他身无分文，始终三衣一钵行脚乞食。他祥和安宁，从不愤怒、悲伤、嫉妒，没有任何自私与傲慢。即使受到诽谤迫害，也从不起仇恨；受到称颂也毫不得意。他赤足行走于恒河两岸各地，四十五年说法不倦，通过自己的言行化导有情，从不希求任何回报。
不以统领者自居：佛从不视自己为僧团领导者，也不愿别人这么看待他。“我不摄受众”，“同坐解脱床”。他以身作则：自己建房，自己洗衣扫地；五日一行比丘之房。阿难在说法，佛忘病而起身听之；听到堂中说法，佛便站立在户外。众僧按律自恣时，佛说：“我若有过错，欢迎大家揭发！”他让弟子不要不好意思向他请教，“应以友人与友人请问”。姨母以新衣施佛，佛让她施与众僧：“施比丘众已，便供养我，亦供养大众。” 频婆娑罗王以竹园施佛，佛说：“但以施僧，我在僧中。
”关于谈吐：佛陀侍人谦逊有礼，对主动上门的辩论者，他总是心平气和地与他们讨论。他的态度是理智而非感情的，对来求教者总是顺应谈话的对象，循韬善诱，引发别人自作思考。他不喜欢向他们发表滔滔讲演，也没有无意义的话。他善于用比喻，从生活中选取来的比喻来阐述比较难懂的佛教教义。他的谈话很富于幽默感，例如他会用挖苦讽刺口气讨论婆罗门教。
扬弃时代思想的深见：佛陀打破婆罗门的第一因论和非婆罗门的共因论，立互为因果的缘起论，这接近辩证法；又承认业力，有反唯物倾向；以缘起为本，无神我为世界主宰，无神我为个人灵体，又倾向无神论；东方虽衍出反吠陀潮流，但颇嫌于神秘和苦行的极端。释尊以中道为解脱行；慈和不失其雄健，深思而不流于神秘，淡泊而薄苦行。以世间为无我的缘起，反侵略而唱无诤，辟四姓而道平等；崇善行以代祭祀万能，尊自力以斥神力、咒力。是对六师外道以及婆罗门的彻底扬弃。
超越思辨的如实修证：六师外道以及婆罗门都以本体论为依据，但佛陀学说否定本体论的价值，有位青年曾请教了十四个问题（十四无记）， 牵涉到世界本质、身心关系、人死后续存与否等哲学问题，是当时印度思想界经常讨论的不解之谜。佛陀一概避而不谈，理由是这些问题无关人生实际，无法以讨论得到解决。是束缚人的枷锁，使人困惑痛苦，对于修道解脱毫无意义。即使他在说法中也运用哲学，但他认为哲学应解决生死切身问题。佛教以实际修证而超越哲学思辨。
意义：佛教是释尊本其独特深见，应人类的共欲，陶冶印度文化而树立。佛教蕴藏着许多新文化的萌芽，从而成为后来印度新思想的代表。后起六派哲学的思想分化，宗教制度与社会秩序在东方崛兴中动摇；佛教的传布冲过恒河上流，到达印度河流域；孔雀王朝的阿育王时代，摩竭陀中心的大帝国达到非常的隆盛。佛教也进而为印度国教，弘通到印度以外。
閱讀更多 科技生活快報 的文章
